陈 静，段 赟

（华北电力大学 法政系，河北 保定 071003）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所取得的生育促进效果较为有限。相关研究指出，家庭经济压力和照料能力成为制约人们再生育的突出因素［1］，其中，育儿分工已成为家庭民生难点，尤其是父亲参与婴幼儿照料问题。父职是由社会建构的关于男性怎样做父亲的理念与实践，它是社会生态结构的产物，包括个人、群体、社区、社会政策与文化层面。［2］在0～3岁婴幼儿家庭照料中大多以母亲养育为主，父亲主要是提供经济支持的方式参与儿童的抚育，在儿童照料与陪伴过程中参与程度较低。双职工家庭父母双方由于工作时间挤压了儿童照料的时间与精力，没人带孩子或依赖于隔代抚育成为家庭育儿中的突出问题。我国为鼓励生育颁布了相关的育儿配套政策，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育儿分工在实际生活中的差异性，育儿支持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不明晰，实施过程中对家庭友好型育儿支持政策的设计欠缺，对促进父职参与婴幼儿抚育的实操性设计缺失。［3］作为人生的起步阶段，婴幼儿照料与早期的教育引导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投入精力与时间，如何兼顾工作和育儿，促进家庭协作式育儿模式中的父职参与应引起重视。

二、文献回顾

（一）分析框架：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家庭友好型婴幼儿照料支持政策

蒂特马斯认为，社会、财税和职业福利相互配合形成并共同维持福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