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与晋绥救灾支前

2021-10-12杨晓哲

党史博览 2021年10期

关键词：分局粮食

杨晓哲

1940年8月，李井泉与358旅旅长张宗逊（中）、政治部主任金如柏（右）合影

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重回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领导晋绥军民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竭尽全力支援前线，为西北和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晋绥成为陕甘宁的唯一后方和保障中心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发起重点进攻后，陕甘宁97%的地区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摧残和破坏。与之一河之隔的晋绥，成了唯一后方和保障中心。

鉴于敌我兵力悬殊，中共中央曾计划全部迁往晋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此之前，驻扎在瓦窑堡至清涧一带的中共中央机关，已陆续向晋西北转移。

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两天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通知晋绥军区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中央决定全部先后转移到晋绥，晋绥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5旅过河接应，保障转移安全。

25日，中共中央通电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各地负责人，告知：“我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

当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西北野战军前身），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31旅主力并活捉旅长李纪云，陕北战场首战告捷。

27日，中共中央致电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改变全部迁往晋绥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随后，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等领导，途经晋绥前往华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4月11日，中共中央电告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和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人：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

中央后委的工作机构，包括中央军委情报、通信、机要、秘书等单位，如军委一局（小部）、二局、三局，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办公厅、立法委员会、城市工作部、情报部、外事组、总卫生部、交际处、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杨尚昆回忆，中央后委有3000人，“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三个行政村和十二個自然村”。

除了中央后委，还有其他一些中央直属机关单位和家属，总数超过了2万人。一时间，晋绥解放区黄河东岸一带，电报声声，炊烟袅袅，人来车往，热闹空前。

如此众多机关单位来到晋绥，其安全、办公、交通、粮食、战勤、马匹、草料等方方面面，都要依靠晋绥。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做了大量工作，从选址到生活，从警卫到运输，调配有限资源统筹安排，在不影响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前提下，努力做好服务。

事后，叶剑英和杨尚昆向中央汇报说：“此次大批人马来到晋绥，当然使晋绥的粮草、财政等增加支出，同时动员（晋绥）军区、分区、各机关牲口（分局决定不动员老百姓的牲口，免误农事），使各机关的运输计划不无搞乱一些。总的说来，晋绥方面对中央直属机关的照顾，是尽了自己的力量。”

此时晋绥成为陕甘宁的大后方。8月，国民党军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全部县城和大部村镇，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也东渡黄河撤到了临县。

救济灾民，是摆在李井泉和晋绥分局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1947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在国民党军队疯狂破坏下，加之特大自然灾害，遭到毁灭性打击。

时任晋绥联防军后勤部部长的白如冰在《后勤会议汇报提纲》中说：“由于敌人的残酷及其初期的优势，差不多全边区百分之九十七的地区（只有几个镇子未到）都遭到敌人的摧残蹂躏，老百姓多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务——盆盆罐罐、粮食牲口，被敌人吃的吃、抢的抢、烧的烧，差不多糟蹋殆尽。”

时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华北财经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十年建设，一年便打垮和打烂了。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又回复到苏维埃时期的困难状态了。”

陕甘宁《边区政报》曾记载：“边区十分之九以上的地区和一百五十万人民，惨遭胡匪洗劫与蹂躏。”

与1946年相比，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减少约25%，粮食产量大致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减少70%以上，劳力减少20%左右，畜力约减少30%。作为边区主要副业的家庭纺织业，减少70%以上。

除了国民党军破坏，1947年西北遭遇40年不遇大旱，陕甘宁边区粮食严重歉收。“据各地报告，今年边区耕地面积减少约三百五十万亩，收成不及去年一半”。加上国民党军大肆破坏，灾民断粮，不得不纷纷逃向河东。

贺龙通报：“仅（绥德）警备区受灾人口超过四十万，到河东的就有好多万。”贾拓夫报告说：“神府新老区之灾荒，亦不下榆林一带。”“现在完全没有粮食。公家没有吃的，老百姓也纷纷向河东逃荒。”

《晋绥革命根据地史》记载，至1948年初，“陕北葭县、镇川、米脂等地数万灾民相继渡河逃难至晋西北兴县、岚县、临县等地”。从河西进入河东的灾民，高达数万人。

灾情不分地域。此时的晋绥，同样受灾严重。

晋绥边区专员会议决议中写道：“边区今年遭受普遍旱灾，入秋以后，有些地方又遭到风雹水灾与冻灾，因而粮食收成大量减少”，“有的地区收成仅及二成，灾情轻的地区收成可达五成、六成，一般收成仅及三成半到四成”。

贺龙介绍说：“朔县十几万人口，一点收成都没有。神府、平鲁也没有收成。偏关、神池有一部分地也没有收成。岚县最好，也只收到二成。”

《晋绥日报》曾报道：“晋西北（包括陕北之神木、府谷、神府三县）由于一九四七年春夏亢旱，入秋早冻，加上虫雹灾，以致约四十六万人口地区没有或极少收成，一百九十余万人口地区普遍歉收，造成数十年来所未有的灾荒。加以新区及边缘区受国民党匪军毁灭性的破坏，人民生产资料和生产的损失严重。一九四八年春初，即有不少灾民完全绝粮，大部分灾区人民因缺少口粮和种子，不能进行春耕。”

天下农民是一家，接济灾民不分彼此。大灾之年，“晋绥边区行署向有关专员、县长发出通令，决定在陕甘宁、晋绥两区未定出有组织的移民办法之前，各地对已移来或陆续移来之难民，均应予以接济安置，争取不饿死一人”。

1948年初，贾拓夫从陕北去晋察冀开会，途经兴县时向中央报告：“此间分局每天招待灾民吃饭人数已超过机关人数。我亲眼看到在兴县政府门口，灾民纷纷不断要求救济，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此间分局”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

救濟灾民，是摆在李井泉和中共晋绥分局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晋绥经济面临的困境

急需钱粮之际，晋绥经济正承受重压，入不敷出。

1947年初，国民党傅作义部、阎锡山部与胡宗南部配合进攻延安，分别将晋北大同、左云、右玉和晋中平原占去，使晋绥“无论在公粮税收上均遭很大损失，即在物资调剂上也受很大困难”。晋绥边区当年实际财政收入还不到预算收入的60%。

一边是支出大幅增加，一边是收入严重缩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晋绥分局面临严峻考验。

1947年6月至7月，晋绥分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有许多地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又被称为“地书会议”。

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在会上决定，为战胜灾荒救济灾民，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少公费开支，核减党、政、民各单位日常经费，少发直至停发伙食费，号召减少每日伙食定量，节省粮食。

按照分局部署，7月1日晋绥行署发布了《关于降低供应标准的通令》：

自入春以来，久旱无雨，最近虽已降雨，但夏已无收成，秋禾仍难保捉苗，虽有些地区落了透雨，但收成亦已大减。

关于行政村自然村公什费之决定自七月份起，按照原规定米的标准，行政村降低百分之五十，自然村降低百分之四十（即原规定行政村每月小米三十五斤，现减为十七斤半，自然村原规定每月小米二十斤，现减为一十二斤），同时于减低标准后，仍要尽量节约。

1942年，贺龙、林枫、李井泉、薛明、廖汉生等在延安合影。前排右起：李井泉、林枫、贺龙、薛明

实际情况是，即便按照降低后的标准，仍然无法保证足额发放，地方部队只能发到37%的伙食费：“少发伙食费占应发伙食费的百分之六十三。”后方党、政、民机关只能发到20%，“少发占应发的百分之八十”。

就算欠发，也没能维持多久，随之而来的，是党政军民各单位伙食费、津贴费一律停发，公家人吃饭全靠自己解决。

8月，晋绥边区行署和晋绥军区联合发布通知：

根据生产供给会议时的生产贸易情况，各项供给是可以按标准发给的。但由于延安撤退，土产不能输出，贸易断绝，有些税收亦为之减少。

且入春以来，雨水奇缺，全边区形成旱灾，致使财政供给相当困难，刻以贯彻节约救荒，经过地书会议的讨论，补充以下数点于第四季执行（1947年8、9、10月，1948年标准另行规定）。

伙食费：（1）野战军伙食费仍按原规定实物标准供给。（2）地方军及党政民机构之伙食费均要由各单位自己解决。

现已有许多单位能够生产自给，有些单位一时尚不能全部生产自给，因此特规定凡一时不能完全自给之单位，除肉、菜仍要生产自给外，党政民及军队后方人员，每人每月最多由财政统筹发给本币400元，地方军及经常与地方军一起活动之县区干部每人每月最多发给600元。各系统各单位，何时始能全部自给，要求边区发至何时，在以上限度内发多少，要迅速报来，以便核发。

出差人员不论军政地方或过往人员，亦不论成年或小孩，均停止中餐费，一律一日按两餐（早晚两餐各收1/2，不准多要或少付）计发。

津贴费：野战军及地方战斗部队7月份以前之津贴照发，但7月份以后之津贴，及党政民、部队后方（指野战军的后方人员，地方军的司政供，边区级各军事机构），10月份以前的津贴均不再发。

与此同时，晋绥边区“号召党政军民人员自动降低生活标准，最低每人每天减至食粮十四两小米，省出粮食。机关部队抽出历年自力更生的积存共合小米一千三百七十大石，在缺粮时期按地区籴出或贷出”。

“十四两”，用的是16两合1斤的旧制，折合8两7钱5，即每人每天食粮标准还不到1市斤。

晋绥分局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体军民共同努力，将灾害损失减到最小

大灾之年，需要救助的除了晋绥本地人，还有陕甘宁解放区及晋中敌占地区逃荒过来的大量灾民。

《晋绥日报》报道：“为有计划安置自陕北葭县、米脂等地移来的灾民，沿黄河各渡口都组成临时招待所，负责发放给口粮，分别介绍到收成较好的地区。”

“沿大道的党政军民机关省出粮食，招待过往灾民食宿。这样使邻区灾民得到适当的安置，都免于饿死。”

灾荒严重青黄不接时期，晋绥分局曾发出《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要求各级单位竭尽全力救灾救命：

“首先在灾情严重地区，集中全力做到不饿死或少饿死人”，“以夏收前一个半月计算，每人每天给一合米即不致饿死，一个半月也至多不过五升米即可救活一个人命”。

“所以凡我邊区机关部队团体，除一面积极按上述办法进行工作外，并同时号召节约反对浪费，进行公私群众性的捐募，抢救人命！”

按照分局部署，12月晋绥行署发布通令：

“决定各级政府实行再一次精简。其具体决定如下：（一）减缩机构：决定一专署取消，兴（县）岚（县）神府三县直属行署领导;取消绥蒙政府;五、十一专署合并为五专署”，并严令“本署以前所颁各级编制一律作废，令到之日立即加速整编，不得以任何形式扩大编制”。

节流与开源双管齐下。1947年晋绥分局发布关于收购秋粮的指示：

“粮食的来路，一面依靠内地市场上群众出售之粮，同时还应吸收外地区之粮食进口。除选择采购方向自行积极设法向外采购外，还要发动组织群众、粮贩、脚户等亦到外地区购粮，使粮食能源源流入内地。”

其间，晋绥的土地改革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正如火如荼进行。土改挖出的底财、浮财，对救济灾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由于把富农多余的粮食都拿了出来，还挖了地主的浮财几百万元白银，其中用一百多万买了粮食，支援北线的绥远，又用几十万元给贫农团、摊贩买粮食，救济了老百姓。因此，就使很多群众没有饿死。”

《晋绥土改与整党基本总结》中指出：“约有四十六万七千人口的灾区群众，能够战胜数十年来未有的灾荒，土改斗争果实（粮食、钱财）起着重要作用。”

山西历史上自然灾害多发，遭遇特大灾害，必定十室九空，饿殍遍野。

然而，1947年晋绥遭遇特大自然灾害后，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将灾害损失减到了最小。据统计，这场特大灾害中不幸被饿死的灾民为594人，约占受灾人口的0.13%，即平均每1000个灾民，不幸死亡者为1.3人。

战争环境加上大灾之年，把死亡率控制到1‰左右，历史上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才能做到。

除了西北野战军，晋绥还负责为华北部队等提供粮食、物资和战勤支援

1947年7月21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河会议”。此时陕北局势严重，国民党军攻占陕甘宁边区大部地区，加上严重天灾，要靠陕甘宁的人力财力物力，已无法支撑西北战场的战事。为此，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提出：“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以依靠晋绥边区为主，今后更是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都缩小了。”

实际上，此时西北野战军作战所需弹药，除战场缴获外，已有一部由晋绥供应。1947年1月15日，贺龙和李井泉曾致电习仲勋说：

“我们与李强同志讨论兵工建设问题，认为晋绥现有条件，机器、材料、原料如煤铁以及原来山西之旧有熟练技工等条件，均较陕甘宁为优”，“现拟订初步计划，月产迫击炮弹八千至一万、手榴弹六万（包括分区在内），掷弹筒一万五千至两万，尽量购火硝，大量造炸药与复装子弹，其次准备新造六○迫击炮三百门到五百门，装备部队”。

1958年3月，李井泉（左二）陪同毛泽东在四川考察

为了供应西北战场，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下属兵工厂，从9个增加到14个，加班加点生产弹药。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光靠晋绥生产的弹药已不能满足需要。1947年5月13日，军委致电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领导，告知：

“我陕北各部弹药奇缺，肃清敌之分散据点及收复县城，彻底消灭胡宗南，需山炮、迫炮弹甚多，除已从晋绥抽调一批外，拟从五台抽七五山炮弹一千二百发、八二迫击炮弹二千发，从太行抽七五山炮弹八百发、八二迫击炮弹二千发。两处所抽炮弹盼于六月内送到晋绥交贺（龙）李（井泉）转送（绥德）警区备用。”

当时西北野战军最大的困难不是弹药，而是粮食。194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关于粮食政策的指示》中直言：“粮食工作成为今天敌我斗争有关胜负的一个重要关键问题。”

时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的廖汉生曾回忆：

“1947年陕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加上胡、马军队的大肆洗劫，搞得老百姓生活很苦，我军吃饭也很成问题。我们常常处于断粮状态，主要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只能吃当作马料的黑豆，把黑豆压扁与粗糠、野菜熬成糊糊，陕北老百姓叫它‘钱钱饭，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粮食成了制约我军继续在陕北生存、行动、战斗的大问题。”“常常是打仗的时候集中几个纵队，打完仗立即将一部分撤回山西，分散吃粮。”

天灾、战火叠加，此时陕甘宁和晋绥的粮食也非常紧张，无法完全满足西北野战军作战所需。1947年9月，中央致电晋冀鲁豫解放区，要求调拨5万石粮食，支援陕北战场：

“陕甘宁边区半年来受敌摧残甚重。一切县城及大多数乡村均被敌占领过，加以今年先旱后涝，收成极坏（只有三成左右），晋绥又为贫瘠之区，亦遭旱涝，故两区粮食无法长期供应部队作战及大批后方人员。居民饿饥者甚多，因此，陕甘宁晋绥两区，今年须从太岳筹拨五万石（三百斤一石）细粮，方能渡过难关。”

1947年11月，西北野战军二打榆林缺粮，任弼时和周恩来给李井泉发来电报：“现榆林战役延长，贺（龙）习（仲勋）规定晋绥再筹三千石。请李（井泉）周（士第）速筹办法赶运。”很快，晋绥筹集的3000石细粮，从碛口运过黄河，送到了前方。

除了西北野战军，晋绥还负责为山西境内作战的华北部队等提供粮食、物资和战勤支援，如绥远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等。1948年8月4日，中央军委致电晋绥分局说：

“兹规定华北由北岳，晋绥由雁门各筹粮一万大石，于八月中向朔县运送，晋绥并应准备（杨）成武兵团约五万人，在临北经过，及其兵站医药在雁北驻扎时，所需兑换的农币，如何执行望告。”

8月28日，軍委再次致电晋绥分局：

“晋绥六分区除已对晋中区负六千市石粮食外，应改以大力供给绥远战役的粮食。徐（向前）周（士第）要求供给彭（绍辉）纵指挥的各部的粮食，望晋绥改令临汾工委负责运送。”

9月21日，军委致电华北局和晋绥分局，下令：

“兹决定晋绥从晋南三角地区（包括十一分区）立即动员三万五千市石麦子，负责运至灵石两渡车站，然后由火车北运，时间要赶于十月上旬完成。”

晋绥军民出色完成支前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1947年陕甘宁边区全年征收公粮不过20万石，一年间通过晋绥运来的粮食接近这个数字的3倍，足见数量之巨。

通过晋绥转运粮食，需要大量人力，这在当时叫战勤，也叫抗勤。由于任务繁重，仅1947年一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

1948年2月，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华北财经会议上报告：“晋绥方面，在支前上，也同样出了巨大人力，单以运陕九万石公粮一项任务计，即须动员二十三万三千多个民夫，须人工一百六十六万七千个，畜工一百七十四万三千个，每天平均出动四万一千个人、四万二千个牲口往返在路上转运。”

络绎不绝的运输，路上连牲口吃的草都难寻踪迹。贾拓夫在报告中说，“大路上的草吃完了，太岳粮运陕，在吕梁就难于通过”，“一斤草顶一斤面，运输上是个大问题”。

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靠毛驴。廖汉生回忆：“为了运这些粮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了多少！”

从晋绥运到陕北的，不单单是粮食，经费、棉衣、被子、军鞋、弹药，包括迫击炮弹、山炮弹、步枪子弹、手榴弹、炸药，还有各种装备及通信器材等等，同样数量巨大。

1948年8月，晋绥军区后勤部部长陈希云在报告中说：“从1947年起至今年上半年止，除河西在河东吃用者外，尚运过河西粮食三十七万市石。还有二十万石正在运输中。”

陈希云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运输力：已经过河西来的有三套大车二百三十七辆，驮骡二百二十头，汽车十五辆。

“服装：由晋绥缝制运河西之各种单衣三十万套，棉衣一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三套，棉被七万六千零六十床，单鞋约两百万双。

“医药：百分之七十由河东运来，纱布共一万匹。

“后勤干部：……总计二千七百四十九人（由兵工部统计尚不完全）。

“从自卫战争以来（1947年始）军区卫生部之医药工作：甲、共接收野战军伤病员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三人，治愈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五人……”

1948年底，在军委后勤会议上，晋绥联防军后勤部部长白如冰总结说：“在支援前线上，晋绥出了极大的力量，保证了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完成了党给予支援战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