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

于是，毛泽东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作了10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有8万字左右。该文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澤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反对本本主义。随后，他读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理论书，把书上说的内容和现实感受一结合，便产生“恍然大悟”或“点石成金”之效。这种阅读效用，和那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使毛泽东越发觉得有反对本本主义的必要。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的一个鲜明而科学的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逢周摘自《炎黄春秋》2018年第9期，陈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