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明

我十分确认：我公公对婆婆的感情是人世间最顶点的那一种，尽管当中没有任何浪漫的色彩。

公公和婆婆是绝对的平民百姓。公公的文化程度是勉强可以看看报纸，婆婆则能看懂“郑彩其”这三个字，那是她的大名。

公公婆婆来自粤西恩平的一个穷困小村子，新中国还没成立就到广州谋生，在偌大的花花绿绿的城市中心住了半个世纪，说的还是地地道道的乡下话。究其原因，是他们之间极少言语。我结婚后与公公婆婆同住十一年，从未见到他们之间有过五分钟以上的谈话，所有交流与理解，尽在不言中，顶多某一方提个什么要求或问个什么话，对方便是“嗯”的一声，简约，明了。

所以，十一年，没见过他们红脸、吵架。

惟一的一次，却是惊天动地。那是公公七十八岁那一年，他曾为婆婆自杀。

我至今仍找不到任何答案的是，公公为何对我婆婆如此爱怜。公公是个七级建筑工，当年的工资是很高的，与当时做中学老师的我相比，几乎是我的两倍。婆婆是个家庭妇女，大概做过保管自行车、居民小组长之类的职业。婆婆不知是因为与生俱来性格所致还是肺气肿等病的原因，说话从来细声细气的，不急不躁。公公对于这位夫人，言听计从，从不说“不”。

那一年，婆婆已是将临油干灯灭的状况，病得只剩一双深陷的眼睛，还有一层皱皱的皮，包裹住干干的一副骨头。公公心痛婆婆，承担了所有外出任务：每天起大早去“叹早茶”，给婆婆带回早餐，之后按婆婆的吩咐，到市场采购当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