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娜，李光勤，李香菊

(1. 西安外国语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2.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3.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 引 言

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较改革前有所降低，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相应调整。因此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而拥有较小的财权，这种支出责任没有随政府间收入分配关系调整而变化的改革导致中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虽然转移支付是缓解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重要手段，但是并没有缓解财政纵向失衡[1]。一些学者指出财政纵向失衡在分权制国家普遍存在，适度财政纵向失衡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偏高就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譬如公共支出结构偏向、全要素生产率损失、通货膨胀等[2-4]。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政府干预导致资本价格扭曲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本要素价格扭曲阻碍了市场的定价机制，进而降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遏制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财政纵向失衡是否与资本配置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存在，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资本配置？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有利于认清过度财政纵向失衡的负面效应，对于完善市场决定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破除要素价格市场化各类制度性障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目前涉及财政纵向失衡与资源错配的文献并不多，关于财政纵向失衡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纵向失衡形成机制，以及财政纵向失衡的经济效应方面；资源错配的研究则主要为资源错配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财政纵向失衡形成机制的研究，李永友和张帆研究发现，除了分税制改革外，预算软约束是财政纵向失衡严重的重要机制，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明显[5]。转移支付是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的这种不平衡的重要制度，储德银和迟淑娴提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税收返还降低了财政纵向失衡，而专项转移支付则与之相反，带来了较高的财政纵向失衡[1]。与此同时，国内学者针对财政纵向失衡及其效应展开了诸多有益探讨，内容较为丰富，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纵向失衡的上升促使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偏向生产建设性支出[6-8]、降低了基础教育服务绩效水平[9]、抑制了经济增长[8]。二是财政纵向失衡与土地财政规模正相关[10]，进而带来通货膨胀[11]、房价上涨[4]、地方政府债务增加[12]、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13]。三是财政纵向失衡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关系研究。杜彤伟等指出，财政纵向失衡抑制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转移支付起到了降低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作用[14]。四是财政纵向失衡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比如，林春和孙英杰认为纵向财政失衡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抑制作用更为明显[3]。五是财政纵向失衡与地方税收努力。储德银等研究发现，较高财政纵向失衡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15]。

有关资源错配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Hsieh 和 Klenow构建了资源错配度量的方法[16]，此后国内外学者运用该方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部分文献关注了矫正资源错配的因素，剖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协同集聚、产业集聚、互联网发展、转移支付如何改善资源错配[17-21]。而部分文献则关注了扭曲资源错配的成因。白东北等认为，开发区设立扭曲了资源配置[22]。Tombe和Winter提出企业层面的特殊环境政策会扭曲企业的资源配置，进而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3]。韩剑和郑秋玲指出，财政补贴、金融抑制、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均会扭曲行业内资源配置[24]。

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始终未能揭示财政纵向失衡影响资源错配的详细机理。事实上，在中国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干部考核晋升机制下，财政纵向失衡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偏向生产性支出、经营土地出让和干预银行贷款流向以推动经济增长，有可能扭曲资本价格，加剧地区资源错配程度。鉴于此，本文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国财政分权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晋升机制的背景，利用我国2004-2016年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造成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其一，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省级政府财政纵向失衡的效应研究，本文则以市级层面数据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地级市层面财政纵向失衡与资本配置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并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行政独立性差异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其二，在实证方法上，考虑到财政纵向失衡与资本错配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同一省份其他城市财政纵向失衡平均值作为其财政纵向失衡的工具变量，相较于以往研究中采用财政纵向失衡滞后项构造的工具变量，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更具外生性。

三 理论机制分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只是涉及了财政体制收入方面的税种划分，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却没有获得与其收入比例相适应的变革，致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高于中央财政支出，且两者之间差距呈逐渐增大趋势。截至2017年，中央财政承担了14.7%的公共事务，而地方财政承担了85.3%的公共事务(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不匹配造成地方政府的“天然型财力缺口”[25]，虽然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的目的是缓解中央和地方之间纵向财政失衡，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助推了财政纵向失衡，过度财政纵向失衡会扭曲地方政府行为，催化地方政府竞争，为吸引资本流入采取税收竞争或支出竞争政策，从而导致资本市场价格和边际产出价值的偏差或背离，扭曲资本价格，最终引致市场无法对资本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1。

假说1：过度财政纵向失衡会扭曲资本配置。

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官员任期制度影响着原本存在的财政纵向失衡。其原因是，GDP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间存在着为争夺资本要素的财政竞争，这会同时改变税基，影响自有收入和自主支出[5]，将影响财政纵向失衡，并最终改变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政府的晋升竞争机制和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存在着交互作用，晋升竞争机制加剧了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的影响。

过度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影响金融发展、土地财政和财政支出结构进而影响资本流动，最终改变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效应，其作用机制如下：

(1)过度财政纵向失衡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扩大，常规财政收入不足以应对支出，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之下，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争夺金融资源[26]。由于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控股80%以上的城市商业银行[27]，而且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者具有人事任免权，因此地方政府有能力影响其贷款方向[28]。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之下，城市商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国资公司等地方国有经济部门[29]。一方面，会促使这类企业成为资金“掮客”，创新惰性增强，投资过度，不利于优化资本配置；另一方面，政府的信贷干预会扭曲信贷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一些高效率企业发展，并促使一些低效率、产能过剩的企业存活下来，形成不合理的二元要素市场分割，不利于资本流动，进而扭曲市场配置资本的效率。综上，过度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所有制歧视抑制了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供给，造成信贷资源的错配，致使一些工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过度，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降低了配置资本效率。据此，我们提出假说 3。

假说3：财政纵向失衡促使政府干预银行信贷资金流向，进而扭曲了资本配置。

(2)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带来较高程度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地方政府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这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预算外收入以满足其支出诉求，虽然2015年新《预算法》将土地出让金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但这部分收入仍归地方政府所有，可以缓解财政压力带来的燃眉之急。目前来说，我国的土地出让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建设用地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即“以地生租或以房生税”；另一种是通过“协议出让方式”低价供应工业土地进行土地引资，由此产生了“高价城市化、低价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30]，这种增长模式会影响资源配置。具体来说，其一，低价土地引资带动了产业的发展和人口流入，增加了对本地住宅的需求；此外，在地方政府土地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增加工业用地而减少居住用地比重会导致住宅供给量不足，这些均会引起房价的上涨[31]。而房价的上涨会促使房地产行业在一段时期维持着较高的回报率，导致一些工业企业产生套利动机，进驻房地产行业，这进一步缩减该类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挤占其创新投资，促使这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降低[32]，最终扭曲了资本配置。其二，工业用地的大量低价(甚至零价)出让吸引了一批生产工艺简单、技术装备落后、产能过剩的企业进驻本地，这将挤占高技术产业的生存空间，抑制国内资本的流动，阻碍资本的再配置效率。据此，我们提出假说4。

假说4：财政纵向失衡通过土地财政影响了资本错配。

(3)过度财政纵向失衡意味着地方政府自有收入融资自主支出的缺口变得更大，在晋升锦标赛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凸显政绩效果，一味追求经济规模增长，而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增长，这促使地方政府更偏好于生产性财政支出(如电解铝、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而压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如教育、科技、医疗等)[33-34]，进而影响资源错配。具体机制如下：其一，从政府角度来看，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相比，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具有周期长、见效慢及较强的正外溢性特点，在以考核GDP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有着较强的动力偏向基础设施等经济性支出以推动本地投资和经济增长，最终形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挤占了私人投资，不利于技术创新，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其二，财政支出结构扭曲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存量，扭曲了资本配置效率。人力资本是教育或者健康两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5]，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变革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36]。地区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足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的稀缺，这将不利于技术创新，阻碍资本的有效配置。据此，我们提出假说5。

假说5：财政纵向失衡扭曲了财政支出结构进而影响了资本错配。

四 计量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假说1中财政纵向失衡与资本错配的关系，本文将资本错配水平作为因变量，财政纵向失衡作为核心自变量，考虑到资本配置可能存在的路径依赖效应，因此将资本错配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自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GMM估计来处理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构建计量模型(1)如下：

kmisit=α0+α1kmisit-1+α2vfiit+α3fdiit+α4dentiit+α5govit+α6indit+α7telit+εit+yeart+cityi

(1)

其中，kmis、vfi、fdi、denti、gov、ind、tel分别代表资本错配、财政纵向失衡、外商直接投资、人口密度、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和信息化水平。cityi和yeart用来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与此同时，为探讨假说2中提到的晋升激励机制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本文在式(1)中还添加了晋升激励机制(rise)，以及晋升激励机制和财政纵向失衡的交互项rise×vfi，系数α9则度量了调节作用的大小，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kmisit=α0+α1kmisit-1+α2vfiit+α3fdiit+α4dentiit+α5govit+α6indit+α7telit+α8riseit+α9riseit×vfiit+εit+yeart+cityi

(2)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1. 因变量。资本错配指数(kmis)。借鉴赵娜等的研究思路[37]，采用如下方法测算资本错配指数：

(3)

根据式(3)以及各城市历年数据计算出2004-2018年各城市资本错配指数，kmis的绝对值越大，意味着资本错配越严重。

2. 自变量。财政纵向失衡，考虑到城市级数据的可得性，借鉴李永友和张帆的思路[5]，采用(一般预算支出-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来衡量财政纵向失衡(vfi)。晋升竞争机制(rise)，利用地方GDP增长率、失业率与财政盈余三个指标综合反映地方政府晋升竞争程度。该数值越大，晋升竞争的压力越大。

3.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如下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口密度(denti)、政府干预(gov)、产业结构(ind)和信息化水平(tel)。

本文样本共涉及2004-2018年城市级数据，由于部分城市数据的缺失，最终形成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全部数据来源于2005-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人口密度取对数以降低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同时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17]，对资本错配取绝对值进行回归，如果回归系数为正，意味着各解释变量扭曲了资本配置，反之则优化了资本配置。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 基本回归分析

(一)基准结果

由于式(1)中包含了滞后一期的资本错配，因此α1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值会产生上偏于真实值，而固定效应估计值会向下偏离真实值。为了有效校正估算偏差，同时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两步法进行估计(表2)。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同时报告了不控制城市和时间的OLS估计结果，以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作为参照系，表2第(1)-(4)列是分别使用OLS方法、FE方法、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对式(1)进行估计的结果。与差分GMM相比，系统GMM不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因而其估计效率较高。鉴于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两步法估计式(1)和(2)。

表2显示，资源错配的滞后一期系数在0.5左右，OLS估计法的估计系数上偏，而FE方法的估计系数下偏，表明选择GMM进行估计较为合理。列(3)-(4)分别为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对式(1)的估计结果，列(5)-(6)则分别为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对式(2)的估计结果，本文以列(4)和列(6)为基准模型进行分析。

从列(4)可以看出，sargan检验统计量不显著，意味着工具变量的选择均有效。AR(2)接受原假设，说明扰动项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因此模型设定和估计比较合理。滞后一期的资本配置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滞后一期资本配置的建模依据有效，资本错配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

财政纵向失衡(vfi)与资本错配(kmis)之间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财政纵向失衡的加深将加剧区域资本错配。可能的原因是：财政纵向失衡扭曲了土地资源配置，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加剧了资本错配。财政纵向失衡促使政府干预金融资源流向，使资本由高效率行业转向低效率行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财政纵向失衡扭曲财政支出结构，使资本偏向于生产性支出，加重了资本错配程度。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资本错配的影响显著为负，一定程度上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越多，越有利于资本错配的改善，这与白俊红和刘宇英的研究结果一致[17]，可能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弥补地区资本积累不足，从而促进了资源错配的改善。人口密度(denti)在 1% 显著性水平下的估计系数为0.225，表明人口密度不利于资本错配的改善。政府干预(gov)与资本错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意味着政府干预加剧了资源错配，其原因是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制定各种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支出偏向、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等)干预资本流动方向，使得资本实际报酬偏离了应得报酬。产业结构(ind)对资本错配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第三产业结构扭曲了资本配置。可能的解释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超前于其他第三产业，占据了大量信贷资源，造成信贷资源的错配，进一步扭曲资本要素的配置。信息化水平(tel)对资本错配的估计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原因是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信息比较充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进而提高了资本配置水平。

进一步考察财政纵向失衡(vfi)和晋升竞争机制(rise)交叉项的估计结果。由第(6)列可以看出，财政纵向失衡和晋升竞争机制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城市晋升压力增加时，资本错配会更加严重，这意味着晋升竞争机制增强了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的效应，改变晋升竞争机制可以减少财政纵向失衡的资本扭曲效应。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 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城市之间经济基础、资源禀赋、财源等差别较大，本部分进一步基于不同样本考察纵向财政失衡对资本错配影响的异质性，具体结果见表3。

首先将全部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见表3列(1)、(2)、(5)和(6)。可以看出，财政纵向失衡与资本错配均显著正相关，是对基准结论的有力印证。进一步观察发现，东部地区的系数大于西部地区，这意味着东部地区对资源错配的扭曲程度大于西部地区。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财政纵向失衡程度较低，政府因为有额外的财力而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其偏向于基本建设及行政管理支出，扭曲了资本配置。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税源较少，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较高，虽然转移支付容易引发“粘蝇纸效应”，致使其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但由于其每年的转移支付数额较多，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会被严格监督[25]，地方政府会严格按照转移支付指定用途将其用在指定方向，弥补了“市场失灵”，进而缓解了资本错配。从交互效应上看，东部地区晋升竞争压力加剧了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但不显著，而西部地区的晋升竞争压力显著地减缓了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的影响。

接着将总样本分为35个大中城市与其他城市，其中35个大中城市为省会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拉萨除外)。可以看出，35个大中城市的财政纵向失衡改善资本配置，而其他城市的财政纵向失衡扭曲了资本配置。这可能是因为：与其他城市相比，这35个大中城市行政级别更高，行政自主权较大，其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较大，制度创新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改善了资本配置。从交互效应上看，晋升竞争压力均显著地加剧了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的影响。

表3 异质性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尽管GMM方法可以解决部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但各指标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内生性问题很难完全被处理，因此稳健性检验是十分必要的。

(1)替换财政纵向失衡度量方法。为了更加全面衡量财政纵向失衡，本文借用储德银等的做法衡量财政纵向失衡(vfil)[15]，以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具体计算方法如下：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1-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缺口率)，其中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缺口率=(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地方公共预算支出，收入分权为：本级人均财政收入 /(本级人均财政收入+省级人均财政收入+中央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权为：本级人均财政支出 /(本级人均财政支出+省级人均财政支出+中央人均财政支出)。替换被解释变量对式(1)和(2)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列(1)-(2)，从中可以看出，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后，财政纵向失衡、晋升竞争机制，以及晋升竞争机制和财政纵向失衡的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仍显著为正，与基准结论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结果比较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

(2)替换被解释变量。用资本扭曲系数替换资本错配指数以衡量地区资本错配。资本扭曲系数测算方法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17]，估计结果见表4列(3)-(4)，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一致，保持了较好的稳健性。

(3)进行异常值处理。与其他地级市相比，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财政收支与中央挂钩，不受省级政府管辖，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剔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深圳、厦门、青岛、宁波和大连五个计划单列市，样本总数为257个，估计结果见表4列(5)-(6)。结果表明，基准实证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增强了本文基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四)内生性问题

由于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与财政纵向失衡变量相关，会导致财政纵向失衡的估计值是有偏的，而且财政纵向失衡变量本身的测量误差也会导致估计值有偏。虽然系统GMM估计能缓解内生性，但为了进一步减弱因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而造成的变量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以往研究做法[38]，选取同一省份内其他城市财政纵向失衡的平均值(vfi_iv)作为本城市财政纵向失衡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同一省内其他城市的财政纵向失衡一般不会直接影响资本错配，同一省内其他城市因为相同的隶属关系，财政纵向失衡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表5)。结果显示，同一省份其他城市财政纵向失衡均值与本城市财政纵向失衡高度相关，F统计值远远大于10。这意味着其不是弱工具变量；同一省份其他城市财政纵向失衡均值并不直接影响本地资本错配，而是通过本城市财政纵向失衡间接影响资本错配，说明该工具变量具有良好性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增强了本文基准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表5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六 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配置的影响机制分析

由前文可知，财政纵向失衡扭曲了资本配置。那么财政纵向失衡影响资本错配的机制是什么？为了验证假说3-5，在式(1)的基础上，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构建式(4)和(5)如下：

midit=δ0+δ1midit-1+δ2vfiit+δ3fdiit+δ4dentiit+δ5govit+δ6indit+δ7telit+εit+yeart+cityi

(4)

kmisit=β0+β1kmisit-1+β2vfiit+β3fdiit+β4dentiit+β5govit+β6indit+β7telit+β8midit+εit+yeart+cityi

(5)

其中，mid代表中介变量，包括土地财政(la)、金融发展(bak)和财政支出结构(dist)，金融发展(bak)选用银行吸收的存款与贷款之差占存款比重来衡量；土地财政(la)采用土地出让金占一般预算内收入比重表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财政支出结构(dist)选取科学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值来衡量，该比重越低，意味着财政支出越偏向于生产性支出。控制变量含义与前文相同。式(4)考察财政纵向失衡对金融发展、土地财政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式(5)同时考察财政纵向失衡和中介变量(金融发展、土地财政和财政支出结构)对资本错配的影响。本文主要关注δ2、β2及β8的显著性。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6。其中，列(1)、(3)、(5)为式(4)的回归结果，列(2)、(4)、(6)为式(5)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对土地财政和金融抑制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财政纵向失衡越严重，土地出让金规模越大，银行资金利用效率越低、政府越偏向于生产性支出。与此同时，比较其在不同机制变量方程里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银行资金利用效率，最后是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其原因可能是：其一，在财政纵向失衡过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寻求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成为其最优选择，由于房地产业为地方税的税源重点行业，对地方税收收入增长贡献较大，同时又能带动其他行业发展，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再者，土地出让金被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并归地方政府所有，因此发展土地财政不但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还能通过房价上涨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故而备受地方政府青睐。其二，过度的纵向财政失衡会促使地方政府对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行干预，相应地降低了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其三，过度的纵向财政失衡会促使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教育和科技支出对GDP直接拉动作用较小，因此政府会减少对这方面支出的投入，但由于科教兴国战略以及对“普九”教育投入硬性标准的要求，导致财政纵向失衡对教育和科技支出的影响相对较低。

此外，从列(2)、(4)、(6)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影响的中间机制检验结果看，财政纵向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财政，表现为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同时财政纵向失衡的增加减少了银行资金利用效率和教育与科技支出的比重。这意味着土地财政、金融发展、财政支出偏向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说明财政纵向失衡通过增加土地财政、降低银行资金利用效率以及减少教育和科技支出比重加剧了资本错配。

表6 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七 结论及建议

如何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本文在理论分析财政纵向失衡影响资本错配的基础上，采用2004-2018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

(1)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财政纵向失衡会导致资本错配，并且在采用不同的财政纵向失衡指标、资本错配指标、剔除四个直辖市和五个计划单列市数据，以及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一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财政纵向失衡均会导致资本错配，但存在差异，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扭曲资本配置的程度更大。剔除35个大中城市后发现其他城市的财政纵向失衡依然扭曲了资本配置，35个大中城市的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配置反而具有改善作用。(3)机制分析显示：财政纵向失衡通过正向影响土地财政、负向影响教育和科技支出、抑制金融发展3个渠道扭曲了资本错配。对比来看，财政纵向失衡对土地财政影响最大，金融发展次之、对教育和科技支出的影响最小。基于本文的结果，可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制定和完善新的政绩考核体系，考虑将教育、医疗等与人直接相关的民生财政纳入考核体系之中，以此倒逼地方政府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突出对民生领域的重点关注，在不影响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前提下切实增加民生性支出。二是中央应采取特殊的转移支付方式，即财政资金直达基层以促使资金流入最需要的部门。为了抑制地方政府对转移资金援助使用的投机性，要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监督制约机制，强调资金使用的功能性和目标定位，并要不断强化对转移支付的管理。三是继续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不断推进消费税的转型改革以更好地充实地方政府收入来源。考虑到房产税具有税基固定、税源稳定的特点，应逐步加大试点城市，进而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四是应通过制度建设约束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完善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更多去扮演服务型的政府角色，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五是明确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将教育、医疗卫生等具有外溢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明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支出责任，并要合理划分；同时应根据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动态调整共享税的分享和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