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盖棺定论”。然而，几千年来的事实一直都是“盖了棺，却永远定不了论”。

同一个历史人物，他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下，其“定论”，常有天壤之别。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比如 鲁迅 ，一个多世纪的峥嵘巨变，鲁迅思想中的锋芒，至今丝毫没有消散。对他的“盖棺定论”尽管屡受干扰，但无论他的敌人还是战友，甚至于利用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

中国的问题鲁迅看得最准，鲁迅关注的，不只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具体问题，而是让他绝望的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如何突围。

这种绝无仅有的“鲁迅现象”，从他身故到他“全集 ”出版的一系列事中，便可见一斑。

“鲁迅是我们的人”

胡仲持在回忆38版《鲁迅全集》时，曾经说：

“寂寞时读它，我就不寂寞了； 情绪恶劣时读它，我就神清气爽了； 糊涂时读 它，我就知道自己是谁了； 思想阻塞时读它，我就豁然开朗了。 那时，《鲁迅全集》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

1938年夏，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二号，一幢三层楼房的客堂间非常活跃，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听到消息，纷纷涌来，沦陷区的读者们欣喜而吃惊：“八块钱，这样的二十大本！”

《鲁迅全集》当年的出版，非常不易，它从组织、整理、编辑、校对，到出版、发行，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此正如姚松柳先生所说，这是中国第一部鲁迅著作全集，中国出版史上一部规模恢宏、装帧考究的稀世珍本，只可惜当年那些人物都已不在，这部全集编辑出版过程中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史实，恐怕都已成谜。

《鲁迅全集》的出版，实际上是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后，就呼声一片的，只是因为他的文章有很多“不合时宜”，所以当时的出版社就根本不敢接手。

为此，鲁迅夫人许广平曾经去找过胡适。

胡适与鲁迅的关系，一般人都认为非常不好，这其实是一种偏见。许广平能去找胡适帮忙，这本身就已很能说明问题，而胡适当时恰恰也有特殊表现。

苏雪林，作为民国的才女，在文学上、学术上都有骄人的成就，她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但是她在对待鲁迅上，却显得很令人诧异。

鲁迅生前，苏雪林是赞不绝口的，她不但曾对鲁迅执以弟子之礼，还曾说，鲁迅仅仅靠两本《呐喊》与《彷徨》，就“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鲁迅作为“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但是鲁迅死后，她忽而摇身一变，就开始了“半生反鲁”，像“偏狭阴险，多疑善妒”，“声色内荏，无廉无耻”，“兴风作浪”，“含血喷人”，“祸国殃民”这类话语，扔得就如爆豆一般。

甚至于“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鲁迅的杂文干脆就“一无足取”。

苏雪林对鲁迅态度的变化，这是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公案，到现在也难以完全理清，这里不论。

我要说的是，苏雪林在鲁迅去世，开始反鲁之际，大概为援引同道，曾给胡适去过一封信，骂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劣又无比的小人。”却不料鲁迅的论敌，胡适先生倒立刻予以毫不留情的批驳，做了鲁迅的维护者。

他说：“凡论一个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非黑即白，只见他人黑，不见他人白，这实在也是现在网络上常见的情形。胸襟见识到底与众不同的胡适，晚年据说还曾说过，鲁迅是我们的人，只是他的话，苏雪林并没有听进去。

胡适当年接到许广平的信之后，是曾积极活动过的，负责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就是因他的接洽，决定接下这个重任的。

只不过，这还只是其中一关，《鲁迅全集》的出版，还需要获得国民政府恩准。

“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摧残”

多条线的接洽，其实是同时进行，当时负其总责的，是鲁迅纪念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却是蔡元培和宋庆龄。

蔡元培、宋庆龄在民国的地位与影响力这是不须多说的，蔡元培对鲁迅更曾有特别的，持续的眷顾。

他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资格既老，威望又高，还曾在民国政府数次担任要职，多年来力挺鲁迅，真是不遗余力。

鲁迅最初在教育部的工作是他给的，他就是在鲁迅后来蛰居上海，专门为文的时候，都曾“以权谋私”，一连四年，月月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特约撰稿员”的名义，给鲁迅送去三百银元。

鲁迅这份干薪，却是到1932年才以鲁迅“绝无成绩”（啥事没干，还捣蛋）取消的，这当然并非蔡元培的意愿，所以他此时为鲁迅做点什么，就更会觉得义不容辞。

鲁迅纪念委员会当年由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署名的启事，曾把鲁迅称为一代文宗，他们说，出版鲁迅全集的意义，在于“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他们的出面，和他们这些话，都曾得到广泛支持，使国民政府颇感棘手。

但是这依旧不够。

民国那时的文网，基本掌握在浙江人手中，这些浙江人中，既曾有鲁迅的许多论敌，及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之流，却也有胸怀博大、品行高洁的蔡元培、陈布雷、邵力子一类，后者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陳布雷是民国新闻界翘楚，蒋介石的文胆，国民政府宣传工作的主持者和决策者，他之所以甘为蒋介石做嫁衣，无非为报答知遇，但他到底是一个有秉守，有原则的人。

邵力子作为民国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老同盟会员，虽几经周折，侧身权门，贵为宣传部长，但他开明、民主，仍旧是一介清流。

所以一再“希望政府‘仰舆就情”，并看重乡谊，对鲁迅充满敬意的他们，在当时就都对《鲁迅全集》的出版，态度积极。

有人找到陈布雷，陈布雷立刻去找了邵力子，邵力子当即批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摧残。”于是《鲁迅全集》的审核，就在他们的干预下一路绿灯，迅速通过。

当此后鲁迅逝世八周年之际，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纪念活动，郑介民要以“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发布新闻，予以破坏时，出来阻拦的也是陈布雷。

“这样的消息不宜由中央社发布”，陈布雷的话虽然说得很婉转，但郑介民也只好作罢，事后唐纵在日记里说道：“布雷先生是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反对捕风捉影，因政见不择手段，去恶意伤害这样一位逝去的文化领袖的。

早年即曾在新闻界混过的陈布雷，对于言论自由、鲁迅的难得，恐怕更有体会。

陈布雷支持，宣传部放行，蔡元培、宋庆龄负责，这些都让《鲁迅全集》的出版干扰烟消云散，然而这之后因为战火连绵，上海沦陷，商业停顿，商务印书馆最终却并没有把这事做成。

一场“出版史上的奇迹”

《鲁迅全集》的出版意义重大，寄予了无数人的希望，它到抗战时期就更加意义重大，代表了一种文化抢救，精神传播，抗战号召，所以这件事，聚集在上海的那些文化人，是决不肯放弃的，他们随后就征得王云五同意，自己做了起来。

当然，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在上海依旧存在，如果不是陈布雷、邵力子、蔡元培、宋庆龄等人的作用在持续发挥，仅仅王云五同意他们先行出版，那肯定还是会阻力重重的。

主体仍是鲁迅纪念委员会，他们为此又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还是蔡元培等人挂帅，但具体负责的，却是进步文艺团体“复社”，和一些志愿者，他们把这当成了纪念鲁迅，弘扬鲁迅，抗战救国救民的一个大任务。

这其中包括张宗麟、胡愈之、许广平、许寿裳、王任叔、黄幼雄、胡仲持、周建人、郑振铎、吴耀宗、陈鹤琴、沈体兰、孙瑞璜、冯仲足、唐弢，等等等等。

没有钱，复社成员自己捐献、筹集，他们也曾采用交钱预定的方式。没想到，交款者众，初版很快就被定空。甚至于华南因为有茅盾、巴金等号召，汉口因为有邵力子、沈钧儒等传播，美国因为有陶行知等推动，南洋因为有王纪元等发力，各处都极其踊跃，供不应求。

所有的人都为这事开足了马力，因为当时环境险恶，工厂关门，各大书店内撤，就连租界里的很多老报馆都已经停刊，所以这件事的完成也靠了技术工人们的奉献。

在那些文化人的热情感染下，他们不但没有为工资计较，也态度认真，工作忘我。有人甚至为此放弃了回乡省亲的机会，有人会因为发现一个五字号的边角略淡，就立刻停机填版。还有一个伙计自动从店里拿来了超过原定质量规格的材料来用，宁愿让老板贴点钱。

各个环节齐心协力、密切合作之下，这套质量上乘，多达600多万字，三个版本的《鲁迅全集》，竟用了不到四个月，就全部出齐了，出版之后，分送预定用户完毕，最终竟只剩下几十本。

这其中却还有两件事是必须要提的。

第一件。

杜月笙在其中也出了大力。他曾买了许多《鲁迅全集》，烫上“杜月笙赠”四个大字，分送到各大图书馆。后面他对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也曾如此。

第二件。

《鲁迅全集》出版发行的各个环节都非易事，因为鲁迅著作有许多绝版、散佚的缘故，集稿也是其中一大难处。

《月界旅行》，是从杨霁云先生那里借来，《地底旅行》开头二章，也是他从《浙江潮》第十期中抄录寄来，剩下的则是阿英闻讯，从藏书中找到补齐的。

《域外小说集》缺下册，蒯斯曛当即也从藏书中献出。

《艺术论》两种、《现代新兴文艺的诸问题》、《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等，则都是周文、胡愈之费力搜集而来。

《会稽郡故书杂集》手写本，原存在周作人那里，是由魏建功出面借来，再由茅盾专门派人辗转送到的。

而《译丛补》，则得力于谢澹如先生。

谢澹如早就曾将鲁迅翻译佚文，分类抄成目录，还在集稿时，寄来了《前哨》、《萌芽》、《十字街头》、《在沙漠上》、《奇剑及其他》、《朝花周刊》等书。只是由他的目录来看，鲁迅译文仍旧缺失不少。

此外，柳亚子、徐川、唐弢、席涤尘、周建人、郑振铎等，都曾有过此类贡獻，很多人还因为孤本、鲁迅手写本太过珍贵，为抄录付出不少。这其中包括王贤桢、单亚庐、周玉兰、吴观周、王光青等人。

标点是国学大家郑振铎、吴文祺、冯都良等人，编辑以郑振铎、王任叔为主，校对是朱础成、林珏、周玉兰、唐弢、柯灵、吴观周、许广平等等，这套书几乎每一环都有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参与，实际都算自愿，不计外围，就多达近百人，这绝对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非常惋惜的是，这套38年版的精品《鲁迅全集》，除了几本馆藏及个人收藏之外，已经几乎绝迹。纪念本毛留下了一套，上海鲁迅纪念馆有一套，鲁迅博物院有一套。

这再加上周恩来当初送给西哈努克亲王，和周海婴在胡风家中见到的一套，许广平留存的那二套，大概就是目前已知的存在。

“天下文章一石，子建独得八斗。”这样的赞誉如果加到鲁迅先生头上，肯定会有人反对，但是“辩时俗之得失”，笔下无空文，字字带血，业绩不灭，墨香久远的评语，鲁迅却是绝对当得的。

此等深邃、广博、透彻、辛辣、隽永，只怕再也难有。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