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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岩(连载二)

2021-10-11张玉清

东方少年·快乐文学 2021年9期
关键词:陈然剧团入党

张玉清

·4·  然,浩然正气的然

当蒋一苇把好消息告诉陈然时,陈然的眼睛里顿时涌出了泪水。他激动地说道:“好,找到组织了!五年了,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1942年,陈然就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和焦虑。尽管他没有彷徨,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自觉地尽自己所能做着对革命事业有益的事,也一直在与进步青年、进步组织沟通交流,但他仍像一个没有找到家的孩子。现在突然一下子找到了组织,可想而知他的心里会有多么激动!

“一苇,我们一定要办好《挺进报》,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是的,陈然!今后有了党的领导,我们更是什么都不怕了!”

“一苇,今天你先别忙着回去,我请你吃粉蒸肉。我太高兴了,咱们一定要庆祝一番。等会儿小妹放学了,带上小妹一起去。”陈然特别疼爱小妹佩瑶,有好事儿都想着小妹。

“好,是要庆祝!”蒋一苇说。

“要不我们现在就走吧。小妹也快放学了,我们去路上迎她。”

他俩果然在路上迎到了佩瑶,拉着她就近选了个小饭馆,走进去坐下。

佩瑶看自家哥哥和一苇哥哥掩饰不住地兴奋,还拉着她来吃粉蒸肉,不禁问道:“什么事高兴成这样啊?”

陈然说:“是天大的事,我们找到靠山了。”

“靠山?什么靠山?”佩瑶惊讶地问。

陈然说:“是让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靠山。”

佩瑶知道哥哥做的许多事情都不能细问,而且隐约也能猜到一点,于是从心里替他们高兴。

佩瑶忽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小哥,你为什么改名叫陈然?”

陈然以前叫陈崇德,后来才改叫的陈然。

蒋一苇也面带期待地望着陈然。

陈然沉默了几秒钟,郑重地说道:“然,浩然正气的然,正气凛然的然!”

几天以后,刘镕铸召集陈然和蒋一苇开会:“咏梧同志又来向我传达市委指示了,要我们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我任书记,全力办好《挺进报》。今后要提高刻写和印刷质量,发行量要求达到八百份。还有就是由我负责与你们谈话,了解个人政治历史和思想现状,符合条件的话,可发展你们两位入党。”

陈然和蒋一苇听后欣喜异常,没想到市委这么快就决定在《挺进报》建立一级党组织,任命刘镕铸为特支书记,还要发展他们入党。

陈然说:“现在成立了《挺进报》特别支部,我可以向组织汇报了!我已经是党员了,1939年春天在抗战剧团入的党,那时我16岁。1942年由于有人被捕出卖同志,我面临被敌人追捕的危险,组织上决定让我分散隐蔽,从此失去了组织关系。五年来,我一直設法寻找组织,现在我请求组织审查我的这段历史,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刘镕铸站起来,握住陈然的手:“陈然,原来你早就是党员,我会把你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尽快恢复你的党籍。”

蒋一苇说:“我还不是党员。多年来我一直追求进步,向党靠拢,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二·二八之前,组织上已经准备接受我入党,因《新华日报》撤走,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入党的事就此搁置下来。现在,我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组织上认为我还不够条件,我愿意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刘镕铸说:“两位好同志,我们一起并肩工作了这么久,彼此是非常信任的,只是因为地下工作的纪律,许多情况不能互相透露。今天,让我们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信任,也加深了我们的友谊。今后我们就要在党的领导下集体战斗了,我们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按照组织程序,你们俩要每人写一份自传交给我,由我转交给市委。”

第二天,陈然和蒋一苇将写好的自传交给了刘镕铸。

陈然,原名陈崇德,1923年12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西北街村。出生后第二年他随家人移居北京,后随父亲工作调动辗转迁居上海、芜湖、宜昌等地。1939年3月,陈然由程季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抗战剧团出现叛徒,组织上决定让陈然转移,断绝和组织的联系,他因此失掉了组织关系。1945年10月,陈然到中粮公司修理加工厂当管理员。与党失去联系的陈然没有消沉,仍然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从事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曾为掩护群众被特务殴打致重伤。中共重庆办事处与新华日报馆被迫撤往延安后,为使蒋管区的青年看到光明、希望,陈然联合几个进步青年在白色恐怖中创办了《彷徨》杂志,团结争取进步青年。

蒋一苇,原籍福建,1920年2月14日出生于武汉,父亲是小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1937年,蒋一苇初中毕业后,考入公费的航空机械学校。抗战期间,蒋一苇与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蒋一苇从航空机械学校毕业,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当机械士。1941年,他冒着被通缉的危险,毅然脱离了国民党空军,化名考入广西大学数理系。1944年底,蒋一苇到重庆后,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民主青年活动,在党的领导下,与朋友一起先后创办了进步的《科学与生活》和《彷徨》杂志,并任主编。

特支书记刘镕铸的经历也不平凡。1922年3月18日,他出生在四川省古蔺县龙山镇,父亲早逝,家境困难,只读过小学。他当过儿童团团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组织决定送他去延安学习,但经过成都时,川康党组织认为他年纪小,怕在路上发生危险,便将他留在了成都,皖南事变后调到重庆工作。“二·二八”后,他与上级失去联系。他的公开职业是儿童文化社、杂志供应社、中国邮购书报社经理,兼任开明图书局门市部主任。

请记住这三个人!正是他们创办了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挺进报》。围绕《挺进报》,发生了一系列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出了江姐、许建业等众多感天动地的烈士。这一系列事件和人物,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史上乃至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和宝贵精神遗产。

不久,市委批准陈然和蒋一苇加入中国共产党,由陈然任《挺进报》特别支部组织委员,蒋一苇任宣传委员。

陈然因为长时间与上级失去联系,如今的形势又无法接上原来的组织关系,这次算是重新入党。他失去组织关系的这五年,将来条件允许组织调查后,可从他最早入党的时间开始计算党龄。

刘镕铸说:“陈然同志,现在咱们三个人是同一个支部的党内同志了,你中断组织联系之后的那一段经历,应该对我们讲一讲啊。”

蒋一苇在旁边说:“是啊,陈然,咱俩是好朋友,可我从来没听你讲过那段经历,你的党性真强!”其实,陈然这段经历岂止是没有对蒋一苇讲过,就是陈然的家人也并不知晓。陈然一直不知道他所敬重的大哥陈崇基也是中共党员,而大哥也是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自己牺牲的弟弟陈然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见那时候地下工作的保密纪律有多么严格!

陈然说:“好吧,这一直是我心中严守的秘密,现在可以向支部讲出来了。”

陈然脸上的神情渐渐凝重,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日子。默然好久,他才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说来话长……我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因为从小受大姐陈佩琪的影响。那时候我们全家还在上海,琪姐是一个爱国有志青年,她经常给我讲救亡图存的道理,还带着我读进步书籍。琪姐一直积极参加进步剧团演出,后来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剧八队,随队到各地开展抗日救亡演出宣传。1938年秋,在武汉附近农村演出时,琪姐患伤寒病危,不久就去世了。她弥留之际,用最后的力气对我们说:‘……延安……去!这是琪姐对我们的期望。正是因为受到琪姐的影响,1938年我在宜昌也加入了一个抗战剧团。这个剧团有咱们的党组织,党员里有一位姓陈的老大哥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教育我、引导我。我追随着他的脚步积极参加剧团的演出和其他工作,还冒着危险去前线抢救过难童。193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16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庄严宣誓:‘我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上级决定让我们转移。不久,我终于有机会实现琪姐的遗愿了——去延安。我向组织提出了申请,得到了批准,但是在去延安的路上,在纷乱的难民中,我找不到预定的接头人了,又得了很重的疟疾,迫不得已裹在难民群里西撤。

“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到巴东工作了,我就到巴东找到了父亲,治好了病。1941年末,父亲调到重庆工作,我们全家又来到重庆住了下来。

“那时候抗战剧团也有一部分人转移到了重庆,我的组织关系便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转去的还有与我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向长忠,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向长忠比我大两岁,在抗战剧团我俩的关系特别好。1942年的春天,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向长忠从合川寄来的信,说他在合川找到了工作,希望我也过去。我那时候正失业,全家经济拮据,于是立马准备动身去合川找他。但是我还没出发,向长忠的妹妹却到我家来了。一见面她什么也没说,泪水就涌出了眼眶。她掏出一封信给我,是向长忠写的,信里让她来找我,要我千万不要去合川。原来,向长忠是被特务骗到合川逮捕的,因为受不住打,叛变加入了特务机关。上一封信是特务让向长忠写的,用来诱捕我。向长忠发出了那封信后,想到跟我曾经关系那么亲近,我一直把他当哥哥一样尊敬,觉得对不住我,又后悔了,才赶紧给妹妹又写了一封信,让她来告诉我实情。

“我当即把这突发情况向组织做了汇报。为了我的安全,也为了组织安全,上级指示我马上离开重庆到江津隐蔽,并且断绝和组织的联系,等以后组织上再派人来找我。

“我到了江津以后,得了严重的痢疾,贫病交加,实在没法生活,只好又回到了重庆治病。病治好了,但我从此失掉了组织关系。”

听完了陈然的讲述,刘镕铸和蒋一苇才知道陈然这几年有多么不容易。

刘镕铸说:“我能体会到陈然的痛苦。我们地下工作的纪律是这樣的,如果奉上级指示中断组织关系,下级是不能自行找上级再去接关系的,必须等上级来找下级。”

陈然说:“我的内心还有另一层痛苦,那就是为向长忠感到痛心。他也曾经是一名热血青年,却因为受不住拷打叛变投敌了。我们曾经亲如兄弟一般,以后再见到他,却是敌我两条线了,这太让人痛心了!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就一直想着一件事:万一我被捕了,不管遭遇什么样的酷刑,我绝不会屈服!老刘,一苇,要是我被捕了,请你们放心。”

“要是我被捕了,你们尽管放心。”这是陈然多次对身边同志说过的话。

(刘镕铸、蒋一苇、陈然三位热血青年,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学习知识、办报刊、宣传新思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正是这些有志之士、有信仰的新青年奋斗不息,我们的革命才能取得成功,我们的生活才能幸福安康。精彩请看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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