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羽, 赵广举,2, 穆兴民,2, 田 鹏, 高 鹏,2, 孙文义,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凌 712100;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 杨凌 712100; 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世界大约有24%的河流径流量变化发生显著变化[1]，如美国的哥伦比亚河[2]、埃及的尼罗河[3]、中国的长江[4]与黄河[5]人类活动主要是通过大型基础设施(如水库)、城市化和生态恢复等方式改变河流水文情势，但河流的可取水量和其自然流动状况可改变的程度必然有限。为此，诸多学者[6]分析了河流水文情势变化及其主要驱动因素，以满足生态系统对水的需求。Richter等[7]提出了与自然水流状况相关的水文变化指标(indicators of hydrologic alteration, IHA)评估河川径流情势变化情况。为了反映河流生态系统受影响的程度，使用变异性范围(RVA)法可以分析河流不同时期水文指标值的可被改变的程度[8]。Yang等[9]采用RVA法对黄河中下游水文情势改变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小浪底水库对花园口站水文情势影响较大。Zhang等[10]在使用IHA/RVA法的基础上，结合与IHA指标具有良好相关性的生态指标，来分析大坝建设与生态水流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黄河上中游段水文情势因梯级水库的调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Tian等[11]采用IHA/RVA法分析评价了无定河流域的水文改变度，并发现其与水文连通性指数(IC)和流域水库指标(RI)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和水库是改变河流水文情势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