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琪琪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其势汹汹。这场污染防治攻坚战,无不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生态文明。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实施《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出了一系列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环保福利”政策。然而,随着企业开足马力恢复、扩大生产与居民云办公、教学、服务的大力发展形成的生产投资和消费投资的逻辑斯蒂型回归,疫情防控结束之时人们也可能面临结构性挑战。为此,引入多元的争端解决机制便成为内在的现实要求。

1 隐名机制的浮现:环境仲裁制度

1.1 现行法律之缺

如今,与“环境仲裁”相关的法律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中的构建并不成熟,仅散见于为数不多的几部法律。相关研究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本土资源论,从制度分析到过程分析,缺乏环境纠纷仲裁化解机制建设实效评价研究。立法的定位尚且不够清晰,遑论相关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探究。

1.2 仲裁制度之绊

透视仲裁环境之现状,可以发现,立法上的偏差和疏漏导致我国仲裁制度“先天不足”,缺乏个性;政府的过分“关爱”造成我国仲裁制度“后天发育不良”;有限的仲裁国际交流与合作阻滞了我国仲裁制度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进程。[1]

1.3 多方意识之偏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社会公众的仲裁法律意识欠缺导致我国仲裁法律服务市场需求不足;对于法官来说,环境专业知识的局限并不能有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环境纠纷,环境污染民事纠纷诉讼量激增与有限的司法资源的矛盾难以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