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琳雅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短视频已逐渐跻身当下主流的传播形式。我们身处的社会已进入到一个以视频为主的广义的图像时代，“图像不仅是当代叙事的主因，左右着当代社会叙事格局，而且预示着传播科技对人类日常生活、感知方式、知识传播与叙事表达等方面影响的未来结局”[1]。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我国短视频行业的高速发展，诞生了抖音、快手等数亿用户量级的平台，以及一条、二更短视频内容发展生态的典范，并且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力。

如今在类型多元的短视频叙事文本中，纪实短视频主要指以真实为原则，从自然和社会中取材，表现作者对事物认识的简短非虚构活动影像，一般不多于12分钟，短则以秒计算，以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作为主要传播平台。[2]纪实有一种被生活经验认同的心理感受，“从技术赋权的角度看，纪实短视频给予了使用者最充分接触现实、记录现实、表达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性，让他们随时随地可以深入观察、倾听、触碰和感受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3]，纪实表达在短视频领域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纪实短视频遵循了非虚构艺术的本质，但是，伴随着媒介融合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然打破了传统纪实影像的风格，在互联网生态下呈现出独特的叙事形态和视听风格。

一、基于生活情境的小叙事

哲学家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提出了一个强调艺术和生活之间紧密联系的美学概念，他认为“艺术是理解自身生活状态并将其转化为最有趣最绝妙东西的智慧过程”[4]。在埃德曼的理论精华中，情境学（Contextualism）强调了艺术和生活经历之间核心且亲密、有目的性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艺术产生的时代根据创作者进行创作时的感受对艺术加以评价。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用于会话的工具。”[5]视听媒介作为人视觉与听觉的延伸，对认知模式和信息传播范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电影、电视到网络视频、短视频，视听媒介的发展，由單向接收信息，逐渐演变成表达自我的会话工具，从最早的固定时间与观众约会的电视节目，到页面点播的网络视频，再到时下借助移动端随时随地传播的短视频，叙事程式也产生了变革。宏大叙事模式显然已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下的媒介，短视频的叙事“从一开始，它就拥有与传统内容不同的文化底色与文化基因，短视频大生产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新文化运动”。[6]

纪实短视频由于篇幅的限制，在作品的主题选择上从宏大主题转向单一主题的小叙事，拓宽了非虚构影像的创作渠道。所谓“小叙事”主要指的是底层的、民间的、个人的、日常的小事情，以及“大叙事”中的细节和横截面。宏大叙事一般立意较高，选择“解释因果关系、发现并制定规则、叙述或概况历史并展望未来”，局部叙事或小叙事则脱离了宏大的历史文化命题，转向从普通的个体生活和个人经历出发，更加接近日常状态。比如以深耕纪实短视频内容的知名平台“二更”为例，在叙事上与传统纪录片有明显的差异。

（一）平民化的叙事主体

二更的“微纪录”栏目纪实短视频的叙事主体几乎是平民化的，绝大多数关注的是普通民众。2019年二更成功策划了“微光”系列活动，通过普通人的故事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后镜头再次聚焦了履职敬业的普通人，如杭州监狱警察吴臻;讲述了平凡人追梦筑梦的故事，如古生物复原绘图师赵闯;一群为梦想而不停奋斗的圆梦人，比如高位截瘫却最终站在马拉松赛场的王娟。正是这些身边可见可感的普通人，建立了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这样的叙事主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走向平民化时期，《纪录片编辑室》提出“聚焦时代大变革，记录人生小故事。”尝试从小处着眼，力图记录、折射大的时代变革背景;同时期的《生活空间》纪录片栏目的定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底层人物或普通人，通过一个个老百姓的故事来串联和勾勒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轨迹。短视频时代，二更叙事主体的平民化，绝大多数是对普通人生活原生态的再现，也是一种制造情感记忆和共同情感体验的方式。

（二）单线化的叙事线索

“以互联网作为生产和传播平台的叙事艺术，通常都要依照互联网平台的信息传播逻辑对自己讲故事的传统加以改造。”[7]对于绝大多数的纪实短视频，不仅可以完成对自然社会生活中完整事件的记录，也可以呈现事件或事物的局部，叙事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结构简化，用片段式结构、单一线索进行直观呈现。这种片段化的文本使得原来大体量的纪实作品可以被拆分成若干精品小片段进行传播。如抖音平台的央视新闻、央视纪录频道，精选新闻、纪录片中的片段，以高清的纪实短视频传播，同时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关键性信息，在具备一定信息密度的同时增强了节奏感。“这种打破情节叙述的连续性的贴合方式，在解构事件完整性的同时，也在完成迎合新媒体传播特点的文本建构。”[8]

片段式结构是选择事物的局部或者某一横断面进行完整叙事，再比如二更的“城市站”系列中，聚焦多个城市几千条精品纪实短视频，通过洞察城市万象，挖掘城市人文，无论老街小巷还是闹市繁华，有温度的纪实语言，打破千城一面，呈现出百味人生。《更武汉》系列2021年最新推出的《追梦赤子心》，抓住了当下正着力倡导的乡村扶贫典型，清华硕士以及其他默默付出的扶贫队员走进扶贫一线的经历，单线化的叙事结构压缩了传统纪实作品所具有的叙事能量，但它让创作者在情感维度上满足碎片化接受情境下观众的心理需求，让看似艰涩的选题呈现温情和美好。许多纪实短视频通过碎片化的信息拼贴完成叙事，彰显了纪实短视频在自媒体时代创作上的自由性，也迎合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所体现的“碎片化”“非连续化”特征。[9]

（三）个体化的叙事视角

在影像叙事层面，叙事视角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视角的选择决定了叙事的重点，并且包含了对叙述内容的态度。不同的叙述视角也呈现了不同的图景和视野，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叙事的客观、真实和完整性，所以选择准确的叙事视角对客观叙事显得尤为重要。纪实短视频很少使用全知视角或第三方视角，而主要使用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主视角进行叙事，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内视角叙事。

内视角叙事尽管在叙事上不像全知视角灵活自如，但其优势也非常明显：由于叙述内容出自人物自身经验记忆或正在经历，那么真实感和亲历性都是其他视角无法取代的。比如，在二更的人物微纪录系列纪实短视频中，有大量被拍摄主体的口述，节奏舒缓、画面精致，亲历者的讲述能够在片中和观众之间建立起直接的交流感，给人带来的真实性和故事性都比较强。

（四）故事化的叙事策略

“故事——我们在叙述文本中所区分的三个层次中的中间层次——并不由不同于素材的那些材料构成，而是这些材料被某一特殊的角度来看待。如果我们将素材主要视为想象的产物的话，那么故事可以看作为一种编排的结果”。[10]由此可见，对于客观记录的叙事策略来说，故事就是一个实现客观效果的过程。对于纪实短视频其篇幅短小，受讲述时间的限制，素材的选择和讲述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而故事化的讲述方式能在短时间内呈现较强的吸引力。

比如二更在腾讯视频和公众号发布了系列纪实短视频《最后一班地铁》，现已更新到第三季，每期10分钟左右的时长，选取的对象大致是20-30岁之间不同行业的都市夜归青年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尝试挖掘都市中青年人下班后的真实状态，通过生活化的采访语言，逐渐挖掘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又如第三季中兼UED设计师和街舞舞者双重身份的老杨、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爸爸、离开国企当杭漂的90后网红博主等，一个个人物从刚开始的介入就充满了故事性。纪实短视频借鉴虚构作品的叙述技巧，对事件进行故事化的处理和表达，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引起观众的观赏兴趣。二更也因其对普通群像的关注而饱含厚重的生命质感，充盈着公益精神和人文情怀。

二、视听表达方式的融合与创新

“语言是叙事得以进行的首要因素，没有语言则不可能实现叙事。”[11]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对语言的认识与使用关乎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和对自己的认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指出：“对媒体而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媒体本身，是媒体的形式规定着媒体的内容。”[12]新媒体的开放性、平民性、共享性为短视频创作提供了自由空间。显然，纪实短视频的叙事语言特征与传统纪实影像宏观、规整的风格截然不同，视听运用更加开放多元。

（一）竖屏构图的叙事语言

纪实语言是客观记录叙事策略所使用的主要语言，巴赞基于摄影影像本体论提出了电影纪实美学，强调了空间的完整以及叙事和表现对象的真实，影视纪实性的视听语言是纪实美学的具体体现。影像叙事通过镜头内部（组成镜头画面的元素）的变化和镜头外部（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衔接）的组合调整来完成。镜头的主要构成元素之一即是构图，媒介载体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影像存在方式，也改变了影像的表达方式，与传统的横屏影像不同，竖屏影像是以竖直屏幕为基础的竖向构图。

传统电影语言中，横向构图的视野是开阔的，所呈现的信息也更为丰富，大量的远景、全景在横向构图中能够更好地展现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直观地呈现叙事信息。而短视频竖屏构图的视野不及横向构图开阔，但也有其优势。首先，竖向构图的视域更集中，视角窄化能带来一种集中注视的效果。因此，竖向构图所呈现的内容更突出、更具展现力。其次，竖向构图更擅长表现局部。比如，在竖屏画框构图中，人物能在画面内占据绝对位置，周围的环境空间被弱化，更加有利于表达主体人物形象。所以，竖屏构图多用于人物肖像，因此也被称为“肖像模式”（Portrait Mode），而横向构图则被称为“景观模式”（Landscape Mode）。[13]例如，抖音平台的《中国青年报》推出的纪实短视频中，不畏艰苦的边防士兵、鼓励考研同学的保安大爷、见到外孙激动不已的外公等，不同群体的生活瞬间，竖屏能较好表现主体的动作神情和面部特写，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二）小景别呈现的叙事效果

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中，不同景别的运用可以达到不同的叙事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影像风格，甚至导演风格。比如，侯孝贤偏爱大景别，形成了独特东方韵味的电影美学风格;再如，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中，全片接近五分之四的特写镜头，深入剖析人物的心理状态，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在电影中，大远景、远景通常表现宏大的场景，全景则常用于表现相对于局部的整体，以交代人物与环境空间的关系。竖屏影像和横屏影像相比，左右两边的画面被裁切，大约呈现横屏影像画面1/3，视角变得狭窄，从而使大景别的叙事能力被弱化。竖屏影像在水平空间里很难同时呈现较多元素，比如自然类纪实短视频中气势恢宏的自然景观、开阔的视野等场面，竖屏明显弱化了影像的表现力。但是，竖屏虽然弱化了大景别的叙事效果，但是增强了小景别，尤其是近景、特写的叙事能力，与传统的横屏影像相比，竖屏中窄化的视角反而能突出被拍摄的主体，因此能使观众更加有效地关注画面信息。

（三）长镜头、纵深镜头和跟拍镜头体现的纪实风格

纪实短视频虽然表达时间受限，但是影像语言的探索和利用非常丰富。长镜头由于对事件和时空记录的完整性而体现出强烈的真实感，因此对于纪实的叙事策略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视听语言。在竖屏画框受限的情况下，纵深镜头能够完整表现整体空间以及景深内事物之间的联系，真实性得以体现，跟拍镜头能够展示完整行为过程，构成了重要的纪实语言。比如抖音平台上一些美食类、传统工艺类纪实短视频，美食制作者与传统工艺传承人与短视频运营机构（MCN）联盟，升级为“新型文化媒介人”，从长视频向短视频转型的过程中，MCN机构积累了广泛的短视频审美感知需求，通过修改和转换镜头语言，在表现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创造出全新的纪实短视频艺术符码，精美的长镜头与纵深镜头之下，热门古风背景音乐和备受年轻人喜爱的酷炫滤镜，同样吸引着青年群体。

（四）声音效果增强叙事的真实感

在纪实短视频作品中，声音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叙事与造型元素，能增进观众对于画面的理解，同时还可以引导观众的注意重心，制造悬念，对叙述内容产生期待。无论是叙事、渲染氛围、抒发情感都需要结合声音，包括人声、音乐以及音响。其中同期声与纪实画面一起完成对客观事实的真实记录，来自拍摄现场的声音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真实感，比如抖音平台大量的紀实短视频中的人声来自于现场拾音，因此同期声也是客观记录的一种重要语言，声画同步突出现场感。

另外，也有部分纪实短视频中用采访、解说词，而这种人声多是叙事性、说明性、注释性的，主要提供背景性信息以及满足介绍事件的基本构成元素。比如一条、二更，都有不少作品以被拍摄对象主体性自述作为串联整部片子的主线，这种解说有一定的交流感，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真实性。另外，要保证信息表达的客观性，解说词也会以字幕的形式出现，比如抖音平台上央视纪录频道推送的部分视频以上、中、下三块分割画面，上面有部分主题性解说，中间则保留了原横屏画幅。叙述性、说明性、注释性的人声使得叙事抛开倾向性和主导性的观点，因而更加具有客观性。

三、众创故事重构的纪实与视听艺术

媒介融合时代，受众介入图像信息生产、发布过程的程度不断深入，同时也激发了受众参与视听叙事创作的潜能。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模式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发展，使得受众能够融入视听叙事创作，成为叙事的参与者与传播者，满足个人化需求。UGC生产的一次次爆款，也印证了草根一代的创造性和多元性。但是，当大量UGC创作的内容充斥网络短视频平台时，带来粗粝的视听效果，反而使得受众开始期待制作精良的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生产的作品，既有UGC的表达深度又有专业的视听效果，二者融合发展的路径正好符合视听叙事的互动创作理念。因此，在视听叙事互动创作中应当合理规划、利用好现有的媒介资源和平台，让受众与视听叙事创作之间产生有效互动与重构。

（一）UGC纪实影像书写的集体记忆

将不同个体的叙事进行重新编排创作成新的影像，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利用UGC模式的创作应追溯到由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和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牵线，在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邀请全世界的网民用摄像机纪录下2010年7月24日这一天自己的生活琐事，以及对一些简单问题的回答。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总计近4500小时的视频，展现了世界各地人们在同一天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影片《浮生一日》。片中每个人拍摄的内容迥异，除了将镜头对准自己之外，也有些人纪录下他人的有趣生活，既有完整的小事件，亦有无头无尾的片段，有些人的生活平淡无奇，有些热闹非凡。如此纷繁复杂的素材，经过首席执行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的构想与处理之后，“不仅拓宽了纪实类短视频的影像档案价值，还承载着普通民众书写集体记忆的社会价值。”[14]

《浮生一日》之后的十年，2020年2月5日，纪录片导演、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在网上发出倡议，邀请所有被疫情影响的人拍摄自己在2月9日任一时刻的生活片段。这一天，被烙印在几千个拿起手机、相机的记录者的记忆里。这些拍摄者以普通民众为主，也有少数电影从业者，比如导演焦波和蒋能杰也都参与其中。最后根据收集的大量素材，2020年7月制作出纪录片《余生一日》（又名《一日冬春》），也是中国人在疫情之下的一份影像日记。

另外，2020年4月2日，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联合快手短视频平台发起首部抗疫手机短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正式上线，全长18分42秒。来自快手APP中77位创作者发布的112条纪实短视频，看似碎片化的手机短视频，后期对应抗疫时间线与大事件进行拼接与再创作，拼凑出了一个真实而动人的武汉，更记录下了一系列不可再现的珍贵瞬间。这种抗疫素材经过剪辑编排，将个体叙述者碎片化的纪实短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剪辑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武汉人民抗疫影像。

（二）UGC纪实影像重构的视听艺术

“我们并不是以绝对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变化的情境关系来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的大脑操作系统会鼓励我们的知觉惰性以防止我们超负荷纳入。我们都有一种集中注意事件的某一部分的视听习惯。我們过滤了大部分到达我们研究和耳朵的感觉，并将感知到的事物尽可能的稳定化、简单化。”[15]基于UGC纪实短视频为基础的创作不断闯入并颠覆传统影像的感知，比如纪录电影《杀马特我爱你》（2019）以一种民族志影像的方式对杀马特这个边缘群体进行记录和深描，但是仅从文化层面解读是不够的，这部影片拍摄期间，有大量的创作素材是导演李一凡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大量的素材都是手机拍摄，与传统纪录片横屏拍摄和观看习惯不一致，拍摄团队巧妙地对素材进行加工，将竖屏转化成横屏呈现，画面纵向分割成三部分，黑底上开辟出等比的三视窗画面，且加入观看场景。为了短视频素材转换和谐，三视窗在素材交替上沿用承上启下的转场思路，尽量做到画面和谐一致、故事脉络自然流畅。[16]这样的处理让画面具有了开放性，观众在一个画面中有选择地捕捉所需信息，这种“选择性的看”被称为“选择性感知”，我们倾向于去看那些与我们知觉期望相符或令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和细节，我们每个人都根据特定的经验情境从自己特有的视点出发去看待某件事。[17]

《杀马特我爱你》就是通过导演拍摄和UGC纪实素材互动叙事的方式，实现了对群体文化现象的影像深描，呈现出在不同情境下的普遍性，让不同社会文化族群之间能够凭借彼此之间的共同经验形成一种文化和情感的共识。

2020年10月10日，全球首部由UGC纪实短视频共创完成的大银幕电影《烟火人间》，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影片在全球首映。自2018年年底主创团队萌生创作想法，从快手平台几百万条素材中下载了五万条，最终使用了510个作者的886条视频，通过海量的、碎片化的手机自拍影像，完成82分钟的纪录影片，呈现的是一个背井离乡、奋力拼搏在社会生产一线的当代中国人群像。在传统16：9比例的横向大银幕上，几块竖屏占据部分面积，重构素材声音以达到更动人的效果，展现出微小却充盈生命活力的鲜活个体，全民自拍式的纪实短视频让观众从影像中窥见一个前所未见的中国。有业内人士称“这可能是人类电影史上自主上传的视频，经过再次的编辑跟加工所形成的第一部影片，某种程度上可以载入电影史册。”[18]随着科技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电影的创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部作品很好地探讨了新兴媒介将如何改变和重构纪实影像的视听艺术。

综上所述，纪实短视频的发展丰富了这个时代的影像内涵，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开拓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带来了全新的视听审美体验。个体力量书写的集体记忆，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与当下社会情境契合，提高了人们的社会认同感。伴随着数字科技的进步，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纪实短视频也将伴随传统影像及其它竖屏内容一起，拓展视听叙事路径，探索新的叙事语法和艺术符码，让视听艺术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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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美]赫伯特·泽特尔.实用媒体美学：图像声音运动[M].赵淼淼，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6.

[18]全球首部UGC短视频大银幕电影《烟火人间》全球首映[EB/OL].中国新闻网[2020-10-1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261309064978692&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