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旭光，李 辉，崔 丽

(河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

2019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外宣翻译为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一扇重要窗口，已然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有42项非遗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居世界首位[2]。但我国的非遗外宣翻译研究尚属探索阶段，实证研究较为匮缺，无法满足对于优质译介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本文梳理了2011—2020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非遗外宣翻译研究的文献，旨在通过数据分析直观地展示非遗外宣翻译研究状况，总结得失，希望能够对将来相关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一、非遗外宣翻译研究概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遗的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遗外宣翻译涉及范围较广，主要包括非遗项目名称翻译、项目介绍类文本翻译、语言类项目翻译等。

笔者在知网以2011—2020年为时间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经分析比对，得到相关研究文献175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157篇，学位论文18篇(包括博士论文1篇)。为全面获悉非遗外宣翻译研究概况，以下从研究方向、译介类别、翻译重难点、翻译理论研究等4个方面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

(一) 研究方向

如图1所示，2011—2020年非遗外宣翻译期刊文献呈逐年递增趋势，近4年间文献研究成果尤为丰硕，2019—2020年达巅峰，共61篇。相关学位论文也呈上升之势，但总体上数量不多，2019—2020年最多，也只有7篇。

图1 2011—2020年刊物发文情况

通过对175篇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非遗外宣翻译的研究方向大致包括“策略研究”“理论研究”“宏观研究”“人才培养”等4个方向。

1.策略研究

关于“策略研究”的学术论文共40篇。如，陈芳蓉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难点与对策》中提出非遗翻译三大难点，即文化专有项、非遗名称、汉语意合到英语形合的转换，文章分别阐述了各个难点的翻译策略选择依据和解决办法，对之后非遗外宣翻译策略研究工作起到了铺垫的作用[3](P64-69)；胡庆洪认为非遗翻译应遵循“效果为先、目标受众中心”的原则，指出通过摘译突显非遗介绍文本中目标受众感兴趣的核心信息、借助释译化解文化专有项传译曲解或不足问题[4](P43-46)。

2.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方向论文指的是借助相关理论开展策略选择与翻译实践研究的论文，共70篇。如，田霞研究了语用顺应论对苗族习俗与节日名称翻译的作用，指出在顺应论指导下通过直译加注、音译加注等翻译策略能够更好地解决翻译问题[5](P91-94)；陆志国以叙事框架理论为依托，论证了非遗翻译文本中英文对照存在不对应的合理性[6](P117-121)；杨晓丽以翻译美学理论为指导，从审美主体、审美客体2个角度探讨了古老民间歌谣“花儿”的美学再现[7](P144-148)。

3.宏观研究

“宏观研究”方向论文是指从社会宏观层面对翻译状况和价值进行阐述以及问题剖析的论文。此类论文重点在于从宏观层面把握非遗翻译，共55篇。如，周彩玉指出非遗译介话语建构必须在文明的层级性中诠释自我并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在文化权力的媒介镜像中融合他者并弘扬文化主体性[8](P91-93)；周芹从体验经济视角出发，分析了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状况，指出非遗外宣翻译缺位、译介质量不足2个主要问题，并从受众、互联网、国际交流、翻译4个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9](P136-138)；伍秋洁从经济效益、提升城市地位、文化保护与传承3个角度阐述了广西北海疍家咸水歌翻译的社会价值[10](P41-42)。

4.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方向论文主要指非遗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论文，共3篇。例如，刘春媛认为黑龙江省非遗翻译人才培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较多问题[11](P232)；白红岩通过梳理非遗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重视非遗人才教学培养和翻译人才培养方案的必要性[12](P134)。综合而言，该方向研究论文很少。近10年关于非遗翻译的学位论文仅18篇，也反映出这方面的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译介类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国非遗主要分为6个类别：一是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是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是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是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是传统体育和游艺；六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以此为依据(本研究还增添一个“未细化”类目，即文献是关于非遗的英译研究，但并未具体到某一类别的非遗项目)，分析比较了172篇非遗外宣文献(去掉3篇人才培养文献)见表1，分析发现，共计9篇文献研究了传统口头文学等非遗类目文本的翻译，占比5.2% ；共计28篇文献研究了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等非遗类目的翻译，占比16.3%，如谷峰从翻译伦理观视角对徽州民歌开展了英译研究[13](P102-104,112)；共计20篇文献研究了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等非遗类目的翻译，占比11.6%，例如，左慧芬基于文化功能对等理论对米粉配料介绍文本翻译实践进行了研究；共计4篇文献研究了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类非遗项目的翻译，占比2.3%，其中包括阮红波对于毛南族还愿活动——肥套的介绍文本的英译研究[14](P114-117)；传统体育和游艺类非遗项目翻译仅有1篇文献，岳婧在传播学视角下对华佗五禽戏中“四字格”词语的翻译研究[15](P102-103)。当然，还有61%的非遗翻译研究文献并未细化非遗研究对象。事实上不同的非遗类目的特点与传播重点是截然不同的，故而翻译重心差别较大，这也是当前非遗外宣翻译研究的难点之一——研究对象缺乏细化处理。

表1 译介类别

(三)翻译研究重点

研究者关注非遗翻译的重点主要包括“介绍类文本”“非遗名称”“文化专有项”3个方面(见表2)。关于“介绍类文本”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内容选择与确定”问题，例如李蒙从中文词汇风格、语言特点出发，认为中英文二者多有不同，中文多辞藻堆砌、语义重复，汉译英时当化繁为简，甚至酌情删减[16](P79-80)；薛秀云指出翻译《中国剪纸艺术》封底漳浦剪纸的中文介绍，应当选择起源、表现形式等目标受众感兴趣的信息进行英译[17](P85-87)。关于“非遗名称”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名称待统一”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有：戴桂珍指出泉州市非遗项目英译名称不统一严重影响目标语读者对于非遗内涵的准确把握[18](P37-41)；方佳认为非遗英译名称不统一令源语文化的权威性大大降低，影响非遗项目国际传播效果[19](P82-86)。关于“文化专有项”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音译”问题，例如季梦婷指出壮锦编织技法“通经断纬”音译作“Tongjing Duanwei”造成关键信息遗漏，影响非遗国际传播[20](P161-163)；刘莹指出漳州非遗项目锦歌被音译作“Jin ge”忽视了译介受众的接受能力，影响译介接受效果[21](P98-101)。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研究者提到“文化认同原则”，诸如许岚等学者认为文化认同原则在外宣翻译应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表2 翻译研究重点

(四)翻译理论研究

2011—2020年非遗外宣翻译研究经历了初期的翻译策略探索(归化异化、直译加增译、音译加注、改译等)到指导理论细化研究的发展，总体呈现理论化、具体化、系统化趋势。2018年以来学者基于翻译理论开展翻译研究趋势上升。从图2可以看出，70篇“理论研究”方向的文献中有58篇使用西方翻译理论作为指导开展翻译研究，存在本土翻译理论研究滞后、理论应用不足的问题。其中，最被广泛应用的本土理论为生态翻译理论，有10篇文献应用该理论进行非遗翻译外宣研究。例如，田亚亚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3个生态翻译学角度对陕西省国家级非遗项目名称与介绍性文本进行翻译，为非遗项目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22](P55-60)。

图2 2011—2020年非遗翻译理论应用情况

其中，从文本功能角度探讨翻译交际目的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在非遗外宣翻译工作中的应用最为广泛。细化来看，应用最广的3个指导理论分别为：“功能目的论”“生态翻译学”和“顺应理论”。它们在论文中分别出现17次、11次和4次。

1.功能目的论

庞亚飞对佛山木版年画翻译进行研究，认为目的论摆脱了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等值论束缚，应以实现非遗文化跨文化交际为首要目的。除此之外，语篇内连贯与语际连贯在提升译介可读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3](P37-40)；赵丽丽认为目的性为首要遵循原则，译者应明确非遗项目翻译目的，进而灵活运用音译、直译等翻译策略保证译介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表达习惯，信息传递准确，实现翻译的连贯性和忠实性[24](P123-125)；曾贞基于目的论指出译者为实现翻译的连贯性，可采用归化策略，使翻译符合外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为了在非遗传播过程中保留文化原生态，实现非遗国际传播的目的，译者可采用异化策略[25](P141-143)。

引申而言，对于非遗外宣翻译工作，目的原则要求以实现非遗传播目的为首要准则，译者可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对原文内容作适当改动，从而提升译介国际传播效果。在此基础上，兼顾连贯、忠实原则，令原文与译文在形式、风格上实现对等。

2.生态翻译理论

2003年生态学被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26](P3)。2013年胡庚申教授首次将其引入语言学领域，成为最受非遗外宣翻译工作者青睐的本土翻译理论，例如，洪莉从非遗翻译生态环境角度出发，认为泉州非遗外宣翻译工作可通过政府提高重视程度、译者读者关联互动实现良好非遗翻译生态环境的构建；借助专业能力的培育(通过摘译、编译等策略实现三维转换)和道德修养建设实现译者翻译水平的提高[27](P148-151)。钟安林从翻译者角度出发，实例研究喀什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指出译者可通过适应性选择实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和谐转换，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28](P52-56)。季梦婷以宏观生态理性为视角对广西壮锦介绍文本翻译进行了研究，指出为实现语言维转换，译者需注重翻译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子系统关联性；为实现交际维转换，译者发挥能动性的同时需保持翻译生态系统平衡；为实现文化维转换，译者应着力再现生态美学，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美韵与原生态[20](P161-163)。

综合而言，生态翻译理论主张译者中心论。非遗外宣文本英译工作具备一定生态本质，译者以关联序列“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29](P5-9,95)为依托，需承担非遗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自身的选择和自身对该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性适应)，也需在非遗原文本、源语“文化性”与目标语文本、目标语“文化性”之间打造均衡“适应性”选择桥梁，实现非遗外宣文本“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适应性转换(选择)。最优质翻译就是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积结果，译者需遵循整体联系、平衡和谐、生态美学等原则。

3.顺应理论

比利时学者维索尔为深刻描述语言选择过程，提出顺应理论。吴敏在非遗项目钧瓷的翻译研究中，从顺应理论出发，指出译者为顺应译入语读者心理可采取归化意译策略，译者选择变译与编译策略旨在顺应译入语读者的交际环境，译者选用释译策略可顺应译语读者的社会心理[30](P204-206)。关于涉及文化的民俗文本翻译，王钟锐认为动态顺应译入语语言结构有助于译语读者对非遗原文本原义更好地掌握，译入语文化的动态顺应可使源语文化传递更加完整，为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译者需动态顺应非遗项目文化传递目的，获得文化认同感[31](P50-52)。引申而言，语言传递者在非遗信息传递时需根据材料实现表达变异，这便为译者的语言选择构建了前提与基础；面对不同非遗项目的变异表达形式而做出的语言选择要求译者需灵活运用翻译策略与技巧，这便是商讨性内涵；最终，译者需在可选择的可变范围内做出可商讨的语言选择，顺应语言选择目的，这便是顺应性的深意所在，其主要特征包括语境顺应、客体结构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意识显现程度4个方面。

综上所述，当前非遗外宣翻译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其虽呈上升趋势，但还存在研究对象不够细化、本土翻译理论应用不足、忽视译介受众反馈机制建设以及翻译的高端人才培养短板等问题有待解决。

二、对非遗外宣翻译研究的思考

(一)项目细化研究应顺应不同的译介类别

面对传播重点和英译研究重心不同的非遗外宣文本，译者首先应顺应各非遗项目文本的不同语境环境与客体结构。如，对于技艺类等偏应用型文本，应更多考虑客体结构下的语言表层结构、逻辑关系；对于戏剧类等文本，则需仔细推敲异质化程度合适与否，顺应译语文化语境与客体结构下的更加复杂的节奏、韵律、相应文体风格乃至情感信息。

开展非遗技艺类介绍性文本英译时，一般只需保证语言简明而富含逻辑的文体风格。如：顺店刺绣的介绍文本中“户户有绣机，家家会刺绣”可直译作“Proficient embroiderers and embroidery machine can be found in every household ”。戏剧等典籍类翻译则不同，不仅要考虑到心理世界和语言表层结构，还需顺应语境以及客体结构下更加深邃的文体风格、情感信息，更有如诗之戏文则需顺应其“节奏”“韵律”，如：京剧《锁麟囊》中“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译作“I once thought my wealthy life was destined and never expected a twist of fate would put that to an end”。在此，无论“铁富贵”的意译、“and”的增译、通过合译策略以时态的不同彰显前后分句的转折关系，还是转折关系前后分句的“destined“和“end”压“d”韵脚，都体现了戏曲项目文本与非遗介绍文本不同的顺应性要求。

(二)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开展文化专有项翻译

文化专有项翻译是非遗外宣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非遗外宣文本文化专有项大致可分为3种：描述特有文化信息的名词、描述特有文化信息的特殊表述以及表达概念信息的名词。

对于文化专有项属于描述特有文化信息的名词翻译，如果忽视语言文化内涵的直译会令译语读者难以理解，甚至引发误解。译者应着重遵循两种语言文化背景等外部影响因素的平衡和谐关系，聚焦于文化差异，适当地将源语的文化环境向译语的文化环境进行转换。例如，译者为求两种语言背景的平衡和谐关系，通过有限泛化翻译策略将“中华”译作“the Central Glorious Country”。“Central” 只是“国立天下之中”的语言层面转换，易引歧义。认真深究，“中”的文化层面深意有二：“中”五行属土，土之大所以厚德而载物；“中”为中庸，稳定关系，相敬如宾，两者促成“万国来朝”的盛世中华。从交际层面来看，“glorious” 在韦氏还有“受爱戴”的解释。

对于文化专有项属于表达概念信息的文化专有项名词翻译，应着重考虑整体与子系统联系的问题，体现其中深层次内涵信息及逻辑关系，令读者品译语与观源语无异。忽视译语受众接受程度而采用音译往往导致语言子系统之间关联的脱节，影响非遗国际传播效果。以土家族织锦技艺中“打花”为例，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介绍文本将这一描述概念的文化专有项直接音译作“Da-Hua” 和“Da-Tu-Hua”[32](P49-56)，并未做任何注释，令外国读者不知所云，无法实现向外国游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功用。在此，可将之释译作"weaving flowers" (Brocade of Tujia,one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这里为了适应译入语文化背景与语言表达形式，将“打”意译为“weave”(织)，令译文更为明晰，外国读者更易理解。通过注释“Tujia” 的音译保留了非遗原生态文化内涵，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选择性适应”。

对于文化专有项属于描述特有文化信息的特殊表述的翻译，译者应当注意还原源语的生态美学元素。如曲艺类非遗项目中出现的文化专有项原文会呈现出生态美学特征——“声象美”(有节奏、格律的词语)和“结构形态美”(反义并列构成的四字词语等)，这些都应在译文中尽量呈现。以秦腔《杨门女将》为例，第二幕中文唱词以中国传统七言的齐言诗为整体结构，属于特有文化信息的特殊表述：“军中议事有八姐，九妹妙算套虎狼，丈八神枪看大娘，九节神鞭有二娘……”译作“I'm Bajie,having good ideas about military affairs.I'm Jiumei,having good tricks to trap enemies.I'm Daniang,having good skills with long spears.I'm Erniang,having good skills with iron whips… ”①。赵亚军以having动名词表伴随的常见英文语法形式以及重复的修辞手段保持了《杨门女将》秦腔唱词的整饬特征，再现原文“结构形态美”。面对中文唱词每句以“ang”为尾韵的用韵规律，英文采用每句句尾压“s”来对照，再现原文“声象美”。①此外，文中常出现“八姐”“大娘”“二娘”等描述特有文化信息的名词。赵亚军虽通过直接音译的方式实现了形式对等，照顾了艺术性，却忽略信息传递与语言文化背景等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平衡和谐关系，令外文读者不知其意，故有音译过度之嫌。因此，可选择文外加注的形式。例如，“八妹”作为佘太君的小女儿，可在文外加注译作“A youngest daughter of Ms.She”，如此，不仅避免破坏齐言诗的整体结构，而且更利于外文读者理解。

(三)统一非遗名称翻译，灵活选择翻译策略

不统一的非遗名称英译会影响非遗项目的国际传播效果及申遗工作。譬如，截至2015年，“二十四节气”的译名主要有季理斐、翟理思、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香港天文台4个版本。而“二十四节气”申遗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和统一“二十四节气”的译名翻译。因此，为提升非遗项目英译名称权威性和严谨性，各地方政府应着力构建“非遗英译名称术语库”，统一非遗名称英译表达。

非遗项目名称翻译主要包括传神式音译直译与文化式意译增译两种翻译策略。对于文化信息传递无障碍的非遗名称，译者可选择传神式音译与直译，令阅者所览之意与观源语无异；对于文化信息传递有障碍、经直译译介受众较难理解和接受的非遗名称，译者则应采用文化式意译与增译。王艳研究发现31项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英文名称翻译中，6项使用音译形式、6项使用音译加注形式、5项使用音译加直译形式、12项使用直译形式、1项使用意译形式、1项使用直译加注形式[33](P157-158)。音译与直译属于传神式。如“玛纳斯”音译作“Manas” ,将“中国传统桑蚕丝织造技艺”直译作“Sericulture and silk craftsmanship of China” 。意译策略属于文化式，主要针对通过直译译介受众难以理解的非遗名称，并寻得合适替换语的基础上而确定，其本意依然是源语信息的传递。如，“端午节”意译作“Dragon Boat Festival”。对于译介受众更难接受的复杂的非遗名称，往往选择文化式增译策略，旨在实现译介文化信息传递，有利于译介受众更好地把握其文化内涵。如，“长调民歌”通过直译加注形式译作“Urtiin Duu:Traditional Folk Long Song” 。

(四)目的论指导下选择译介内容

首先需以实现非遗跨文化传播为首要目的，将“起源、特点、表现形式、历史文化价值，这类最为核心、目标受众感兴趣部分进行摘译”[34](P133-139)。在翻译过程中，准确翻译非遗名称与文化专有项，省译与文本主体相关性不大的内容，避免译文出现信息偏差、遗漏问题，保持原文的文体风格。

通过对于《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1，2卷)》的研究发现，非遗中文介绍文本信息量通常较大，专业词汇较多，影响译语读者对译介的接受。例如，“北路戏”俗称“福建乱弹”“横哨戏”，是乱弹传入福建与本地……[35](P68)，这篇寿宁北路戏的中文介绍以550余字详尽阐述了寿宁北路戏的起源、历史发展、特点、代表名作、表现形式、文化价值等信息，信息承载量较大。如果全译会造成目标受众感兴趣和需求的核心信息不突显，降低传播效果。因此，在满足跨文化传播目的需要和保证源语语言价值不曲解的前提下，可通过摘译实现英文对照文本翻译：“ShouningBeilu(northway)Operawas introduced into Fujian from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35](P69)。英文译介用217字介绍了起源、特点、表现形式、文化价值。此外，《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建瓯高炉光饼制作技艺中文介绍的第三段“建瓯光饼以房村旺弟光饼为代表，其饼丕烤熟后……”[35](P102)中含有较多文化专有项，去之也不影响信息传递。因此英文对照中将“金面”“铁底”“银边”等影响译语读者接受的文化专有项尽数省译。

(五)构建中国特色翻译体系

目前非遗外宣翻译研究多以西方翻译理论为指导，尤以功能学派理论最为常见，本土翻译理论仅有“生态翻译理论”“翻译美学”两种。若想传播非遗项目所承载的具有东方神韵和审美的中华文化、本土哲学观念，中国译者仅扮演“西方译论的消费者”[36](P4)的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坚持文化自信，中国译者须“跳出西方翻译理论框架，回归中国语境，寻找中国话语”，构建本土翻译理论与体系[37](P1-7)。

“生态翻译学”以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为核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译学研究范式。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下，自然而然会从本土语言文化特点出发，适应译入语文化生态系统，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支谦追求“真”的美学内涵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隐性美学思想，到刘宓庆以显性美学原理解决语际转换过程中的美学问题，“翻译美学观”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言，“脱离了美学，翻译理论不成气候”[38](P118-124)。两者有一共同之处，即以中国哲学为研究视角，完美契合了中文讲求意合的特点，实现了中国翻译文化话语的“文化自我”[39](P116-119)。面对带有“本土文化特色、哲学思维”的非遗项目的翻译，为彰显文化原生态特征，学者理应构建一条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该体系应以独具中国哲学特点的“美学观”为基础，完整而准确地传递非遗项目所包含的传统美学价值，借“生态翻译观”为基本框架，实现非遗各类信息文本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和谐转换。由此探索出以“本土特色”为核心，与“世界文化”相融合的翻译理论。如此，本土文化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的同时，也使我国翻译学理论得到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于本土文化的国际传播和掌握文化话语权具有重大意义。

(六)译介学指导下非遗译介受众反馈机制建设

据知网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在全部175篇文献中，外国读者出现3次、译语读者出现9次、译入语读者出现4次、传播受众出现5次、受众出现11次。由此看来，非遗外宣翻译领域文献的传播过程中，译语读者对于翻译成品的反应普遍受到重视。但从亚马逊、Abebook这两个最大的线上售书平台上搜索，关于非遗中英文双语出版物极为少见；Goodreads等图书分享交流平台对此类型出版物亦鲜有收录和讨论，译介受众的互动评论更是罕见。由此看来，译者忽视反馈机制的构建成为目前研究的短板。

从译介学角度来看，译介受众反馈机制是判断受众对于译介主体传播效果、接受程度的直接路径，是检验译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一方面，译介受众的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跨身份等不确定性特点。另一方面，译者与受众“传—收”两方面信息透明度极不平衡——译者明，可接触性强；受者暗，可接触性弱。因此，应通过多渠道、多手段实现反馈机制的构建，如开通网站问卷调查、书籍线上评论、线下现场采访、专业机构调研等，了解受众群体的分布、认知思维、审美喜好等。如此，非遗译介可获取更多的潜在受众，译介主体质量与译介传播效果也会进一步得到改善。

注 释：

①赵亚军版《杨门女将》英译本为小梅花秦腔团2008进京重大演出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