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璐虹

一

从我上小学开始，父亲就进入了考场，并且他的考试时间很长，居然长达10多年。10多年中，父亲不断地在做着同一道考题：借钱……

村里小学教学质量不好，父亲不想让我在村小学“荒废”掉，他想让我上镇里的中心小学。这是全镇20多所小学中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学校。那个时候，上学“区域”划分很严格，我家不在可上镇中心小学的范围内。父亲委托熟人讲情，校长碍于情面，不好拒绝。但是，校长给父亲出了个难题，那就是让我父亲交1000元的“建校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1000元对于农民父亲来说是个“大钱”。校长想让我父亲“知难而退”的，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居然借遍了全村，终于凑够了这1000元。

父亲喜滋滋地对我母亲说：“中心小学的校长给我出了个难题，以为我过不了这个关呢，咋样？我还不是把这个难题解决掉了……”

二

当时农村出去务工的人很少，为了尽快还完这些钱，父亲开始倒卖麦秸。父亲把乡亲们的麦秸收购过来，然后用平板车拉到40多里外的市造纸厂去卖。一般运一趟可以挣20元钱左右。

麦秸很蓬松，为了能在平板车上尽量多装，父亲就用铁叉使劲拍打平板车上的麦秸，把麦秸拍打得“瓷实”了，然后继续往上面装麦秸，装了一层后，继续拍打，打下麦子的麦秸秆是扁的，非常滑，有时候，因为装的麦秸太多，捆绑得不够固，平板车上的“麦秸垛”就会歪倒在地上，父亲辛苦忙碌了半天后，还得重头再来。

往平板车上装麦秸杆是个很苦的活。不但累，并且混杂在麦秸秆里面的麦芒非常容易落在人的头上、脸上以及脖颈里，其痒无比，非常痛苦。

平板车上麦秸垛顶端离地面有3米高，运往造纸厂的路上，只能慢慢拉，因为如果走路快，路稍微有个坎，就会翻车。40多里的路，父亲经常要走一天。排队卖麦秸秆的人很多，父亲经常要排大半天的队才能轮到他。排队等的时候，父亲渴了，就喝自己带的凉白开；饿了，连碗面条都舍不得吃，父亲只是吃着自己带的凉馒头。父亲的胃病就是这样患上的。

倒卖麦秸秆只能在农闲的时候干，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微薄利润的所谓生意供养我读完了小学，并把村里的那些钱还上了。

三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市里的重点中学——市一中。这个时候，因为市造纸厂倒闭，父亲贩卖麦秸杆的小生意也干不成了。

我在学校寄宿，花销比较大。初一第一学期的花销就是父親借来的。

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就种了两亩多地的西瓜，种西瓜的效益比种小麦的经济效益要好得多。因为有着两亩多地的西瓜地，父亲再向村里人借钱底气就足了很多，父亲以未来的西瓜作“担保”，为我借了一笔又一笔的生活费。

为了省下几十元安水泵的钱，父亲浇西瓜秧都是用扁担挑水。“一亩园十亩田”，种西瓜这样的经济作物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体力。从半里外的池塘里挑水浇西瓜，父亲每天都需要挑上一百多趟。周末回家取钱的时候，我总能发现因为挑水，父亲的肩膀被扁担磨得血痕累累、触目惊心……

那年夏天，父亲种的大西瓜获得了丰收。父亲给家里的平板车改装了一下，用木板做了比较深的“车厢”，为的就是能多装一些西瓜。

每天凌晨一点钟左右，父亲就拉着上千斤的西瓜上路。为了照明，父亲把手电筒绑在了车把上，借着手电筒的亮光，父亲赶着夜路，总是在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到了市内。

父亲就是用卖西瓜的钱还上了借村里乡亲的钱。西瓜一般阳历九月初就卖光了。从这时到第二年可以出售西瓜的这段时间里，还了旧账的父亲又重新借上了新账。

父亲在村里有两个称呼：“种瓜专业户”和“借钱专业户”，这两个外号其实有着紧密的联系，那就是种瓜是为了卖钱还债——还供我读书的外债。

四

那年高考，我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父亲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次大考：为我借到上海读大学的费用。

我们老家有句俗语，“账压着头”，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欠债人的愧疚心理。因为欠别人的钱，因为没有及时还给对方，见面的时候，总是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表达着自己的愧疚和无奈……

就是我考上了上海的名牌大学以后，父亲的头依然没有仰起来，因为他还得低着头到处借钱……

进入大学后，我利用课余时间在外面兼职：做家教、散发传单的广告员、超市里小时工性质的收银员等等。我用自己的勤奋养活了自己，能够自立让我非常欣慰。因为这可以给父亲减轻很多负担。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进入浦东的一家外企工作，每月发工资后，我总会及时地给父亲寄上一笔钱。我想让父亲彻底离开那个折磨了他半生的借钱“考场”，让他生活得轻松一些幸福一些。我想让父亲能够抬起头走路，因为他这个曾经的“借钱专业户”已经很久很久抬不起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