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主要产棉区为冀、苏、鄂、豫、鲁、陕、晋7省，棉产重心位于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陕西植棉业在一些有利条件推动下渐趋兴盛[1]，棉田面积和棉花产量迅速增加，1937年时，陕西棉田面积482万市亩(1)民国时期度量衡不统一，文献和统计资料中的单位也往往有所不同，“市制”与“旧制”并存。其换算关系约为：1旧亩=0.922市亩=614平方米，1旧担=1.19市担=119市斤，1旧斤=1.19市斤。，产量106万市担，而河北棉田面积1 385万市亩，产量267万市担，江苏棉田面积1 182万市亩，产量233万市担，湖北棉田面积794万市亩，产量151万市担。当年，陕西棉田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总数的约8%，位居全国第6位，[2]1-7成为全国主要产棉省份之一，然而陕西并非头等棉区，因为陕西棉花无论是在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在影响力方面，与江苏、河北、湖北等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然而，全面抗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战前形成的植棉业分布格局，各产棉大省或沦陷敌手或成为战区，植棉业遭到重创。陕西植棉业虽然也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但战争的直接破坏作用相对较轻，两相对比之下，“陕西省棉产之重要性，已因其他各省棉区之沦陷，而跃占第一位”[3]264，战争客观上使陕西成为战时大后方唯一重要且保存完整的产棉区，“朝野上下遂对陕西棉区寄托了无限的期望，军需民用靠它，战后收复区的良种供应也指望它，成了唯一的衣被源泉，复兴棉业的根据地”[4]，肩负着为后方军民提供棉花的战略重任，陕西植棉业在这个时期也因此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