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刚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旅游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这一文化传统在晚明时期达到了顶峰。由于心学思潮的广泛传播，文人被理学长期禁锢的思想逐渐走向解放，文人越来越崇尚率性任情，反对格套拘束。正因如此，通过旅游达到心灵的自由、生命的自适，便成了晚明文人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这在很多文人那里都有表现，如“公安三袁”就以好游著称：袁宗道“素有登临癖”[1]1 231，袁宏道曾经想以10年时间遍游海内奇山水[1]1 242，袁中道也自称“予好揽奇胜，舆图恣探讨”[2]325。除此之外，晚明还涌现出了大量以游著称的文人，如王士性、徐霞客、王思任等。可以说晚明既是旅游发展的黄金期，也是游记这一文体发展的黄金期。

目前关于古代游记的研究，结出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代表者如梅新林、俞樟华的《中国游记文学史》[3]、王立群的《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4]，这两部著作以时间为序，对古代游记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勾勒；贾鸿雁则从文献的角度切入，对游记文献的概念、不同时期游记文献的概况、游记文献的价值与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归纳[5]。然而这些著作大都侧重于古代游记整体概况的梳理，对于具体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旅游状况并未进行深入的探究。具体到游记研究的地域范围，又明显有着 “重南轻北”的特征。如崔小敬的《江南游记文学史》主要对从东晋南朝到现当代的江南游记进行了重点勾勒[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