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评价的治理功能及其自反性立场 *

2021-10-08周作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年8期

周作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制度建设的焦点任务之后，治理现代化迅速起到话语引导的格式化作用。作为意向性语词，“现代化”内含“价值”意蕴，具有融目标于过程的统摄力量①。治理体系也好，治理能力也罢，以现代化为鹄的，都有不断进步的过程性标度。对体系和能力水平的监测，需要发挥评价的作用。合理的评价是现代化的工具，与专业主义和透明度等价值有关（Dahler-Larsen &Boodhoo，2019）。通过评价促进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的更大目的，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有的组织就将善治与评价结合，提出通过政策评价改善治理（Schlagenhauf，2020）。反过来看，作为普遍存在的，具有显在和潜在社会意义的活动，评价也是治理的对象。在教育领域，我国颁布了专门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文件，将评价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凸显了评价所具有的利害攸关的政策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一般而言，在世界范围内看，治理与评价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重视。虽然如此，在整体和局部、意图和行动、知识和操作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理论探讨空间。本文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挖掘教育评价的意义，在对教育评价和教育治理的关系梳理的基础上，阐述教育评价的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