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杜甫《登高》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探微

2021-10-07申俊

关键词:乐观主义生命意识

申俊

摘 要:杜甫写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诗,虽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诗中却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气势。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登高》;壮心不已;迁逝感;生命意识;乐观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4-0069-09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五月,杜甫在故友严武病逝、自己寥落无依之下,一别浣花草堂。大历元年(766年)夏,其暂居夔州,直到大历三年(768年)正月去夔出峡。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杜甫得以重新审视自己流转客寓的人生体验、泪眼愁看万方多难的颓落国势,以及深刻总结过往落笔耽句的创作经验。这段时间是杜甫创作的旺盛时期,也是其诗歌艺术走向纯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之中,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特别引人瞩目。正如杜甫自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1),历来的批评家也多对此诗之章法、声律给予了高度评价。如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云:“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1]胡应麟于《诗薮》内编卷五中说:“‘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如海底珊瑚,瘦劲难明,深沉莫测,而力量万钧。通首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2]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言:“前四句景,后四句情……笔势雄骏奔放,若天马之不可羁,则他人不及。”[3]等。但隐藏在章法与格律之下的,是诗人以荡开的笔阔,于肃杀的秋景中所抒发的十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在阅尽盛衰又历尽甘苦之后,万种体味与情愫相互交织、涵容,“这种种人生最凄凉的境况都集于一身”[4]。陶道恕先生以为:“诗到此已给作客思乡一般含意,添上久客孤独的内容,增入了悲秋苦病的情思加进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诗意就更见深沉了。”[5]此诗是杜甫晚年的代表作品,也是其晚年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乡的一曲悲歌,但杜甫不是一个牢骚满腹的诗人,儒家入世之思想始终渗透其一生,兼济的志向从未被冰冷的现实浇灭,因而将杜甫的这首《登高》简单视作“几使人鼻酸泪流、肝肠寸断”[6]的悲歌是不够准确的。正如萧涤非先生评价此诗时所说:“是一首悲歌,却是‘拔山杠鼎式的悲歌,它给予我们的感受,不是悲哀,而是悲壮,不是消沉,而是激动。”[7]《登高》诗中所蕴含的这种壮阔与“激动”,源自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所展现出的昂扬的生命意识。

一、登高文学传统与杜甫的“壮心不已”

杜甫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写下的《登高》不同于以往甚至以后的“登高诗”,他没有在诗中直接展现自己一贯的“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的家国情怀,以及“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激烈壮怀,而是通过对登临所见秋景的白描式书写,引出自身“百年多病”和“艰难苦恨”的生存状态,抒发了其晚年孤独无依、自怜身世、壮志难酬的沉重心情。但杜甫始终贯彻着“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的人生理念,“致君尧舜”的思想亦未曾动摇。那么何独在此诗中,杜甫一改忧国忧民的面貌,而变得顾影自怜了起来?况且还是在登上高台、置身寰宇之时。其实,深入考察此诗,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杜甫对传统登高文学思想的继承以及其暮年仍壮心不已的广阔胸怀。

登高传统相传始于东汉,而登高文学却早在先秦的《风》《骚》中就已有体现。《卫风·氓》中“乘彼垝垣,以望复关”表现出了热恋中男女微妙的情思;《鄘风·载驰》中“陟彼阿丘,言采其蝱”抒发了许穆夫人身在他乡对故国的思念;《魏风·陟岵》中:“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则表达了登高时对故乡亲人的怀思。但《诗经》中的登高多用于起兴,并未将登高作为具体的书写对象,也不能深入表达诗人的情感。钱锺书先生说:“《诗·魏风·陟岵》咏登岵之‘瞻、升冈之‘望,尚明而未融、浑而未画。”[8]因而真正将登高诗的主题由个体生活扩大到人与宇宙的融通,进而使之成为作者探寻人生价值、抒发个人理想的方式,开创者应归为宋玉,所谓“凭高眺远、忧从中来者,亦称窠臼,而宋玉赋语实为之先”[8]。但其实在宋玉之前,屈原的作品中就已包纳时间与空间的“宇宙意识”以及登高诗中的孤独感。因而其实在《楚辞》中,登高诗探寻个体与宇宙空间的关联,进而思索人生价值的传统就已形成,随后秦汉文学中的游仙诗又丰富了登高诗的描写手法(2)。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曹操、曹植父子对登高诗之内涵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一方面是书写对象由个体扩大到了黎民众生,另一方面则是将登高怀远时的伤感升华为远大的政治理想。

无疑,这种登高抒情传统为杜甫的登高诗所继承。早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一诗,尽显其博大的胸襟气魄,金圣叹评价为“从来大境界,非大胸襟未易领略”[9]。而“俯視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西阁夜》)、“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登楼》)、“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等诸多作品皆展示出了杜甫心忧天下、志在社稷的政治理想。那么回过头来看杜甫这首《登高》,全诗无一语谈及时政,更无往日“吞纳山川,俯仰古今”(叶梦得《石林诗话》)的气魄,那么此诗是否真正舍弃了登高文学的传统,更忘记了自己一贯的政治理想?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看此诗的写作背景。虽然安史之乱已被平定,但八年的战乱无疑给昔日繁盛的唐王朝带来了巨大创伤,所谓“中兴局面”的背后依旧潜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一方面河北藩镇中有着大量的归降叛将,中央政权对其控制实为虚设:

时承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李正已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10]

朝廷对河北藩镇的纵容,使得之后藩镇割据局面的萌芽由此肇端。另一方面,边疆异族的侵略也使本就满目疮痍的唐王朝雪上加霜。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分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11]大历二年(767年)九月,杜甫写作《登高》诗前后,吐蕃犯灵州、邠州,京城戒严。除此之外,回纥亦多次连兵吐蕃、党项入侵。由上述可以看出,此时的唐王朝仍处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杜甫虽远在夔州,但他这一时期大量的政论诗仍显示出其对政治时局的密切关注。如:“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近闻》)、“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五首》)、“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遣愤》)等。

再看杜甫这一时期的登高诗,除部分与友人登楼诗外,《上白帝城二首》《中夜》《登岳阳楼》《又上后园山脚》等诗作中仍然充斥着浓重的家国情怀,而这种情怀的背后依旧是杜甫根植于心的政治理想。虽然此时杜甫已远在庙堂之外,而“肺气久衰翁”的身体状况也使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再无可能为国建功。但或在独处夜深人静,或在只身登临高处,或在静观淫雨霏霏之时,那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理想又逐渐清晰起来,因而杜甫的诗很难使人消极起来。萧涤非先生说:“在杜甫的诗中,我们几乎读不到那种‘人生如梦一类消极颓废的东西。他是顽强的,他是不知休息的,他是‘死而后已的。”[12]

既然杜甫此时仍旧保持着对时政的积极关注,在其他的登高作品中也几乎都表现了其政治理想或家国情怀,那么《登高》是否也是如此?细读文本就不难发现,即使此时距离杜甫离世只有两年,但我们仍能感受到他那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刚健胸怀。

杜甫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独自登上高台,一目千里的辽阔不可能不唤起诗人壮阔的情思,昔日之理想伴随着此时的政治状况一时间涌上心头,但晚年识尽愁滋味的杜甫“欲说还休”,只能将满怀的情绪融入对秋景的描写之中。那么,透过这些景色描写,我们可以窥探到“诗人的主观感受仍然活动在景物描写中,只不过表现得更为间接而隐蔽”[13]。

“无边落木萧萧下”,往日繁盛的景色在西风的催促下变得如此萧条肃杀。落木即树之落叶,林庚先生以为:“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14]“落木”之词为杜甫首创,为秋景平添了许多悲伤。而冠以“无边”二字,即诗人极目之处,皆是一片萧疏。到此,诗人登高所见之凄凉愈加明晰。杜甫是“社会的先觉者”[15],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他就敏锐地感觉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社会政治状况不妙。而此时眼前这萧萧落叶的秋木,不正象征着到那“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世已渐趋凋零,眼前中兴局面的背后也潜藏着“渔阳突骑猎青丘,犬戎锁甲闻丹极。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虎牙行》)的社会问题。但杜甫没有为此而失去希望,他进而写“不尽长江滚滚来”,那滚滚不绝长江似乎也预示着万物终有重新繁盛的一天。杜甫知道自己很难再有重登庙堂、为国尽忠的机会,因而他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他将希望寄予“来者”,寄予那如滚滚长江之水的社会人才。杜甫一生之中,种种困苦如万里悲秋一般常伴左右,而当他拖着病体在瑟瑟秋风中独自登上高台时,虽没有再发出“朱崖著毫发,碧海吹衣裳”(《又上后园山脚》)的豪言壮语,但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力量,一种宣示着自己“落日心犹壮”(《江汉》)的昂扬精神。由此可以看出,这首《登高》诗正是杜甫在继承了传统登高文学的基础之上,对社会政治密切关心的表达以及对自己暮年壮心不已的抒发。

二、迁逝之悲的消退与昂扬的生命意识

所谓“迁逝之感”即是个体在面对时间流逝本身的焦虑与恐惧。迁,指的是空间上的转移;逝,则是时间上的流逝。这一感受的吊诡之处在于,任何人总会面临着时空的变化,谁也无法避开。因此,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之中,迁逝感一直是被广泛表现的重要主题。早在远古神话中,《夸父逐日》《鲁阳挥戈驻日》就展现出人类欲抗拒和超越时间的企望。孔子临川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更是开启了后世文人对时间进行情感抒发的重要诗学主题。而屈原在《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中流露出的是“对时间无法把握的惶恐和与空间隔离的伤痛”[16]。这种迁逝之悲到了汉末更为强烈,并于魏晋诗人身上表现得尤其尖锐,更能触及生命本体的纵深之处。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17]魏晋时期是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学全面觉醒的时期,这是一个“大生命死亡”[18]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是典型的乱世文学。在不断的混战与片刻的安宁中,创作者颠沛流离,不单单是肉体的栖遑,在心理上也同样饱受摧残。许多文人死于战乱或者卷入政治斗争之中,纵然想要在跌宕的人生中寻求片刻的苟安亦难以实现。也因此,“此前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像建安士人那样敏感到生与死的问题,没有像他们那样集中地把注意力放到生命的价值上来。”[19]这种迁逝之悲一直到初、盛唐才有所改变。陈子昂于幽州台上怆然涕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登幽州台歌》)两句抒发了自身在时间流逝下的无奈与辽阔空间下的孤寂;张若虚于春夜江畔,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春江花月夜》)这一“更夐绝的宇宙意识”[20]对时间之流发起更迷蒙的叩问,但这种感受相比于魏晋士人尖锐的痛苦,显得平静了许多。唐人对时间流逝的表达“消退了悲伤的情感色彩”[21],“诗人不复再做或激烈、或悲切的强烈的倾吐”[21]。

虽然消退了激烈的悲伤情绪,但身在盛唐中的杜甫也如很多诗人一样,有着强烈的迁逝之感。当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满腔抱负和“一览众山小”(《望岳》)的凌云壮志来到长安,却落得“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走投无路的悲惨结局。长安流转多年,即使有着“词感帝王尊”(《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经历,终究仕途困顿,仅落得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怎能不使杜甫生出功名难就、白首无成的生命喟叹。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也开始了他流离颠沛的客寓生活。从深陷贼穴,亲历亡国之痛,到“麻衣见天子”,官授左拾遗。本以为能有所作为,却因直言上谏,深遭肃宗厌恶,怀着无限的愤懑与忧虑,终于棄官远赴秦州,摆脱了“共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独酌成诗》)的失意生活。然而到了秦州,却陷入了“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的悲惨绝境。为了生计,杜甫在秦州仅百日即南下成都。虽然在故友的接济之下,得以在草堂中寄居,但杜甫的生活依旧是十分艰苦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或因故友离世,或是思乡心切,大历元年(766年)夏,杜甫离开草堂,暂居夔州,而滞留夔州期间,“炎赫衣流汗”“峡中都似火”(《热三首》)的气候环境与“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的风俗习惯也使杜甫的病情日渐严重:“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别常征君》),“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昔日的远大抱负随着多年的漂泊与仕途的失意日减衰减,杜甫内心参与政治的热情也似乎逐渐冷却下来。“杜甫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进行了重新认定,不再指望通过参加政治以实现自我价值。”[22]历经了上述的种种人生磨难,杜甫在年老体弱、重病缠身境况下,生命意识和迁逝之感更加清晰:“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遣怀》),“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九日五首》),“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小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客堂》)。

迁逝感体现出诗人对生命的关怀,而“从先秦开始所形成的生命意识是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或曰经验理性意识,由此导发出对生死这一基本问题的沉思”[23]。何以摆脱时间飞逝、人生短促的精神困扰?魏晋人玄谈老庄以游仙避世,南朝人皈依佛教以禅悟超脱。与杜甫同时期的两位诗人王维和李白,正是用参禅、悟道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同一个目的——超越世间生命的有限性而获得永恒。但“一生却只在儒家内”[24]的杜甫不可能如李白那样神游太极,周览八荒,在游仙悟道中超越时空的局限;他也不可能真正割舍“为君洗乾坤”(《客居》)的政治理想而如王维那样期望遁入空门。杜甫用世的思想决定了他飘逸洒脱的羽翼终究会被万钧的家国情怀所拖坠,陈贻掀先生称之为“未能绝俗的幽栖”[25]。

作为一个“醇儒”,杜甫继承了儒家对生死基本看法。孔子之谓“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在李泽厚先生看来是将“‘如何活摆在第一位,而且是从‘活的路径或视角,而不是‘死的路径或视角探寻‘活的意义”[26]。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孟子说:“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承认生命的先天规定性,生死本身就是一种客观规律,所谓“莫非命也”。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们这里,则是先行定下一个有限乐观的调子,并不把自己的人生视作价值‘废墟,特别是并非只是把它视为死亡的前奏”[27]。所以儒家更强调个体生命道德的挺立,也就是强调生命的意义不是肉体生命的长短,而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对待死的平静和对生的追求,使“它培育出人们面对生死时的廓然的恢宏气度”[28]。同样的,杜甫人生易老的感触和悲情,正是因为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夔州短短两年的生活却成为了杜甫创作的高峰期,也正是因为杜甫欲以诗篇成就人生的“三不朽”。从儒家生死观中找到寄托的杜甫,在晚年面对时空迁逝其实是相对平静的,正如蒋寅先生所说:“杜甫的时间显得理智、现实或者说更接近常人,他的笔下没有那夸张的惊遽的时间飞逝的意象”[29],这种平静是杜甫对“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客观生命规律的接受。杜甫晚年能于悲痛中寻求自我救赎,以近乎超脱的心态面对生命流逝,一方面来自初、盛唐诗人所共有的消退了悲伤的迁逝之感,另一方面也是杜甫在多舛的命运之下,其昂扬的生命意识对人生短促的积极抗争,而这样的境界在《登高》这首诗中得以完美的展现: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历来诗评者皆以为前两联写景,是为后两联抒发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乡之悲情做铺垫,但“任何诗人写诗都不是客观地呈现自然、事件,而是表现自己的生命感受,诗歌境界也是思想与人格境界”[30]。全诗由江猿哀鸣开启,在哀婉的猿啼中似乎也牵出了杜甫对自己一生悲苦的回忆,然而“他能在失望中作自我安慰”[31],因此进而去写沙渚上盘旋的飞鸟,此处的飞鸟不应视为杜甫孤寂之感的寄托。刘若愚先生以为“鸥鸟应该被看作是自由的形象,而不是孤独的形象”[31],长空万里,天高云阔,数鸟飘游其间,诗人此时亦如飞鸟,以至高的视角俯视人间百态。在这样广阔的宇宙之间和放旷虚空的背景之下,那些哀愁与悲苦就不再那般凄凉哀切,而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自足。飞鸟与碧空,小物象与大场景,芥子须弥,悠远遥深的境界由此荡开。颔联则是诗人在至高的视角之下以宇宙的时间观念冷静地审视着自然万物的盛衰:昔日葳蕤茂盛的丛林此刻已落叶萧萧,长江之水却滚滚而来,奔腾不息。自然界的规律与面貌,亘古如斯。李白所看到的长江是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不舍昼夜的逝水,所象征的是急遽飞逝、倏如流电的时光,但与李白不同,“杜甫诗没有这种感觉,萧萧落木和滚滚长江是两个运动的过程”[29],这个过程所展现出的是生命的轮回与永恒的持续感。这两句诗不是简单地描写肃杀的秋景,更超越了一般的悲秋情怀,它所寄托的是杜甫在饱经风霜之后,以超然的心境和更为广阔的胸怀对时空迁逝的平静描述。所以也就有了颈联,即使在“万里悲秋”与“百年多病”的情况下,杜甫仍要独自一人登上高台。“万里”是空间的无限延展,“百年”是生命的有限长度,既然老去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那就在有限的生命里去追求永恒。刘若愚先生认为将这两句改作“百年多病常作客,万里悲秋独登台”仍能表达出完整的意思,并认为正是这种时空的相互作用增加了诗歌结构的复杂性[31],但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种时空的交错作用,也是诗人有意识地力图超越时空束缚的表现。此诗的结尾一直以来被理解为:诗人回忆一生的艰难和斑白的双鬓,想到此时的艰苦境地,却因为严重的病情不得不将“酒”这唯一的解脱方式暂停,由此展现出个人身世的无限悲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浮生一病身”(《奉送十七舅下邵桂》)的情况下,诗人不再饮酒,正是对时间流逝与生命凋零的积极抗争。正如诗人在《九日蓝田崔氏庄》中所写:“老去悲秋强自宽”,纵然“万里悲秋常作客”,诗人也能够从悲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他自嘲因潦倒而停酒杯,其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向,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32]。

回顾全诗,杜甫创造性地使用四个对句,使整首诗在不断地转折当中进行:虽然猿啸有哀情,但飞鸟与宇宙间翱翔的视角立马淡化了这种悲伤;虽然无边落木萧萧而下,但眼前所见仍是绵延不绝的长江流水;虽然一生之中多是万里悲秋作客,但即使如此,诗人也要强打精神,拖着百年多病的身体登上高台;虽然艰难苦恨已使自己两鬓斑白,但仍不放弃生的希望,停下那挚爱的酒杯,把握住自己仅剩的生命。这些不断地转折正是杜甫昂扬的生命意识的展现,因而杜甫在这首诗当中想要表达的不是简单的顾影自怜式的自哀,而是阅尽人世沧桑之后仍积极把握生命的热情。我们可以想象到,杜甫在秋风萧瑟之中独自一人登上高台,看见万里长空的辽远和江波翻涌的气魄,激发出他对生命的无限眷恋,而他却将这种强烈的生的渴望以及对“来者”犹可追的希望寄托在時空交错的冷静表述之中,以顽强的生命意识将迁逝之悲变成了在悠悠天地间孤独的壮阔。

三、《登高》之乐观主义探赜

无论是“壮心不已”的抒发还是昂扬的生命意识的体现,《登高》都表现出了杜甫作为一位儒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先是长安困顿,接着又经历“天下兵革满”的战乱,最后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余生,这样艰难的生活听起来已足以令“四座泪纵横”了,但杜甫却以顽强的生命意志斗争着。写于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的《北征》可以看出,杜甫历数了安史之乱中民生凋敝、国家混乱的情景,但他却仍然坚信国家终有中兴的时候。而距离去世仅剩一年的时间里,杜甫仍旧在江汉的漂泊中高呼着:“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那么杜甫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来自于何处?

首先,杜甫早年所经历的盛唐,是充满了“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14]的时代,而身处其中的杜甫,自然也洋溢着自信与激情。天宝年间落魄京城,不得已而干谒求官,但其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却写得不卑不亢:“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这样的自信和杜甫的狂一样“都是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其表现也不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33],“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遣闷》)这种源于盛唐大背景下的自信始终伴随着杜甫的一生,而这种自信也正是其乐观主义精神的重要展现。杜甫晚年之诗,时常忆起早年“放荡齐赵间,裘马多清狂”(《壮游》)的生活,但对这些盛世生活的回忆,是其黯淡岁月下依旧坚持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生活的颓丧自哀。《忆昔》中:“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浦起龙评价为:“述开元之民风国势,津津不容于口,全为后幅想望中兴样子也”[34],是十分中肯的。

其次,杜甫的乐观主义来自他所服膺的儒家思想。有学者以为杜甫晚年从佛、道中寻求人生慰藉或是自我救赎,而从《登高》诗中确实可以看出杜甫晚年的心境渐趋超脱。但如上文所言,这种超脱是以乐观主义精神为基调的超脱,是在肯定人生、肯定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对一生经历的自觉总结而形成的超脱,绝不是宗教式的建立在否定观的基础上以悲观主义的态度去看待人生。以往对杜甫晚年心境的考察,虽是从“周流三教、出入无际”[35]的唐代大环境下考察,以为是儒、道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但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儒者,他自己也以儒者自居:“有儒愁饿死”(《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乾坤一腐儒”(《江汉》)、“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老儒不用尚书郎”(《忆昔二首》)。莫砺锋先生说:“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程度,终生不渝,死而后已。”[36]此外,杜甫自己在诗中就曾表示:“未能割妻子”(《谒真谛寺禅师》),“妻儿待我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由此可以看出,杜甫不可能脱离俗世的纷扰遁入空门,他心头有太多的牵挂,除了妻与子,显然还有国家和人民。既然杜甫对待佛教是敬而远之的态度,那么佛教思想何以能够深入影响到杜甫的处世原则?另外,虽然杜甫早年入王屋山访华盖君,与元逸人、孔巢父等崇道之人有所交往,晚年仍有“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游子》),“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等诗句,但他“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显然,杜甫虽与佛道人士交往,但他内心深处依旧将自己视为天下无道时的“木铎”,而方外之人终究“不可与同群”(《论语·卫灵公》)。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并为之颠沛造次,最终也未能如愿。孟子终生未仕,流转于列国,却遭致他人指责,无奈叹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但他们都没有丢弃最初的理想,而是为之“舍生取义”。将杜甫的经历与孔、孟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杜甫对孔、孟思想的直接继承。杜甫秉承着致君尧舜的理想辗转长安,屡遭挫折,所谓“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逢世变,颠沛潦倒,但他没有选择消极避世,而是始终将家国放在心上,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他所念的仍是“战血流依舊,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但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他只是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儒家精神。他用自己的诗笔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剪影,并在其中注入了自己深切的生命关怀。

最后,杜甫在夔州的生活也为杜甫乐观的心境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杜甫在夔州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在此期间,杜甫的生活相对安定。杜甫在夔州“暂寓白帝,继而复还瀼西,最后迁居东屯”[37]。陆游在《东屯高斋记》中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少陵先生晚游夔州,爱其山水,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斋。质于其诗,曰次水门者,白帝城之高斋也;曰依药饵者,瀼西之高斋也;曰见一川者,东屯之高斋也。”其中“白帝城之高斋”,也就是西阁,是杜甫初到夔州时,夔州都督柏茂琳暂借的住所,而瀼西和东屯则是杜甫置办的住所。据杜甫《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可知杜甫在瀼西时有四十亩果园,园中景色是“桃蹊李径年虽故,栀子红椒艳复殊。锁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见来枯”。(《寒雨朝行视园树》)而杜甫则在秋日累累的硕果中“清晨散马蹄”(《白露》),可以想象,至少在此时,杜甫的心境是十分愉悦的。另外,据杜甫所言:“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夔州歌十绝句》),“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可知其于东屯还有丰厚的田产,无论这些田产是公田还是私田(3),无疑都可为杜甫带来可观的收入。除此之外,杜甫还种蔬菜,养家禽。“畦蔬绕茅屋,自足媚盘餐”(《园》)说明他的菜园面积不小,且能保障生活。并且他还在《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中得意地夸耀自己:“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催文宗树鸡栅》是杜甫村居生活的剪影,“愈风传乌鸡,秋卵方漫吃。自春生成者,随母向百翮。”“蹋藉盘案翻,塞蹊使之隔。墙东有隙地,可以树高栅。”通过记录栅养乌鸡的琐事,可以看出杜甫村居时安闲淳朴的生活状态。由上述可知,杜甫这一时期有着较为安定的生活条件,在关注社会政治之外,他也开始积极关注个人的生存。此前的杜甫,或汲汲奔走于功名,或潦倒深陷于敌穴,或困顿漂泊于山野,或栖遑寄居于篱下,而此时终于可以稍作休息,他也得以用饱经风霜的泪眼回看一生经历,并自觉地总结诗歌创作经验,因而虽只有短短两年,他却创作了四百多首优秀作品。叶嘉莹先生评价说:“这时期杜甫的七律诗,在正变两方面均有特大进展前者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后者表现于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38]显然这些成就与杜甫夔州富足生活下乐观的心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结 语

《登高》是杜甫伟大的作品之一,亦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交织的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透过行行诗句,我们似乎能够看见那位饱经沧桑、瘦骨嶙峋的老人满含着热泪凄然北望。虽然是感时伤事的作品,但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却不是晚唐诗歌中那种忧时嗟生、消极悲观的情绪,反而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壮阔气势。这种气势一方面源自杜甫置身寰宇之时,潜藏在诗句之下的“壮心不已”,另一方面则是杜甫晚年基于乐观基调上的超脱心境和对时空迁逝的冷静接受。也许杜甫的一生如他自己叹息的那般“到处潜悲辛”,但他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是积极乐观的,他的胸怀是广阔包容的,并且这种态度与胸怀已不自觉融入《登高》诗之中,这也是萧涤非先生所言此诗“悲壮”与“激动”之所在。

注释:

(1)本文所引杜甫诗,均出自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不另加注。

(2)可参见:刘刚《登高诗及其人文底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位论文,2002年。因游仙诗并没有过多地丰富登高文学的内涵,因而在此不拓展细说。

(3)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以为:“东屯,特公之农庄。”如果东屯是杜甫的农庄,那么田产应则是其私田;而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认为杜甫主管过东屯百顷田。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说:“杜甫当年要移居东屯,就因为这里有一百顷公田。”

参考文献:

[1]〔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济南:齐鲁书社,2017:384.

[2]〔清〕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5.

[3]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400.

[4]葛晓音.杜甫诗评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6-187.

[5]陶道恕.杜甫《登高》鉴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27.

[6]杨景春.杜甫夔州诗的情感世界[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3):113-118.

[7]萧涤非.杜甫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01.

[8]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875.

[9]〔清〕金圣叹.杜诗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9.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7141.

[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36.

[12]萧涤非.杜甫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130.

[13]蒋寅.走向情景交融的诗史进程[J].文学评论,1991,(1):28-39.

[14]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8-35.

[15]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J].中国社会科学,1984,(5):145-155.

[16]杨宿珍.朴素的与激情的——诗经与楚辞[M]//蔡英俊,刘岱总.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49.

[17]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

[18]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06.

[19]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45.

[20]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20.

[21]王钟陵.唐詩中的时空观[J].文学评论,1992,(4):131-142.

[22]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33.

[23]吴功正.时域空间的审美形态及其思维机制[J].齐鲁学刊,2010,(4):111-118.

[24]〔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9.

[25]陈贻掀.杜甫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61.

[26]李泽厚.哲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5.

[27]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53.

[28]张舜清.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研究——以原始儒家为中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76.

[29]蒋寅.李杜苏诗中的时间观念及其思想渊源[J].学人,1991,(1):121-126.

[30]吴怀东.杜甫的美学——绝句四首之三“两个黄鹂鸣翠柳”解读[J].杜甫研究学刊,2018,(3):37-44.

[31]刘若愚.中国诗歌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M]. 莫砺峰,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专题资料汇编,1981:160-181.

[32]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93。

[33]吴怀东.自笑狂夫老更狂——论“狂”与杜甫文化精神[J].固原师专学报,2004,25(1):40-43.

[34]〔清〕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7:287.

[35]〔宋〕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33.

[36]莫砺锋,童强.作为儒家的杜甫——《杜甫诗选》导言[N].中华读书报,2018-03-07(16).

[37]中华大典编委会.中华大典·唐文学部二[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9:743.

[38]叶嘉莹.秋兴八首集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9.

编辑:邹蕊

猜你喜欢

乐观主义生命意识
班级讨论:我和我的超级英雄
乐观主义
An Analysis of Black Humor in the Movie The Simpsons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
沈从文笔下底层人物的生命意识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
《老人与海》与《活着》的生命意识比较
浅议小学语文课堂生命意识的培养
《诗经》爱情誓言及其生命意识
单独中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