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

我小时候住在单位大院，好处是，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坏处是，生活被熟人尽收眼底，免不了被人打量、比较和品评。

比如我家隔壁的李姨，经常被邻居们挂在嘴边。倒不是她有多特别，相反，她看上去非常普通，个头儿不高，皮肤微黑，头发总是乱乱地扎在脑后，衣服也都是灰色调的，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来往往，属于最容易被淹没在人海里的那一类人。正因为她如此寻常，她的生活方式，不，应该说消费方式，才让诸位高邻觉得碍眼：她看上去不像个有钱人，也不像一个大手大脚的人，为什么她花钱那么着三不着两呢？

比如她有一天下班回来，车篮子里躺着一把弯弯的金黄色水果，别说孩子们好奇，就是大人见了也问这是什么。李姨介绍说这是一种热带水果，叫香蕉，又要掰给我们尝尝。我们当时虽然年幼无知，却也知道不能轻易接受贵重物品，忙不迭地闪开了。

然后就见李姨的女儿小雨，拿着香蕉出现在门口。在一群小孩的围观下，她很奢侈地剥下香蕉外皮，细微的香甜进入我的嗅觉。之后好多年，我都觉得香蕉的香味很有高级感。

初见桂圆也是在李姨家，她分享给我一个。桂圆的味道没有多特别，但那个乌溜溜的核多好看啊，像个宝物，我觉得它应该被珍重对待。

螃蟹下来的时候，他们家就吃螃蟹，那会儿还不流行大闸蟹，就是很小的河蟹。在我奶奶看来，没有比吃这种没什么肉的河蟹更不划算的事了，她总是叹息：“就是吃它一个命啊，哪抵吃肉呢？”

他们家在饮食方面的投入，引起整个大院人的诧异、窃笑与非议。我们大院里没有人这么过日子，把钱花在吃上，最后連个响声也听不到。我们大院里的人，更愿意把钱攒起来买家用电器，谁家是大院里第一个买电视机的，谁家是第一个买冰箱的，谁家是第一个买洗衣机的，全大院的人心里都有本门儿清的账。把钱花在这上面，多有面子。

李姨家没有这些电器，甚至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这也不完全是因为李姨败家，她丈夫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她丈夫被我们喊作张叔，在我们大院的男人里，也是个非典型。印象中他是个电工，大人们说他的收入还可以，他却不给李姨一分钱家用。张叔弄点钱，就去街上小饭店里叫俩凉菜，喝个小酒，能拎一包卤菜回家，就算他有心了。李姨对此不管不问，一家三口同框时，还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这样两个人，自然过得家徒四壁，大人们提起来都摇头，觉得他们的日子太失控。我们小孩，却一直有点羡慕小雨。

我们都上小学之后，小雨成绩一般，我的成绩也一般，但我爸妈明显比李姨着急多了。尤其是暑假刚开始那几天，大家坐在巷口那户人家的竹榻上乘凉时，总有人主动谈起自家孩子的成绩，其他人一边啧啧赞叹，一边分出余暇来，含嗔带怨地瞥上自家孩子一眼。我妈还会额外加码，伸手推我一下，从那力道里，我能感觉到我妈内心的失衡。

李姨则不同，她只是笑笑，还不是强颜欢笑，是打心眼儿里不当一回事。她的这种淡然无疑令那些成绩优秀的孩子家长扫兴。李姨走后，我听到她们对她深表同情：“找个男人是那样，小孩又是这样，她这命真不好。”

之后，我们陆续搬离那个大院，我不再听到和李姨有关的消息。她的形象重新浮现于眼前，是十几年以后了。有一天，我爸说：“你知道吗？小雨现在跟她对象一块儿卖牛肉汤呢。”

我听后很吃惊，李姨怎么也是个文化人，小雨小时候就很喜欢《红楼梦》，能背下里面整套的诗词，她成绩是不好，但也不至于这样啊。我爸解释说，小雨后来上了技校，认识了一个男同学，两个人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正好男的家里是卖牛肉汤的，他们干脆就帮家里做生意去了。

我爸的叙述让我吃惊，倒不是我过得有多好，但小雨这是典型的“生活下降者”，我觉得跟当年李姨的漫不经心有关。

我想去小雨的铺子看看，又心存顾忌，怕小雨介意发小看到她的“落魄”。

又过了几年，我爸对我说：“你可知道，小雨家的牛肉汤已经风靡全城了。连外地人都大老远地开车过来，只为喝她家一碗牛肉汤。她开了好几家连锁店了。”

换一种思路，小雨这一路，持有的应该是一种如李姨那般随性的态度。“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当年李姨的消费方式，正是王维这两句诗的具体体现。

相对于其他人总是把钱花在“让别人羡慕”的地方，她总是将钱花在“让自己高兴”的地方，比如那些香蕉和桂圆，比如和谐自在不紧绷的家庭氛围。她只用自己的感官去体验，对他人的评论没有预期，便也没了贫穷感——在饱暖之后，穷与富，就不完全和金钱相关，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受。

我曾见年入数百万的人，被贫穷感一路追击，张皇失措，不知所往;也有李姨这样的人，心安理得，怡然自足，谈不上富有，但绝不贫穷。她是结结实实地“把钱都花在了自己身上”，别人买东买西，她只买一个“我高兴”，这才是真正幸福的消费方式。

偶尔到手的一笔钱，有人精打细算，想要买房置地做投资，积攒一份家业;有人不计算机会成本，只求活个高兴，即便千金散尽，总算是敞开高兴过，也不能说不划算。每一个人的选择，都自有其缘故，哪有什么标准答案。

（杨子江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我的便携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