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康

鲜花盛开的5月，我又一次来到成都新都区新繁镇，走进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我清楚地记得，60年代初，也是鲜花盛开的5月，还在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上学的我，跟同学们一起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听伤残军人讲战斗故事。作为军人的子弟，我们非常兴奋，只有一点让我们感到有些疑惑，那就是大门口挂的牌子是“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我们的语文老师认真解释，这个“教养”是教育和疗养的意思，跟“劳改教养”的意思完全不同。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多少明白了，但总觉得“教养”二字听起来还是有些别扭。其实，有关部门对此也有所考虑，1963年10月20日更名为“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休养院”;1965年6月5日更名为“四川省荣誉军人疗养院”;1989年4月28日更名为“四川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1991年8月1日更名为“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原先一个单位两块牌子的医院更名为“革命伤残军人医院”）。这个名称几经更迭的过程，实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伤残军人的关心。

在这个始建于1951年11月7日的休养院里，住着在历次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中负伤的重残军人。他们当中有张思德介绍入党的老党员，有三次翻越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有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学学习过的老八路，有保卫延安的战斗英雄，有参加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在朝鲜打击侵略者的志愿军，还有守卫祖国边疆负伤致残的解放军指战员。他们在这里被统一称作“休养员”，然而他们休而不养，不居功、不骄傲、不消极，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眼睛照样读书看报，没有双手一样写字弹琴，下肢瘫痪能用手劳动，没有双脚也能疾走飞奔”，一个伤残军人写的诗句便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他们力所能及地参加文艺创作及各种劳作，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他们坚持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工厂、部队作报告近万场。

我是听他们报告的受益者之一，这使我从小就想当英雄，从小就无比崇敬英雄，如那些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将士、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用胸膛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电影《英雄儿女》中高喊“向我开炮”的王成……不过，由于年幼，还因为崇敬英雄人物，而闹过一次笑话。

那是一天晚饭后，我们班的同学在生活老师带领下出校门散步。当我们路过一户农民家，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农民正在维修他家的围墙。只见他赤着脚在踩一堆黄泥，那是为了把黄泥搅拌均匀，然后再把黄泥抹到墙上。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他全身上下都沾着黄泥，我们又从没见过，于是好奇地停下脚步，站在那儿傻看。突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黄继光”，有几个同学就惊奇地问：“黄继光？”这一下，队列里便炸了锅，只听我们兴奋地集体高喊：“黄继光叔叔！黄继光叔叔……”喊声很整齐，很响亮。那个农民手握小铲子，赤脚站在黄泥堆中间，一动不动，尴尬地看着我们，很难为情地笑着。一旁的生活老师笑弯了腰，抹着脸上笑出来的泪，一个劲叫我们不要喊了，又一个劲向那个农民道歉。

的确，黄继光早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但我们因为崇敬英雄而忘记了这个事实。几十年前的这一幕，让今天正走在休养院里的我还忍俊不禁，不禁暗暗提醒自己：今天我想采访的人，可别找错了，一定要问问清楚再跟别人对话。

前面出现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一位妇女推着缓缓而行。我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您是伤残军人吗？”

“是啊。”

“请问您是在哪儿负的伤？”

“在西藏。”

“呀，我也是从西藏来的，能跟您聊聊吗？”

老人的眼睛一下亮了，笑着连连点头。推车的妇女热情地说道：“那我们到那边的凉亭里去说。”

老人自我介绍，他叫段祖贤，今年83岁。他于1959年3月入伍，那时刚满20岁，在原54军130师388团1营3连当兵。他入伍第二年便当了班长。当时，他们部队正在执行剿匪任务。由于当地的地形复杂，属高寒地带的深山老林，他们班遭到土匪伏击，段班长的颈部和腰部被子弹击中，被战友救下后，急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救治。医生尽了最大努力，虽然保住了他的性命，但经过三年的治疗，仍然无法使他瘫痪的下肢恢复知觉，最后被评为三级残废。

段祖贤说，自他负伤以后，有两件使他感到幸福的事。一是他于1961年被批准入党，二是他于1971年找到了终生伴侣。这样说来，如今他成了有60年党龄和50年婚龄的人。他动情地说，他老家的人都已去世，他身边的就是他现在唯一最亲爱的亲人。

他妻子名叫吴光善，比段祖贤小13岁。吴光善告诉我，她于1969年下乡当知青，由于父亲心直口快，一贯说话不注意，老是挨批斗，她也受到牵连被别人骂，所以一直感觉自己很受气。其实，她当年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有很多人想娶她，但她坚定地抱着一个单纯的想法：“不管男方是什么条件，反正我只有一个条件，结婚以后不再受任何人的气。”有人根据她的条件给她介绍对象。她听说男方是个残废军人，心想：“也行，再坏的人也不会欺负伤残军人的妻子吧。”不满20岁的她就这么嫁给了段祖贤，调到休养院的集体厨房当了学徒工，每月有15元工资和1.5元的粮差补贴。尽管每天工作量很大，身体很疲劳，她仍感到幸福和满足。她还告诉我：“虽然我是稀里糊涂嫁给他的，但我还是要感谢他，因为我们结婚50年来，真的没人欺负我，我真的没受过谁的气。”

段祖贤笑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要感谢党，也要感谢我的老伴。”

突然，吴光善有些激动地对我说：“快看，那是我们院的党委书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过他的。”她的神情相当自豪，刘书记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似乎她也有一份光荣。

我看见刘航书记正忙着接待某电视台的几位工作人员，不便打扰他。这时，吴光善说她要推老伴去转转，看休养院的医护人员为“5·12”护士节排练节目，欢迎我以后到她家里做客。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我觉得这对相依相伴的老人是那样的平静，一种深深的幸福感在平凡的生活中升华出永恒的高贵。我在心中感慨：“吴光善，你的品质真如你的名字一般，光明而向善。”

去年9月，涂伯毅代表全院的伤残军人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封信，汇报他们现在的情况。这封信是涂伯毅执笔写的，写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写得很辛苦。他曾参加抗美援朝的一、二、三、四次战役，被美军飞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烧伤，两只手的手指全部弯曲僵硬，根本无法正常使用笔，他经过多年努力才练就了握笔写字的独特方法。

好不容易写完信，涂伯毅如释重负，总算完成了全院伤残军人对他的嘱托。但他并没敢想习近平总书记会回信，他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十分繁忙，即便没有回信他也能理解。可是，就在信发出的第二个月，2020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笔签名，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的全体同志回了信。收到回信的那天，正在家里练字的涂伯毅扔掉毛笔，扑过去紧紧抱住妻子，夫妻二人无法表达激动的心情，唯有泪眼相视。

我在伤残军人子弟张旺的陪同下，来到涂伯毅家，见到了这位90岁的老兵。他的精神极好，思路清晰，走姿、站姿和坐姿，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风采。

涂伯毅是四川云阳人，他的家乡于1949年解放，那时他还不满18岁。解放军“四野”某部正在招兵，他年仅13岁的弟弟陪他去报名，兄弟二人都会拉二胡，这一特长让招兵的指导员非常满意，不仅招收了涂伯毅，连他弟弟也一起招走了，兄弟二人惊喜不已。参军第二年，涂伯毅所在的42军奉命作为首批志愿军一支部队入朝参战。为阻击美军登陆，防止美军切断志愿军的运输线和后路，42军在东海岸一线布防。由于志愿军的后勤保障相当困难，涂伯毅所在连队负责保护运上来的物资装备。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其实非常重要，当时许多指战员还穿着单衣、饿着肚子，上级首长还通报了敌军的一个口号：“拖垮39军，饿死42军。”因此，涂伯毅和战友们守护的每一件衣服、每一袋炒面、每一颗子弹都十分珍贵，决不能被敌机发现炸毁，这是关系到在战场上见胜负的重要一环。他们圆满完成任务后，又被派去挖陷坑以阻击敌军坦克。涂伯毅骄傲地说：“我们根据坦克的长度、宽度和行驶的方向路线挖好坑，有些地方铺上树枝，有些地方糊上泥巴，并且在泥巴表面滚上车轮印，敌军坦克到那儿就被陷住，只能挨打，他们根本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哈哈……”

1951年圣诞节前，志愿军准备攻打到三八线，美军则称要打到鸭绿江过圣诞节。涂伯毅说，他们部队是白天睡觉，晚上6点开始发起总攻，战前动员是准备打7天，结果只打了一天就打下来了，他想抓个美军俘虏都没抓着，因为美军逃得比兔子还快。他还说，那时他看见有军政治部的干部在三八线那儿拍照，他觉得很有意义，但他是战士，不敢提要求，没照成，至今觉得很可惜。

敌军吃了大亏，伤亡惨重，颜面丧尽，肯定会有报复行动。志愿军对此已有预判，命令部队撤出已占领的阵地，迅速转移至新的作战位置。在转移途中，有一道敌军严密监视的封锁线。敌军不断发射炮弹，一枚炮弹落在涂伯毅附近，巨大的冲击波气浪将他掀翻在地。当他跑到一块山石旁隐蔽时，才发现自己的左脚被弹片划伤，伤口像被剪刀剪开一样血流不止。他抱着轻伤不下火线的信念，忍着疼痛包扎好伤口，继续随部队前行。

1951年2月14日，大年初九，全国人民还沉浸在传统节日春节的喜庆中，而涂伯毅和他的战友们正冒着严寒，潜伏在汉江边的一片树林里，准备阻击敌军的反扑。此时，周围一片寂静，不同寻常的是，敌机从上午到下午，来来回回飞了十多次。涂伯毅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动，不能暴露”。突然，一架敌机超低空俯冲过来，涂伯毅清楚地看到了飞机上的英文字母，紧接着听到“噗”的一声巨响。根据平时训练过的常识，他急忙把手指插进土里，胸部离地，以免炸弹冲击波损伤内脏。不料，这枚炸弹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凝固汽油弹。刹那间，这里成了一片火海，树木、石头都在燃烧，涂伯毅也成了一个火人。由于他在潜伏前仔细观察过地形，记得在他右侧方有个岩石小洞，于是他冲出火海钻进洞里，忍着剧痛扑灭身上的火，昏迷过去。当他渐渐苏醒时，发现自己的双眼蒙着纱布，被战友们用一块门板抬着往山下走，送到一个朝鲜老乡家暂时安顿，等待去后方救治。一路上，他隐约听到一个战友说另外几个战友已经牺牲了，他没有吭声，心里无比悲痛。

回到国内，经过治疗的涂伯毅恢复了意识，但他那双手——拉过许多二胡曲子的手，已经卷曲变形得无法握住一双筷子。最让他难过的是脸被凝固汽油弹烧伤，严重毁容，这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敢照镜子，他不敢相信镜子里的那张脸是自己的脸。他时常盯着自己的一纸伤残证书，默默流下难过的泪水，对今后的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当他被送到休养院后，他对“休养”二字非常抵触，发牢骚说“休养休养，不长半斤，也长8两”。他曾经有一副天生能舞蹈的好身段，所以根本不想在这里把身体养胖，更不想20多岁就在这里开始养老生涯。可是，突然有一天，他格外怀念他的那些战友。跟他关系最好的一个战友叫谢常文，他经常想起谢常文被凝固汽油弹烧死的情形，那情形像电影画面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脑海里浮现。他想：“我最亲爱的战友谢常文惨烈牺牲了，而我却活了下来。比起他，我算是很幸運的了，再艰难再悲伤我也应该坚强地生活下去。身体残了，意志不能残，这样才对得起牺牲的战友，也是对牺牲战友的一种真正怀念，因为牺牲的战友们都在天堂里看着我呀。”

休养院在50年代成立了一支演出队（当时叫“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涂伯毅积极参与其中，唱歌、跳舞、合唱指挥样样皆行，成为演出队的骨干分子。1958年5月，国家内务部决定请这个课余演出队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民政工作会议汇报演出”。不料，这一“汇报”竟然汇报出空前盛况，轰动了京城，党、政、军各大单位争相邀请，演出队一连演了2个月，观众还是不放他们走。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文化部、内务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让演出队到全国进行巡回演出。

演出期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李济深副委员长、郭沫若副委员长、谭政大将、罗瑞卿大将、萧劲光大将、彭真市长，以及文化部长夏衍、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观看了演出，亲切接见演出队员并合影留念。

汇报演出期间，涂伯毅感动的事很多，他给我说了其中的两件事。一是吃饭时，彭德怀元帅给他夹菜，说：“你的手不方便，让我来吧。”涂伯毅坚持自己来，但推让不过。彭德怀元帅动情地对演出队员们说：“你们的血和汗没有白流，你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会在全世界开花结果。”彭德怀元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铺纸挥毫题写“亲爱的残废军人同志：你们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全体同志学习！ 彭德怀·一九五八年六月”。

第二件事是在国防部院子里与彭德怀等领导合影留念时，工作人员根据到场领导的人数，摆了12个凳子。摄像师请首长们入座，但首长不坐，而是请演出队员们坐，结果没一个人去坐。涂伯毅说：“首长的年纪都比我们大，还是请首长坐。”彭德怀绷着脸说：“你们伤残军人不坐，我也不坐。”涂伯毅解释说：“我们坐了，那就是我们不礼貌，没觉悟。”彭德怀高声说：“凳子总是要有人坐的嘛！坐，你们给我坐下！”在一旁的贺龙急了：“彭老总是国防部长，你们虽然伤残了，但也是军人，要听他的命令嘛！”于是，演出队员只好坐下来，彭德怀等领导就全部站着拍下了合影照片。

涂伯毅感慨地对我说：“老一辈革命家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的美德，保持红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让我深受教育，永远难忘。”

让涂伯毅难忘的还有他的恋爱经历，他风趣地说：“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说的这个“后福”，满含着对妻子刘会兰的感激。当时的刘会兰是休养院的护理员，年轻漂亮，在课余演出队进京汇演归来后，她便积极申请参加演出队。涂伯毅早已注意到刘会兰，认为她跳舞有基础，又是孤儿，从小受苦，对党有报恩思想，值得好好培养，于是果断地向大家宣布：“收了！”

演出队有个舞蹈节目《洗衣歌》，涂伯毅演班长，刘会兰演其中的一个藏族姑娘，两人的表演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最终，他俩“表演”成一对真正的恩爱夫妻。后来，刘会兰不负众望，不仅成为党员，还当选为党支部书记。刘会兰真诚地告诉我：“他十多岁就负伤，我对他的付出是完全应该的。我的护理工作不仅是为他一个人，也是为在国防线上负伤的那些人。这是党交给我的工作，党是抚养我成长的母亲，我为母亲工作，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如今，涂伯毅已是儿孙满堂，出于对军队的感情，他把两个儿子送去当兵。他时常教育儿孙们：“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活着的时候应该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所作为。你们要珍惜当下，努力奋斗，不能把宝贵的生命和时光白白浪费掉。”他言传身教，言行一致，主动帮助一些残疾青少年建立生活信心，帮忙为他们联系工作。几十年来，他克服肉体上的痛苦，积极参与到国防教育中，义务到全国各地作爱国主义教育报告，行程几十万公里，作报告近万场。

我在院子里碰到了正在散步的伤残军人易如元，说明来意后，老人亲热地跟我谈起他的经历。他于1951年5月1日入伍，当时刚满16岁，分到65军193师579团高射机枪连。训练27天后，跨过鸭绿江，参加志愿军的中线作战。他们连的主要任务是防空打敌机，尽管他们打掉过敌机，但同时也暴露在敌机的火力之下，危险性非常大。

1953年的一天，一群敌机飞来，疯狂地向高射机枪连阵地投掷了数枚炸弹，一枚炸弹落在易如元的附近，顿时，他的左手被炸断，鼻骨被炸伤，双目失明。后经过医治，他的左上肢腕关节切除，只有左眼幸存了百分之四十的视力，被评为三级伤残。他在手术之后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大小便都是护士在帮忙，第一个想法就是“以后我咋办”。

失去左手让他备感沮丧，因为他曾经有个爱好——吹竹笛，这是需要十指加以配合的。后来他参加了课余演出队，仍想着要发挥一下吹笛子的特长。于是琢磨着将竹笛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改制。以左手残臂和左肩部控制竹笛，用右手指按竹笛的六个音孔。为锻炼右手指的灵活性，他到一个压塑车间学习使用车床机械，还学习织毛线、编竹篓竹筐、打乒乓球。经过几年的刻苦练习，终于吹出了优美的音乐旋律。1958年他去北京参加汇演时，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易如元告诉我，他本来想平平淡淡独身过一辈子，不料“喜”从天降。那是1960年，课余演出队去乐山等地巡回演出，当地民政局的一个领导问易如元结婚没有，他说，演出队的人基本都是未婚。那个领导说：“那咋行，这样，从你们下一个演出点开始，我们都要安排一些未婚女青年来服务，你们要看上谁，我来牵线搭桥，帮你们成个家。”易如元对此并不在意，他也不敢说自己看上了哪个姑娘。

一天，演出队在乐山五通桥演出，民政局派了几个姑娘来为伤残军人端茶倒水，其中一个是邮政局的话务员，名叫胡洪文，芳龄18。易如元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演出结束的当晚，乐山军分区司令员和刘助理员领着胡洪文，来到易如元住的旅馆房间。司令员以军人的作风开门见山地问：“你想结婚吗？”易如元慌忙摆手：“我不想结婚，我想学习。”司令员笑道：“嘿嘿，没想到还有不想结婚的军人。你的情况，民政局的同志都给我介绍过了，这样，你俩先谈一谈，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司令员和助理员把门关上走了。易如元和姑娘有礼貌地说了些客气话，姑娘诚实地说，领导让她来是政治任务。易如元愣住了，政治怎么會跟婚姻联在一起？姑娘羞怯地表白：“领导说你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最坚强的人。”

两个年轻人开始通信和电话联系，相互传递别样的“可爱”和“坚强”。易如元很想送给这个一心想完成“政治任务”的姑娘一件礼物，那就是他年轻时的照片，以此向姑娘展示他也曾经英俊潇洒过。他惋惜地对我说：“我负伤住医院时，全身赤裸裸的，从一个战士突然变得像个婴孩，被护士抱进手术室，我的军装也不知扔哪儿去了，啥东西都没有了。我根本没有心思去追究，因为所有东西对于我这伤残的身躯来说，那都是身外之物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还真的应该请医生帮我找一找，哪怕只找到一张照片也好，至少可以当礼物送给恋人嘛。”

没收到任何礼物的姑娘正沉浸在热恋中，不料她母亲知道了易如元的伤残情况，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易如元心灰意冷：“不同意就算了吧，我的身体条件摆在这儿，不怪谁。”但民政局的领导不灰心，安慰易如元，筹划另外给他介绍对象。1961年的一天，民政局领导又找到易如元，一见面就高兴地叫道：“老易，快去，解决了！”

“解决了”的姑娘不是别人，还是完成“政治任务”的胡洪文。原来，他父亲是一个集体食堂的经理，还是当地的人大代表，他给妻子作了思想工作：“嫁女儿要什么条件？可爱、坚强，这就是条件。”为了表示郑重，民政局给易如元写了一封同意他跟胡洪文结婚的证明信。易如元记得，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民政局很节约，那封证明信的信封是个用过的旧信封，是翻折过来写的名字和地址并交给他的。他很有组织观念，认为自己是休养院的人，坚持要等院里批准再去举办婚礼。但民政局领导不由分说把他拉到乐山，说：“我们同意就行了。”婚礼在一个食堂里举行，由民政局领导主持，乐山县和民政局领导以及食堂、旅馆的一些人参加了。婚礼现场除了几个暖水瓶和茶缸，再无其他东西。刘副县长过意不去，买了3斤黄色的古巴糖摆在桌上的盘子里，参加婚礼的人在欢声笑语中每人抓了一小撮，算是每人都品尝到了一舌尖的喜糖。婚礼第二天，休养院送来了同意易如元结婚的信函，他这才放下心来，于第四天赶回院里去感谢院领导。

“当然要感谢，是党和政府的关心才使我有了一个幸福的家。”易如元告诉我，他妻子后来调到休养院，干她的老本行，当话务员。她怀孕时，有人担心生下来的孩子会不会没有手，为此他还悄悄问过医生。孩子出生的那天，附近的一些老乡跑来看，结果孩子很健全。他说：“我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孙子今年都5岁了，身体也很好。我感到很幸福。”他邀请我去家里坐坐，从他自制的几根竹笛中拿出一根，说：“我很长时间不吹了，今天给你吹一曲。”

他用我从未见过的独特方式拿着竹笛，一连吹了两遍《志愿军战歌》。在这优美而坚定的旋律中，我真切地看到了他当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英姿，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位老人从残躯里散发出的至深的幸福感。

陪同我的张旺从小在休养院里长大，他父亲张家琛是双手截肢的伤残军人，也是课余演出队的队员。由于会说普通话，所以担任报幕员，朗诵一首演出队的保留节目——诗歌《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这首诗是脸部烧伤、下肢瘫痪的志愿军战士、特级残废军人刘渝生写的。1958年6月1日，国家领导人在首都政协礼堂观看演出后，周总理高度赞扬这首诗，说：“这首诗写得很好。”周总理在录写这首诗的时候极其认真严谨，录写时把原诗中的一句写成了“征服自然是我们特有的才能”，周总理特意在这句下面标注：“自然”为困难的误写。周总理亲笔录写的这首诗的手稿在演出队保留了一段时间，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由军事博物馆收藏，编号205。而刘渝生写的这首诗的原稿，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旺自豪地告诉我，他听父亲生前多次讲过那段经历：当年在北京汇演结束后，周总理走到张家琛跟前说：“张家琛同志，你是雄心巧手啊。你刚才朗诵的《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那首诗很动人，不知刘渝生同志来了没有？”张家琛说：“刘渝生下肢瘫痪，不能行动，没有来。”周总理说：“我们向他致敬。他那首诗写得很好，我们要在报纸刊登这首诗。”在一旁的陳毅副总理说：“我们的总理也是革命伤残军人。”随后，这首诗被全国各级刊物纷纷登载，作曲家翟希贤为其谱曲，还被译成英文、德文、俄文传往国外，入选全国多个学校的语文教材。

从此，担任朗诵的张家琛更加激情满满地朗诵这首诗。伤残军人涂伯毅向我证实了张家琛的激情：“张家琛在2002年1月4日病逝前，还在病床上朗诵这首诗。我给他写的追悼词。他病逝后，我接了他的班，继续朗诵这首诗。我一直会朗诵到说不出话才会停止，我的朗诵跟张家琛一样有激情，全诗都能背下来。”张旺说，他也能背下来：

残废了，我们仍是无畏的士兵。

我们的热血像海涛一样沸腾，

我们的精力像松柏一样永远旺盛，

爱祖国恨敌人是我们的个性，

征服困难是我们特有的才能。

……

我很想见见这首诗的作者刘渝生，但得知他已于1976年8月战伤复发恶化，不幸离世，时年44岁。我从网上和他儿子刘微写的回忆文章里了解到他的一些简况。刘渝生，四川宜宾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2月入朝参战，在志愿军179师537团政治处，先后担任宣传员、技术书记。在1953年7月的金城战役中负伤，被评为特等残废。1955年进入休养院后，以坚强的毅力从事文学创作，发表战斗回忆录18篇，诗歌6首，撰稿纪录片《永远忠于党》，著有短篇小说《班长》等。1976年病逝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刘渝生跟其他伤残军人一起，这样给自己定位：“我们不愿做无边际的幻想，我们却愿做小小的螺丝钉。”他曾收到过1000多块钱的稿酬，这在50年代是个不小的金额。他当即按共青团缴纳团费的标准，从稿酬中抽取5%，作为团费上交，剩下的全部退还给八一电影制片厂，支援国家建设用。这颗“小小螺丝钉”坚强而乐观，却也有泪如雨下的时候。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刘渝生痛心疾首地一边流泪，一边写下“惊闻宇宙殒巨星，热泪湿透腮边枕。谁言总理已离去，一片丹心永世存”。他写的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是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一天，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来看望刘渝生，他握着邓芳芝的手嚎啕大哭，哭声中含着他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对英雄母亲的敬爱，对自己父母亲的思念，还有他难言的遗憾……他曾多次写过入党申请书，组织上也进行过多次讨论，终因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搁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党组织，只是自我安慰说：“我就做郭沫若式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吧。”1976年8月，他在临终之际拉着他长兄的手，留下他在人世最后的一段话：“我想对组织说，但又怕万一……我此生有三个遗憾，一是没入党，二是没到过北京，三是没见过毛主席。”

张旺说，他父亲张家琛生前很敬佩刘渝生，有时在家吃饭，他父亲会突然心血来潮，放下碗筷站起来朗诵刘渝生写的诗：“我们是祖国的儿女，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战场上我们用刺刀劈过敌人……”他反复练习“劈”的动作，是那样勇猛利索，就像手里真的有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儿子不得不赶紧缩头躲避。

据张旺父亲的战友涂伯毅回忆，张家琛不仅在朗诵方面有激情，在恋爱方面也有热情，并且相当有心计。1954年，28岁的张家琛和涂伯毅还在合川的休养院，休养院前面不远处有条河。有段时间，张家琛注意到，有个年轻姑娘经常挎个篮子从桥上走过，他动了心思，上前观察，发现姑娘是来卖梨子的。于是，他不问价钱就买了几个梨子。为增强姑娘对他的印象，他时常守在桥边苦等姑娘，每次都买几个梨子。姑娘没有明白他的心思，以为这个没有手的人只是喜欢吃梨子，好补补身体。他有些着急了，每次都整篮子把梨子全都买下。可是姑娘仍然没有明白他的心思，干脆，他让姑娘别用篮子，改用背篓装梨子，他全都买下。他当然吃不完，在屋里盯着一大推快要烂掉的梨子出神：“有人说梨子有分离的意思，但我跟那个姑娘决不能分离，这梨子也许是我婚姻的牵线红娘呢。”

可是，他也有一个担心：“如果卖梨子的季节过了，还能见到那姑娘吗？不行，必须拿出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马上向那姑娘表白心意。”他再见到姑娘时，大胆地作自我介绍，知道了姑娘叫粟明莲，18岁，家在河对岸，山坡上有几颗梨子树。他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说他很喜爱梨子树，更喜爱来卖梨子的人。姑娘被他的真诚感动了，回家跟父亲说了这事。她父亲一听，火冒三丈，还动手打了她一巴掌：“他没有手，你嫁给他干啥？他可以喜爱梨子树，但不准喜爱我女儿！”姑娘不屈服，耐心告诉父亲，张家琛1949年12月入伍，1950年入朝参战，是42军炮团参谋。在一次炮膛炸裂事故中，他的双手被炸断，荣立二等功，被评为一等伤残。他有文化，多才多艺，不仅会说普通话，会唱歌跳舞，还会吹口琴。她父亲听了女儿的介绍，对张家琛的才艺并不感兴趣，倒是对他舍身救战友的事迹有所感动：“遇到危险能救战友的人，肯定能保护好他的妻子。”

在一个没有梨子的日子里，张家琛和粟明莲喜结良缘，从此永不分离。伤残军人涂伯毅告诉我：“当时是我去帮张家琛接的新娘，我背了一个旅行提包，里面装了些瓜子和糖，当地老乡还以为我是新郎，都跑来向我道喜。哈哈……把我弄得怪不好意思。”

张旺说，他妈怀上他以后，还悄悄去找一个朝鲜战场上救护过伤员的女兵傅仲阳，问自己怀的孩子会不会没有手，傅仲阳让她放一万个心。

“放心。我这辈子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伤残军人放心。”这是一个叫陈阳芳的护士长说的话。

陈阳芳结婚时年仅17岁，比丈夫小13岁。丈夫黄天然于1950年入朝参战。那时物资匮乏，冬季的朝鲜天寒地冻，许多志愿军战士没有棉大衣，没有手套。11月的一天晚上，轮到黄天然站岗，为让其他战友多休息一下，他坚持多站了一班岗。不料，等另外的战友来换岗时，他的双手已冻僵，但他依然保持紧握钢枪、警惕注视前方的姿势。他被送进野战医院，转到国内。医院领导很心痛，特地请一个苏联专家为他做手术。他的双手掌被部分切除，被评为一等伤残。但他鼓起勇气，学吹口琴，学打乒乓球，并且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取得好名次。

年仅15岁的陈阳芳是休养院的护理员，她把黄天然的表现看在眼里，尤其看到黄天然用两只残手掌抱着乒乓球拍打球，刻苦认真的样子，她深深被感动，心生爱慕。2年后，她跟黄天然建立了恋爱关系，却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你找个要饭的都行，跑路也跑得快点。你要敢找个残废人，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

陈阳芳年轻漂亮，被大家稱作休养院的一枝花，她报定决心：“就是要把花插在伤残军人的心上，插一辈子。”1963年结婚时，她工资很低，仅24.5元，夫妻二人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足60元。夫妻俩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缝纫机，陈阳芳一边护理几十个伤残军人，一边为他们缝补衣服。陈阳芳被评为优秀护理员，后来还成为了共产党员。

她生下女儿5个多月的一天，与她已经断绝关系的母亲忍不住来看望外孙女，只见外孙女是用一床小棉被捆扎包裹着，两只嫩嫩的小脚露在外面，冻得通红。这个季节跟黄天然双手被冻伤的季节一样，都是11月。她的母亲抱起外孙女失声痛哭：“你们不会带娃娃，让我来带，我来带。我可怜的乖孙女啊……”

孩子取名叫黄若葵，陈阳芳告诉我：“母亲只生了我的身，是党给了我阳光般的温暖。给女儿取名‘若葵，就是希望女儿像葵花那样，永远向着太阳、跟党走。”

黄天然于2001年3月31日病逝，享年67岁。他在病逝前的那段日子里，让陈阳芳深感委屈的是他似乎已不记得多年的恩爱情谊，总是动不动就怨她。比如，由于黄天然的血管已经硬化，输液扎针困难，他要求停止输液。陈阳芳以为他怕痛，安慰他说：“你要坚强点。”黄天然烦躁地愤怒喊道：“说得轻巧，你来坚强一下试试嘛！”

陈阳芳暗自落泪，她不理解，为啥丈夫对其他护理人员的态度那么好，只有对她不断叫骂，还叫她离远点，不想看见她。后来有个护士悄悄问了黄天然，才了解实情。黄天然对护士说：“我这样做，是想让她记恨我，讨厌我。我不成天骂她，我死了以后她会想念我。她才50多岁，今后可以再找个老伴，安度晚年，把我的子女教育好就行了。这个你可千万不要让她知道。”

黄天然以几乎不近人情的方式来对待妻子，其实是想用他的善良灌溉幸福的家园，这是一种用坚强意志孕育出的深沉的爱。

张旺帮我找到伤残军人刘志华的女儿刘小飞，他俩是发小，都在休养院里出生长大。刘小飞领我去她家的路上，四周的古树上筑了很多鸟巢，鸟鸣声声不绝于耳。张旺说，他小时候喜欢打鸟，有个叫郑克元的工作人员专门写了一篇散文，借用古人“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的诗句来教育大家。

“盼母归”这三个字让刘小飞感到有些伤感，因为她当护士长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父亲至今还把她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挂在墙上，天天思念。我们走到家门口，刘小飞才想起忘了带钥匙，她大声拍们门喊人，只见刘志华老人光着湿漉漉的脚来开门，原来他正在泡脚。我们赶紧把他扶回椅子上，让他重新把脚泡在盆里。

刘志华1931年出生，从小爱学习，进入自贡市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1950年考入解放军军政干部学校，1951年作为文化教员入朝参战时刚满20岁。他说，刚开始志愿军首长不准他到战斗一线，说是要尽力保护文化教员，这体现了党和军队领导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分配给他的任务是用复写纸写战地小报，传递到前线阵地上，还有个任务是帮炊事班往阵地上送饭。1951年7月，朝鲜东线的战役打响，他坚决要求上一线。在机枪阵地上阻击敌人，不幸被炸弹炸伤，身体多处被弹片划破，至今仍有炮弹残片存留头部，被评为6级伤残。

刘志华出院后，仍想为祖国建设做点贡献，申请去马尔康当了伐木工人，这个举动令许多人不能理解，但对他充满敬意。由于伐木是重体力活，他的伤残后遗症加重，被组织上安排休养。他进休养院后，参加了课余演出队，唱歌、拉手风琴。演出队里有个姑娘叫王培杰，是休养院的护士，她喜欢唱歌。在跟刘志华合作表演节目时，最喜欢演唱的是一首民歌《龙船调》，其中有一句是她的台词道白：“妹娃要过河，哪个來推我嘛？”刘志华便亲热地回应：“我来推你嘛！”每每演到这里，都要引来观众会心的笑声，有的观众还会帮着刘志华齐声回应“我来推你嘛”。这个节目在演了数场之后，真的把两人“推”成了夫妻。

今年2月，比刘志华小1岁的王培杰不幸病逝。刘志华对我说：“我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医生要我做化疗，我不想做。如果要做，也要征求一下我老伴的意见才行，她是护士长，她懂。”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挂在墙上的老伴的遗像，眼里充满了泪水。我看着他老伴的遗像，耳边仿佛响起一个铜铃般的甜蜜声音：“哪个来推我嘛！”这个声音一遍遍地回响，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为了缓和一下伤感气氛，我对刘志华说：“你应该做化疗。”他很吃惊：“你也这么说？”我说：“对，而且要经常做。”他更吃惊：“还要经常做？”我指了一下他的女儿刘小飞：“我说的化疗的‘化，是说话的‘话。老人家，你有个这么好的女儿，应该跟她多聊天，这是最好的话聊。”他哈哈大笑，连连点头，他当年说“我来推你嘛”的欢乐表情又映在了脸膛上。

刘小飞告诉我，她母亲王培杰是护士，她自己也是护士，她姐姐晓虹也是护士。在这个休养院里，有很多伤残军人的亲属都在当护士、护理员和工作人员，有蒲殿惠、曾凡顺、周燕、周兵、杨培远、赵小萍、李红彬、廖品列、付晓婉、魏彬……

我在“5·12”护士节这天，看见休养院的护士们在操场上集会，高唱《中国护士之歌》，举着拳头庄严宣誓。伤残军人周成松的女儿周燕送给我一份“护士誓词”：

我将终身纯洁，忠贞职守。

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

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

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谨誓！

“柔情的双手，迎接生命的希望。温馨的话语，呼唤健康在起航……”这支《中国护士之歌》对那些当护士的伤残军人子女，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

在这个休养院里，几乎每天都歌声洋溢。有个叫汤重稀的一等伤残军人，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四川音协理事、成都音协常务理事。他身残志坚，自学作曲，所创作的歌曲《不见英雄花不开》享誉全国。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他从几十年来创作的400多首歌曲中，选了173首出版成书《汤重稀歌曲选》。

汤重稀是重庆长寿县人，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会拉二胡、拉手风琴和弹风琴。他的老师是个地下党员，1949年重庆解放，老师带他去报考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文艺队，他被顺利录取时年仅15岁。1951年，他作为12军政治部文工团员入朝，到志愿军各部队作巡回慰问演出。他曾在行进途中被子弹打飞军帽，而身边的一个女战友牺牲，名叫张碧玉，是一个副团长的未婚妻。文工团员们强忍着悲痛，冒着枪弹炮火继续前进，以精彩昂扬的文艺节目激励前线指战员。1953年1月15日，文工团在东海岸的元山地带遭遇敌机轰炸，汤重稀永远失去了右手和右眼。

伤残后的汤重稀没有向命运低头，他还想继续为党工作。他被安排到休养院的一所学校担任音乐老师。失去右手的他，拉手风琴的方法绝无仅有，他把手风琴倒过来，用左手按琴键，为演员熟练伴奏。在这里，他结识了当语文老师的蒲殿惠，他乐呵呵地对我说：“我跟她结婚不是组织介绍的，完全是自由恋爱，也不存在谁追谁的问题，我们两个都有这个意思，相互喜欢嘛。我有4个儿子，都很健康活跃，也有文艺细胞。”

文艺细胞活跃于周身神经的那个志愿军伤残女兵傅仲阳，曾参加过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在她家里，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书桌上整齐地摆着各种书籍和电脑，茶几上的盘子里盛着一个个切成小方块的苹果，并在每块苹果上插了一根牙签，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精益求精。她热情地催促我吃苹果：“快吃，不然这苹果就生锈了。”

“苹果生锈？”这词很新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原来，听说我要去拜访她，她很认真严谨地提前做了功课，在电脑上查了我的简历介绍。她脸上洋溢着少女般纯真的笑容：“你才30多岁就成为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不简单呀。”我赶紧解释：“那只是个荣誉，和你这个女英雄比，差太远，你才是真的不简单。”

这个女英雄出生名门望族，是个大家闺秀，从小能歌善舞。1950年12月12日，14岁的她携一身活跃的文艺细胞，怀一腔燃烧的报国激情，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军第10军29师87团宣传队，第二年调至15军文工团入朝参战。文工团不仅要去前沿阵地，还要去野战医院慰问演出。傅仲阳回忆，有一次，文工团去一个野战医院，她看见伤员们被医护人员扶着、背着、抬着到演出现场，有的伤员甚至顾不上等医护人员，激动得连走带爬自己赶来，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还高呼口号表达保家卫国的决心，那个场面让人难以忘怀。

上甘岭战役打响时，经过简短地动员、部署，文工团员分成几个小组投入战场，任务是像接力赛似的快速将弹药和食品运往前沿阵地，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将伤员转移到后方野战医院。从军部到前线的公路已被敌机和大炮层层封锁，十月深秋的朝鲜已很寒冷，16岁的傅仲阳穿着单衣在封锁线上来回奔跑，抬着担架的腿直打闪摇摆。但时间就是生命，她拼尽全力咬牙坚持，全然顾不上自己的生命危险和体力透支，流着泪水抢救和护理一个又一个负伤的战友。

她回忆说，抬下来的伤员伤势都很重，有个伤员的头部裹满纱布，只露出一张肿胀的嘴，而且嘴也张不开，她只能用棉签蘸着水浸润他干裂的嘴唇。有一次，她和朝鲜的一位“阿芝玛妮”同抬一个伤员，在一个山坳的隐蔽处放下担架给伤员喂水时，恰逢45师战地记者高亚雄在此拍照，拍下了她俩给伤员喂水的照片。照片刊登在《抗美援朝英模事迹纪念集》里，是她认为最值得珍藏的照片。

上甘岭战役空前残酷，两个小小的山头在40多天内“接纳”了200多万发炮弹，山头的岩石炸成了粉状，被削低了2米的高度。她牢牢记住了“597·9”和“537·7”北山的阵地坐标数字，也牢牢记住了那些英勇牺牲的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他们牺牲的消息传到军部指挥部，首长们都站在电话机前久久不语，沉痛地脱帽致哀。

由于在战场上劳累过度，傅仲阳的腰椎严重受损，从此不能弯曲，更不能跳舞。“穿”上了石膏背心，后又改“穿”钢条背心，她为此伤心地哭过多次，在家人和战友们的安抚鼓励下，她才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15军军长秦基伟、参谋长张藴钰、师长向守志、团长张万堂、文工团长崔家俊和许多战友纷纷送给她照片，以示鼓励和纪念。秦基伟军长特意在送给她的照片背面写道：“赠给傅仲阳同志‘1953·5·18临别。”她还记得秦军长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句话说得入木三分。尤其在战争年代，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文艺工作者的部队，是一支缺乏生机、缺乏朝气的部队。”

后来，在傅仲阳终于恢复了“生机”。尽管她是二等六级伤残军人，但她仍然参加课余演出队的演唱。她跟我说起几件在演出队深受感动的往事。

1958年6月1日在北京汇演时，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演出队员合影留念，工作人员一一介绍领导，当介绍到朱德夫人康克清时，康克清连连说：“叫我大姐，叫康大姐。”全体人员排列站好后，康克清却快步走到站在第二排的傅仲阳跟前，伸手把她拉过来紧紧拥抱。这动人的一幕被摄像师抓拍下来，此照片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作为永久的纪念。

演出节目的间隙，傅仲阳溜到舞台前的侧方，她想再把国家领导人看看清楚，哪怕多看几眼。这时，报幕员走到台前：“下一个节目，口琴吹奏。这几位吹奏者，只有一只手……”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原本一直亲切微笑着的周总理变得神情凝重，一些观众在抹眼泪。傅仲阳看到，那位“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元帅也泪光闪闪。“彭总司令，我们都是你带领去抗美援朝的兵，也都是你的骄傲，你别太难过，你可别掉泪呀！”她在心里这样喊着，自己的泪水却怎么也忍不住……

一般来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第二故乡，但傅仲阳却对我说她有两个第二故乡。一个是这个休养院，一个是朝鲜。他们去上海巡演时，正逢朝鲜金日成主席访问上海。金日成接见了全体演出队员，送给演出队服装和礼物等，并用流利的中文说：“欢迎你们回朝鲜来，朝鲜是你们的第二故乡。”

傅仲阳还有很多故事，我在这里不一一讲述。她写了一本回忆录《我的宣叙调》，里面真实详细地写了她所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的往事。有人评价她的一生是“一个平凡女子不平凡的一生”，但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女子平凡又平凡的一生”。她谦虚地说自己并不是英雄，只是在1951年11月因表现优异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是她在军队获得过的最高政治荣誉，感到很光荣。她把这个也写进了回忆录。每次她一写完便累得瘫倒在沙发上，听着从电脑下载的音乐——贝多芬的《田园》。在舒缓优美的乐曲中，她一边梳理许多往事的细节，一边想象一个纯粹的美好愿望：“经过无数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斗，我们的后代不要再遭受战争的创伤，人人都能过上田园般安宁的和平生活。”

看着眼前这位坚强的女性，我感觉她正是在平凡中成长出来的非凡英雄，是明星英雄，难怪当年康克清会那么深情地与她拥抱。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演出上百场，伤残后又忍着伤痛在全国各地演出上百场，却从未收过任何所谓的出场费。然而，她得到的“出场费”却弥足珍贵，那就是所有爱戴英雄的人给予她的真诚掌声和崇高敬意。

在去见一级伤残军人周全弟的路上，张旺对我说，他小时候不懂事，没礼貌，叫周全弟“冬瓜叔叔”，为此还多次挨过他父亲的打，他不知道周叔叔现在还记不记得。

“当然记得。”周全弟坐在轮椅上哈哈大笑，“张旺这小子从小调皮捣蛋，还号称是休养院的什么四大金刚之一。不过，小孩叫我冬瓜人、冬瓜叔叔，那是小孩不懂事，随便叫。但大人这么叫，那就是没觉悟。当然，我也不会跟他计较。”

周全弟入朝参战时年仅16岁，是志愿军第9兵团26军77师231团1营2连的战士，于1950年11月7日晚秘密出国，参加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发生在长津湖地区的一场战役，从1950年11月27日开始至12月24日结束，史称长津湖战役。战役创造了抗美援朝战役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记录，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为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然而，这场战役也使志愿军损失巨大，指战员的伤亡情景极其悲壮，在全世界战史上前所未有。

周全弟說，入朝前每人都表了决心，他的誓言是“打不赢，我决不回祖国”。没想到战争开始的时候，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指挥所属的20军、26军和27军，共计15万人，冒着严寒进行了卓绝的隐蔽行军。他们夜行晓宿，严密伪装，避过联合国军每天的飞机侦察，抵达作战位置，准备迎击美军第10军的进攻。由于当时朝鲜战事紧急，许多战士来不及领到棉衣和棉鞋等冬装就入朝了，一些南方籍战士甚至从没见过雪，冻得直发抖。周全弟所在的2连在雪地里埋伏了整整3天3夜，等待美军的到来。但拥有精良机械化装备的美军行军速度很慢，迟迟没到来。周全弟又冷又饿，带的一点炒面和几个土豆已经吃光，他盼望炊事员能送点吃的来，但炊事班也没吃的了，再说有战场纪律，不准四处走动暴露目标。他只好不断抓雪来吃，以维持仅剩的一点体力。

到了第4天，敌人终于出现在黄草岭阵地前方。冲锋号响起，2连的指战员从雪地里跃起冲向敌人。可是，一些战士已被冻成冰雕，周全弟的意识也有些模糊，只有一点是清醒的，他要去冲锋杀敌人。但他根本站不起来了，手脚毫无知觉，手掌跟枪身冻在了一起，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等这场冲锋结束打退敌人后，他听见连长在集合队伍点名，全连100多个战士只剩了40多个。连长问：“那个周小鬼在哪儿？”一个战士报告说：“没看见，可能已经牺牲了。”连长命令道：“快去分头找，是死是活都给我找到！”他被找到后，几个战友立即冒着枪林弹雨，踩着厚厚的积雪把他抬到师部卫生所，然后被火速送回国，在东北35陆军医院救治。

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为挽救他的生命，医生不得不把他的双手从前臂处截除，双脚从大腿根部截除。做手术时，医生护士都争着为他献血。手术没有使用麻药，用冰块包住他的四肢做完了，但对能否救活他并无十分把握。昏迷7天的他终于奇迹般苏醒过来，还对医护人员说他做了个噩梦，梦见敌军追着他投炸弹，“轰”的一声把他炸醒了。过了两天，他的四肢有了疼痛感，医生这才告诉他实情。他一听便放声大哭：“怎么办，我怎么办呀……”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都来安慰他，他还是哭，天天哭，并开始绝食。是啊，才刚满17岁就失去了四肢，他不知今后该怎么办。医院派了名护士给他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不听，叫护士走，因为他不想炼成什么钢铁，他只想要一双能握住钢枪的手和一双能冲锋陷阵的腿。但护士很有耐心，不管他听不听，每天都坐在他床边念书，声情并茂地念，不厌其烦地念。

“嗯，那个护士念着念着，我渐渐听进去了，还真被那个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感动了，开始吃饭、吃药、喝水了。”周全弟眉开眼笑地对我说，“我还跟你讲个事，有天医院在院子里放电影，那部电影正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当时还坐不起来，只能平躺着，护士把我的头靠在她胸脯上看完电影。第二天医院便传开了，说我不要男医生，专门要女护士。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懂男女关系的事，很冤枉。结果，坏事变好事，有两个也被冻伤住院的人听说了，赶紧来找我，一个是我们连的副连长，一个是排长。看到我这个周小鬼还活着，他们百感交集地，又是拥抱又是流泪。怎能不流泪？我们九兵团的26军牺牲了那么多战友，20军和27军也冻死冻伤了很多战友……”

长津湖战役中，除了周全弟所在的连队，还有20军和27军的三个整建制连队被冰雪封冻在阵地上，铸成人民军队历史上最为悲壮、史诗般的“冰雕连”。尤其在“死鹰岭”高地，整夜埋伏在零下30多度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穿着薄棉衣和胶鞋，还没打一枪一弹就全被活活冻死。战后，第九兵团指挥部在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写道：“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型，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查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1952年9月，第九兵团奉命回国休整，行至鸭绿江边时，司令员宋时轮叫司机停车，下车后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深深鞠了三个躬，泪流满面，悲痛得不能自已。

长津湖的冰雪已经消融，那些默默凋零的战友是周全弟永远的怀念。他说：“是党把我救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争取为党做点工作，至少给组织上减轻点负担，这样才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和党的关怀。”他开始练习自己吃东西，让护士用布带子把小汤勺捆缠固定在他的断肢上，反复练习。练习用断肢洗脸、洗衣服、做饭菜等。他后来学会了使用手摇轮椅车，还学会了用断肢抱着笔写字，练得一手好书法，但他说：“我练书法不是为展示才能，你看，我屋里从不挂我写的字。练字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我给你讲讲。”

那是1956年，有个叫曾凡顺的姑娘，是开县普安镇卫生站的护士，从一张报纸上读到周全弟的事迹报道，于是心生敬佩和爱慕，认定他是中国的保尔。50年代，谈恋爱的方式就是互寄照片和写信，这下，周全弟能寫字就派上用场了。他还给姑娘寄了一张戴着军功章穿军装的照片，姑娘无比喜欢。谁知姑娘的母亲坚决不同意：“你不是就想找个复员军人吗？妈给你找一个！”姑娘以头撞墙壁和以刀抹脖颈来吓唬母亲，母亲还是不同意，她只能哭。一天，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来看望周全弟，问他有没有对象，他说了情况。贺司令说：“快把她找来，不要回她家了。”

1958年3月的一天，曾凡顺辞掉工作，向母亲撒谎说到重庆治疗眼睛，悄悄跑到休养院跟周全弟领了结婚证。当时周全弟每月只有34元的伤残补助，曾凡顺没工作。孩子出生后，由于经济困难，她白天去修建假肢厂工地运送砖块挣点钱，晚上包洗30多件伤残军人的衣服，每月能领到一元钱来补贴家用，但她再苦再难也毫无怨言，精心照料着丈夫和孩子。夫妻俩共同度过了44个春秋，曾凡顺不幸患上癌症。2001年12月28日，善良的曾凡顺在周全弟的断肢拥抱下，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

周全弟说：“妻子给我生了3个子女，都有出息。怀上第一个孩子时，我也跟有的伤残军人一样担心孩子会有残疾，结果孩子很健全。大儿子是坐在我轮椅上长大的，读了体育学院本科4年，毕业后当了体育老师，身体棒棒的。我家现在有4个共产党员。跟那些牺牲的战友比起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幸运的、幸福的。”他告诉我，去年老部队的“冰雕连”打听到了他，专门派人来看望他，其中有个人是炊事员，这让他又想起了当年在战场上的雪地里盼望炊事员送干粮来的心情。去年9月，他被请到北京做一个节目，军事博物馆没有开馆，但工作人员专门为这个“冰雕连”的幸存者开馆，请他参观。他说：“其实我不是什么中国的保尔，更不是什么功臣，从没得一枚军功章。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终于在2010年3月23日批准入党。我这一辈子除了入党，得到的最高奖励是被休养院（当时叫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但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向党组织张口要荣誉、要待遇，我也要做有革命理想的人，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个人还有什么比天高的东西？”

说到这儿，他让儿子周跃和儿媳于惠霞把他得的那张奖状和17岁时穿军装的照片拿来，问我：“这张照片怎么样？”我说：“完全英俊少年嘛，还戴着军功章。”也许是他听张旺介绍我是红军后代的缘故，他像个顽童似的附在我耳边笑道：“你是红二代，我不跟你唱高调，告诉你一个秘密，这张照片是我在住院时，有人给一个立功人员照相，我说我也要照，就借了别人的军装穿。谈恋爱时我给姑娘寄的也是这张照片，不仅她喜欢，后来很多人都喜欢，都翻拍拿去了。但我没跟任何人讲这张照片后面的事，只跟你讲了，你可以写，我真的不是功臣。”

他的儿子和儿媳在一旁惊奇地说：“哎呀，这个我们从没听说过！”他哈哈一笑：“连你们的母亲都不知道呢。”

眼前这位坚强乐观的老人，让我感觉他有一双隐形的手和腿，正倔犟地向着太阳而生，他无愧是真正光荣的无名功臣。这样的功臣和千千万万个无名功臣，是一支军队的骄傲，是一个国家的骄傲，是一个民族的骄傲。

感谢休养院党委书记刘航和党办主任张鑫为我提供了一些档案资料。据统计，建院以来，休养院共接收2800多位伤残军人，其中红军86人，八路军、新四军36人。我深感遗憾的是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伤残人员都已去世，没能见到他们。我在休养院的荣誉馆里看到过几位红军伤残人员的照片和简介：任少夫，1933年6月参加红军，年仅10岁;阎文明，1932年12月参加红军，年仅12岁;武成玉，1933年3月参加红军，年僅17岁;苟德明，1933年5月参加红军，年仅15岁;范德友，1933年6月参加红军，年仅15岁……

他们都是“红小鬼”，都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人。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给人民谋幸福的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全部。我从照片上看到他们的眼里似乎透射着参加革命的初心，看到他们的嘴里似乎还在表达想要留给后人的东西。我心潮难平地想着，他们究竟想把什么留给我们——

1

那只滴血的手

为我打开心灵的门窗

必须承认

我从没见过那只手

但我非常熟悉那只手

那只受伤的手在我心里摇动

已经摇动近一个世纪了

我的心被摇动得隐隐作痛

曙光初照的时候

他忍痛微笑的稚嫩面容

显露于刚刚升起的国旗一角

我认出他是一位红军战士

一位小小年纪的红小鬼

国歌奏响的那一刻

我看见他投奔红军队伍时的模样

还看见他英勇战斗不幸负伤的身姿

我赶上前去想为他包扎伤口

他以滴血的手把我拦住

嘴里喃喃地说出一句话

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把它留给你……

2

他想把什么留给我

到底想把什么留给我

断断续续的那句话

叫我思索到永远

我猜想 也许他

是想把那顶红军军帽留给我

军帽的颜色已显暗淡

但军帽上的红星依然耀眼

闪闪的红星放光彩

那光彩铺泄的话语在呼唤

红星照我去战斗

哦 我收下这顶军帽

因为我也曾为祖国战斗过

因为我还时刻准备着

为了祖国去战斗

正是因为他呀

他那只滴血的手

把他想留给我的

全都留给了我……

3

哽咽塞满喉头的我

是这样对他说的

安息吧

我那小小年纪的革命前辈

但那只滴血的手

仍然满怀希望地伸向我

奄奄一息的微弱呼吸

燃烧着无言的遗嘱

是的 他还想把什么留给我

我猜想 也许他

是想把那件棉衣留给我

棉衣的棉絮早已褴褛

他说你今后爬山的时候还能用

这件棉衣不仅可以遮体避寒

而且能够温暖人的心啊

哦 我收下这件棉衣

因为我明白他说的山是怎样的山

因为我明白他说的心是怎样的心

山是生活道路上的一座座山

心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颗颗心

正是因为他呀

他那只滴血的手

把他想留给我的

全都留给了我……

4

我无法让他放下

他那只不断滴血的手

我看见刻骨铭心的那一幕

那只忍着巨痛的手颤抖着

伸在衣兜里仔细摸索清理

不是猜想 绝不是

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想把那只钢笔留给我

笔头已经磨秃

笔帽己经开裂

他说他出身太贫寒

进入学堂只是梦想

放牛娃成了红军娃

一位红军首长送他这支笔

嘱他学习文化、机智杀敌

哦 我收下这支钢笔

因为我要替他去校园看一看

因为我要替他去教室听一听

校园里的欢笑声是他的莫大安慰

教室里的读书声是他的美好向往

正是因为他呀

他那只滴血的手

把他想留给我的

全都留给了我……

5

孩子们

千千万万幸福着的孩子们

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

辨别一下他留下的是什么

而我们

会有自己孩子的我们

该为我们的孩子留下些什么

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能否怀着感恩的心

让那只滴血不止的手

不再滴血

让那位放牛娃出身的小红军

真真正正地放心安息

不为别的

只为他把想留给我们的

全都留给了我们呀……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