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广宇

作家阿来说话时总带着一点“川普”口音，听得出其中的豪爽和幽默感。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但身为四川省作协主席的他还是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在文学评奖活动中担任评委的同时，还出版了自己的最新文集《以文记流年》，生活节奏紧凑忙碌。

二十多年前，阿来的《尘埃落定》受到了茅盾文学奖的肯定，并长销不衰，他也一直保持着几年一本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律。生活中，他喜欢爬山、听古典音乐、观察植物，也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和古诗词。阿来的性格少有拘束，他写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愉快和顺畅的状态，写不出就呼朋唤友喝酒去了。他也不在乎汉族、藏族的民族分类，不在乎自己到底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诗人，“叫我作家就行”。

已经年过六十的阿来会用微信，但为了和一些无意义争论保持距离，他关掉了微博。他努力捍卫中文语言的纯洁性，并对“80后～00后”作家的学养和语言能力赞誉有加。他毫不避讳地指出，网上那些充满戾气的言论背后，其实是在发泄一种“想赢”的情绪，更有着基于历史习惯留下的“贴标签”“戴帽子”心理。他对现代化的科技熟悉却又刻意保持距离，用独有的方式观察着这个变动的世界。

以下是《中国新闻周刊》和阿来的对话：

“种种身份都是拘束”

中国新闻周刊：你近年来发表的散文、随笔作品很多，也看得出你对博物学、中国古代诗歌这些话题的特殊关注，这算是一种创作上的转变吗？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阿来：这并不是一种转变。散文跟小说并不一样，小说是我们对世界的探究，散文表达的是真实的自我。最近我出了一本新书叫《以文记流年》，写我各方面的一些阅读经验，写朋友圈的交往，还有我喜欢的酒文化等。我愿意用散文这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表达一个没有“改装”过的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歌而非小说，你的小说作品里也一直有很强的情感和抒情性，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思潮对你的影响是否很大？

阿来：我自己感觉关系不太大。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小地方（注：20世纪80年代，阿来在四川马尔康做教师，从那时起开始发表诗歌），离所有的“中心”都很遥远，所以我始终有一点旁观者清的心态。当时成都也是一个文艺中心，我去成都，和朋友们喝喝酒、聊聊天，过两天就离开了。当时看到很多文艺团体，打着各自的旗号，我说，我不参加。

开始写诗歌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觉得诗歌是最纯粹的，也是文学领域最容易进入（掌握）的文体。但我一直想着也不能限于诗歌，所以才有了小说创作。别人会说：谁谁谁是小说家，他是诗人、散文家、剧作家，但我拿到一个题材，都是感觉适合用什么形式表达，就用什么形式表达。我一向不希望各种身份把我拘束住。直接叫我作家就行。

6月19日，阿来在四川绵阳与读者畅谈他的阅读与思考。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多年前出版的《尘埃落定》销量一直很好，你是否分析过它为何会如此受到读者欢迎？

阿来：背后还是有点规律。比如，它的语言方式和某种抒情性是很特别的，其实，与其说是抒情性不如说是歌咏性，语言的节奏感较好。再比如，它最后还是抵达了对人性、对历史真相的一些基本认知。不过，我想这本书绝对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说“注意啊，老子要讲一个深刻道理”的小说。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阅读面很广，也有很多文学理论的思考，但在你的小说中我感受到的是非常纯粹的情感和语言的力量，比如《云中记》取材于汶川地震，却仍然是你自己的风格，你是怎么做到不受“理性思辨”干扰地进行小说创作的？这和你的民族、信仰、思维方式有关吗？

阿来：我感觉没有太大关系。我想，我还是立足在整个中文世界当中在创作的。有六個字把文学的要义说尽了：首先是“诗言志”，要言之有物，有点精神性的东西;还有三个字是“诗缘情”，要源于情感，读书的时候会谈论作品中有多少深刻思想，但其实关键还是情感。

我的写作就一定是要愉快的，但是我有冲动的时候不会马上写，因为怕这冲动一会儿就没了，但是这个冲动如果能持续好几年，那它就是真的，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写。写的时候，我每天写三个小时，元气充满，写累了不会吭哧吭哧继续写或者熬夜，写不出来就找人喝酒去了，或者在家里听贝多芬。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名藏族作家，你会担心来自汉族的读者、研究者对你的作品抱有一种“汉族中心”视角的审视吗？

阿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中国本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如今却流行各种各样浅薄的民族主义，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陈寅恪先生、钱锺书先生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反复谈到，说中国的民族不是一种血缘，而是一种文化。中国文化的力量很强大，它之所以能够把不同的族群融汇在一起，很大一部分还是依靠文化的吸引。就像孔子讲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

我读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名叫《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它说中华文化，尤其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的影响，往往是发生在国家政权崩溃的时候。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并不是汉族统治了他们，是他们打败了汉族政权。蒙古人、满族人都是这样。陈寅恪曾考证，李世民一家有一半都是鲜卑人，但是后来有人说过，只要他姓了“李”就行。

阿来作品《以文记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