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平

在既有的红岩精神研究成果中，关于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迄今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但关于红岩精神实践主体的分歧却由来已久。

分歧之一：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是抗战时期入驻重庆红岩村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还是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

分歧之二：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仅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含南京局）共产党人，还是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国统区（包括抗战时期部分沦陷区）各省区共产党人？

分歧之三：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仅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含南京局）及其领导下的各省区共产党人，还是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整个战斗在南方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包括中共中央南方局、南京局、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和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领导下的相关省区共产党人）？

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抗战爆发以来党对国统区工作的布局，涉及到一大批南方国统区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

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党，以适应抗日战争新的革命形势需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国统区党的组织，建立中央派出工作机构，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领导，使党逐步重新走向全国政治舞台。

1937年，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领导长江沿岸区域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