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运来 郑劲松 张晓华

西南大学档案馆藏有一张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照片。初看之下，照片中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场景：竹椅、茶几、木桶，一双沾满泥浆的筒靴、一双布鞋、一顶草帽，一位老人正在洗脚……但如果仔细端详老人凝视草苗的神情，并且知道他是谁，或许就能明白，这张照片记录了怎样的珍贵瞬间，展示了他怎样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品质。

照片中的老人，就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侯光炯教授。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原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名誉校长。他毕生致力于创建和发展土壤学理论，开创了自然免耕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先河。他一生和土壤打交道，是诗人笔下的“大地之子”。

痴迷科研

侯光炯从小就对孕育万物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以研究土壤来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更是他一生的追求。在他眼里，再冰冷僵硬的泥土也是“有血、有肉、有脾气甚至有生命的东西”。

有一次，他在长沙机场发现候机楼外香樟树周围的泥土很特别，便想采集土样回去研究。但苦于找不到口袋，他便打开女儿买的糖果袋子、食物袋子，将糖果和食物从袋子中全倒出来，装了两袋泥土回家。

他就是这样痴迷于土壤研究。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土壤的气血研究，从研究土壤的水分、温度、空气及相互间的平衡关系入手，来帮助提高农作物产量。

早在1935年，侯光炯就将纯土壤的研究引向了土壤与水稻作物的关联研究，并首次提出了“水稻土”概念，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改良旱坡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也取得显著效益。20世纪80年代初，他首创的自然免耕法在我国南方10多个省、区推广，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还比传统耕作增产了15%—30%，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1956年2月28日，侯光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那天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今天是我的新生命开始的纪念日，从今天起，我要把我的智慧、力量和生命都交给党……”“我要做一个好党员，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壤学家和一个党所盼望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获授荣誉

20世纪70年代，已逾花甲的侯光炯，为将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决心到农村去长期蹲点。他希望多争取一点时间，为土壤科学多作一点贡献，把有生之年的分分秒秒都献给农业现代化建设。

1972年底，获准参加四川省委农村工作组的侯光炯来到简阳县云龙区金马公社蹲点。白天，他与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他下到生产队，进行农情访问。1973年3月，侯光炯又带领几名青年教师，来到自然条件较差、生产水平较低的简阳县镇金公社联合大队建立农村科研基点。六年后，侯光炯辗转来到江安县铁青乡。最后，他选择了土壤种类众多、代表性强的长宁县农村蹲点搞科研。侯光炯说：“我是农业科学家，为农业服务一辈子是我的宗旨。生命有限，服务于农业可以无限。我决定在长宁这块土地上工作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为止。”说到做到，在长宁，他一干就是17个年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的卓越贡献，侯光炯得到党和国家授予的诸多荣誉，但他却把这些荣誉视为“欠人民的债”。在他看来，他能取得那些成绩，全是因为党和人民。他还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得到的越多，欠人民的债就越多，债是要还的，我这辈子，人民给我的太多了，只有拼上老命才还得清啊。”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

在蹲点的岁月里，他的时间表上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他常常工作到凌晨3点半。有人对他这样的状态表示不解，他却很淡然：“干工作就要有这种3点半精神。”

为党分忧

那张一边洗脚一边仔细研究草苗的照片，记录的正是侯光炯从田间地头回到家里的日常情景。照片中，除了他专心致志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外，他屋内简朴的陈设同样让人感叹。在那个年代，作为院士、一級教授，侯光炯的工资津贴自然不少，外加稿费等其他收入，他应该算是富有的。可如果不是墙上那些字画、茶几上的书堆，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而且，他还总是缺钱，甚至显得有些“穷”。“富有的穷教授”正是他最真实、最生动的写照，同时也蕴含着他对事业和人民最深沉的爱。

这位富有的教授是怎么变“穷”的呢？

他特别“爱”捐钱。遇到妇女节、儿童节他捐钱；遇到蹲点地建新学校他也捐钱；遇到农民生产生活有困难，他更是慷慨解囊，倾其所有。当素不相识的农民因没钱给孩子做手术而求助于他时，他立刻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掏出来，还连声道歉：“不好意思，太少了，太少了……”

他还特别“爱”赔钱。听说有人骗农民的钱，他气愤不已，自己掏钱挨家挨户登门退款，代人赔罪。长宁县至今流传着侯光炯“赔钱”的故事。当年，为推广半旱式免耕法，他向采用该法的农民承诺：“如果减产了，我来赔偿。”可减产的事也确实发生过。他对助手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绝不能让农民兄弟吃亏！”寒冬腊月，他和助手亲自登门赔钱。后来才了解到，减产不是因为他的耕种技术不行，而是个别农户把供应的化肥拿去卖了造成的。助手们很生气，要去追回赔偿，但侯光炯却劝阻了他们。

侯光炯不仅捐钱、赔钱，还自己掏钱办培训班、买竹种，长期按月资助免耕所四位工资低的临时雇用人员。侯光炯想的是，作为党员，应该责无旁贷地为党分忧。他请求将自己每月工资的一半用来交纳党费。面对别人的不解，他说：“这辈子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天塌地陷也不能动摇这个人生选择！”

在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里，他共交纳党费1700多元，而他自己却住在茅屋、庙宇、破烂的乡公所，吃着最简单的粗茶淡饭，抽8分钱一包的“劲松”烟，衣食住行与农民没有区别。

为国育才

1989年，侯光炯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增加了两级工资。他每月留下369元，余下的371元用来设立土壤学青年科学奖励基金和交纳党费。他还将3万元稿酬全部捐赠给学校作为科研教育经费。

199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授予他“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并重奖10万元。在颁奖大会上，侯光炯当场宣布：“这10万元我一分钱也不要，将它全部用作农业科普博物馆的建设和办免耕技术培训班，让这笔钱再为国家作贡献。”

几十年来，受过他帮助救济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他去世后，存款没有留给子女，而是用来设立了土壤学青年科学奖励基金。他曾写下连诗人们也认为是最美诗篇的一段话：“土壤生万物。它忠于职守，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出粮食和其他许多财富……这种没有喧闹、不求索取，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时启发我：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对待生命。”

侯光炯就像土壤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