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祥學

[關鍵詞]南方 早夭之地 瘴癘 鄉土形象 變遷

地理環境的差異是制約人類活動與分佈的重要因素。在中國歷史上，南方地區由於氣候炎熱、潮濕、毒蛇猛獸橫行，易生疾病，成爲北方人士難以適應的自然地理障礙；同時，南方地區因爲複雜的地形、氣候、交通、民族等因素，不僅中原王朝的統治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人們對這一區域地理環境的認識也有一個由模糊到清晰的發展過程。①劉祥學：“由模糊到清晰——歷史時期對紅水河流域地理環境認識的演進”，《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2006)：106—115。在早期，人們對南方地理環境的認識，比較有影響的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稱的：“江南卑濕，丈夫早夭。”自此之後，“早夭之地”便發展成南方地區帶有負面性質的鄉土形象符號，深刻地影響到南方地區的社會發展。當前，學術界對南方地區“卑濕”“瘴”等進行了較多的探討，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②于賡哲：“惡名之辨：對中古南方風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5(2012)：101—112。但這些研究，大多是從自然地理、疾病角度進行的，較少把它上升到區域鄉土形象的範疇加以討論。故此，筆者擬對南方“早夭之地”這一形象的流播問題進行專門研究，不當之處，請予指正。

一 秦漢時期“早夭之地”的濫觴

先秦時期，雖然各地的生産力水平存在着一些明顯差異，但由於史料匱乏，人們的壽命長短无从得知。西漢之初，一些史料開始出現特定地區人們壽命不長的記載。淮南王劉安在《淮南子·墬形訓》中稱：“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早壯而夭，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憃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其實，劉安所指的東方、南方，均是寬泛之地。但稍晚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明確稱“江南卑濕，丈夫早夭”之後，江南地區的人們壽命不長的看法，即開始流傳。

當然，司馬遷所指的“江南”，也衹是某一地理區域的概念，而非具體的行政區劃，不存在什麽明確的地理分界綫。其時的“江南”爲今之何地？一些學者進行了專門研究。應岳林認爲，“江南”作爲一個地理概念，自出現到演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江南”概念在春秋戰國時已初步形成，指楚國統轄的長江以南地區。③應岳林：“‘江南’初識”，《江南論壇》8(1998)：44。按，楚國最強盛時，疆域向南越過了洞庭湖，至湘、資、沅、澧流域，勢力遠及廣西平樂一帶。④鄒逸麟 編著：《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96頁。那麽，嶺南北部地區亦屬其時的“江南”之地。秦漢時期，“江南”概念使用頻繁，所指範圍也有所擴大。《史記·秦本紀》載，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史記·五帝本紀》載，舜帝“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周振鶴因此認爲，秦漢時期的江南主要指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包括今湖北南部、湖南全部。⑤周振鶴：“釋江南”，《隨無涯之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324頁。這表明，在西漢時期，“江南”概念出現東移的迹象。《爾雅·釋地·九州》有載：“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宋鄭樵註：“江，大江也，自江以南是其境。”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唐張守節《正義》：“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⑥〔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234—235頁。清人錢大昕認爲：“《史記·貨殖傳》：江南、豫章、長沙，又言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皆謂今湖廣、江西之地。《項羽本紀》：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今人所謂江南，古之江東也。”⑦〔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江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225頁。結合以上史料所載，以及學者論述，可以判斷，司馬遷所說的“江南”，應是一個寬泛的地理概念，既指長江中游以南的湖南、嶺南北部地區，也包括長江下游以南的浙江等地。

根據司馬遷所述，地理環境的“卑濕”是造成江南地區人們“早夭”的重要原因，“卑濕”當屬不宜人居的特殊地理環境。

考之“卑濕”這一地理觀念，雖始見於秦漢時期的史籍，但極有可能源於古代早期人們的“相地”之術。在古代，由於生産力水平較低，改造自然的能力較弱，人們的生産與生活受自然環境的制約較大，因而格外重視對自然環境的認識與利用。《周禮·地官·大司徒》記載的“土宜之法”稱：“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同時還提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鄭玄註：“髙平曰原，下濕曰隰。”所謂“隰”，指水多、低窪之地，屬不利於人類生活的地形，“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①《周禮·地官·大司徒》，收入《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702、704頁。。其時，人們還意識到，太陽的光照也是東西、南北方之間環境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創製的“土圭之法”中稱：“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②《周禮·地官·大司徒》，收入《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702、704頁。春秋時期，人們對地利的選擇更加重視。《管子·度地》稱：“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並歸納了影響人類生活的“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其中，“厲”即疾病。在這樣的思想認識基礎上，“卑濕”的地理觀念在秦漢時逐漸形成。

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卑濕”之地，並無特指。秦漢開始，“卑濕”之地明確指向南方。檢視史載，秦漢魏晉時期，人們指認的“卑濕”之地主要有四：

其一，江南、南方是最主要的“卑濕”區域。除《史記·貨殖列傳》言“江南卑濕”外，《漢書·地理志》也有相同的記載。在“卑濕”的記載中，泛指的“南方”不少。例如，“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襃之”③〔漢〕司馬遷：《史記·淮南衡山列傳》，第3081—3082頁。。又如，爰盎即袁盎，字絲，以敢於直諫聞名，從齊相被徙爲吳相，臨行，有人獻策稱：“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④〔漢〕班固：《漢書·爰盎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第2271頁。吳王的國都在廣陵(今揚州），故這裏所說的“南方”，應指長江下游的江南一帶。再如，漢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爲舂陵侯封邑”⑤〔晉〕袁宏：《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1頁。。按，舂陵在今湖南寧遠縣東北，故其所指南方當爲湖南南部一帶。《史記·南越列傳》也載，南越王趙佗上書漢廷稱：“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這裏的南方，就明顯包括了嶺南地區的兩廣以及福建一帶。

其二，長沙。這是史料中指向最具體的區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賈誼被貶長沙，“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吊屈原”；《史記·五宗世家》載：“長沙定王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其三，南昌。《後漢紀·孝順皇帝紀》載，許敬，字鴻卿，“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

其四，四川。史料偶有提及，稱“蜀之土地卑濕，故不足以養生”⑥〔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京都下·吳都賦》(北京：中華書局 ，1987），第101頁上。。

在古人眼中，“卑濕”之地，地勢低窪，排水不暢，容易産生疾病，屬於環境惡劣，人類要盡力迴避之地。與高阜之地相比，卑濕環境下，生長的植物也明顯不同。例如，司馬相如稱蜀地“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⑦〔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第3004頁。，較爲適宜茛草、蘆葦、雕胡之類的植物生長。但這些地方，水流緩慢，污泥濁水相混，蚊蠅容易滋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瀐水多復漏而出，沮洳泉泥相和”①〔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京都下·魏都賦》，第137頁上。。顯然，這樣的環境是不適宜人類生存的，一些人甚至稱“吳有江湖，卑濕如與龜黽同穴也”②〔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京都下·魏都賦》，第137頁上。。故其時人們認爲，在卑濕的環境生活，難以長命，是故司馬遷言“江南卑濕，丈夫早夭”之後，班固也繼承了這一說法，稱“江南卑濕，丈夫多夭”③〔漢〕班固：《漢書·地理志》，第1668頁。。

處卑濕之地，致人早夭、多夭的說法流傳，引起了其時人們的心理恐懼。賈誼被貶長沙，“自以壽不得長”；爲避免早夭的命運，人們想法搬離卑濕之地，一些基層行政區的治所因此發生變遷。早在秦朝時，就有過因爲卑濕而徙縣的事例。唐人顔師古註《漢書·地理志》稱：“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漢初亦有因卑濕而遷王國的事例。史載：“正義《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④〔漢〕司馬遷：《史記·梁孝王世家》，第2083頁。

二 “卑濕”與“早夭”關係的案例分析

探究秦漢時期所稱“卑濕”之地，多泛指地勢低窪之處，與海拔高程無關。因爲，長江流域的長沙海拔47米，南昌海拔45米，南京海拔10米；黃河流域的華北平原地面平均海拔也就在50米上下，濱海地區海拔則在5米以內；四川盆地海拔在300—600米之間，廣西盆地海拔在80—200米左右。⑤雍萬里 編：《中國自然地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第48、47、42、44頁。從史料記載看，“卑濕”更多的是與炎熱的氣候相關。長江以南的“南方”或“江南”地區，緯度相對較低，受季風氣候影響，熱量充足，降水豐沛，夏長冬暖，空氣濕度大。這對習慣於凉爽氣候的北方人士而言，遽到南方，一時難以適應是可以理解的。史料記載，南越王趙佗與西漢交惡，發兵攻長沙，呂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⑥〔漢〕班固：《漢書·兩粵傳》，第3848頁。

問題是，生活在“卑濕”的江南的人們，果如史料所言，爲“早夭”一族嗎？由於其時缺乏具體的人口統計數據，以及史料記載的不完整，江南地區的平均壽命已難詳考。雖然現代學者根據有限資料進行了一些推測性研究，但還是存在較多問題的。因爲，影響人類壽命長短的因素很多，諸侯激烈爭戰的年代，青壯年人口的死亡率肯定較高；戰火頻發之地與安寧之地相比，人的平均壽命肯定會有較大差別。所以，要研究人類壽命的區域差異，應該選取統一之後的承平年代。在缺乏詳盡的人口統計數據的情況下，有限的考古資料以及零星的史料記載，都衹有個案的研究價值，而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在此，擬換一個研究視角，從長壽人口的角度進行探討。

誠然，由於不同時代生産力水平、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醫療水平的差異，人們對長壽所定的標準並不完全一致。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上壽、中壽、下壽之分。《莊子·盜跖》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則稱：“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至漢代，標準似乎有所變化，《淮南子·原道訓》稱：“凡人，中壽七十歲。”《論衡·正說》稱：“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太平經·解承負訣》稱：“上壽一百二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綜合起來看，在漢代，多數是以六十歲爲下壽，八十歲爲中壽。據此，這裏以一些人物活動地域爲基礎，對西漢初期的南北方地區人口壽命作初步對比分析。

首先，考察地處“江南”的西漢長沙王的國君享年情況，與治所在河北定州的歷代中山靖王、治所在山東平度的歷代膠東康王的享年情況做一對比。西漢時，長沙王分爲吳氏、劉氏兩個階段。吳氏長沙王，爲越人吳芮受漢高祖所封而立，其世系見表1；劉氏長沙王，爲漢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封庶子劉發爲長沙王而立，其世系見表2。

表1 長沙王吳芮世系

表2 長沙王劉發世系

長沙王劉發共養育有十六個兒子，根據漢武帝時頒佈的“推恩令”，其餘十五子皆得以分封爲侯，《册府元龜》《史記索隱》記載了相關情況(參見表3)。

從表1、表2不難看出，西漢初年的吳氏長沙王享年均沒有達到其時的“下壽”標準，而在隨後分封的八位劉氏長沙王中，除最後一位長沙王劉舜因生卒年資料缺乏，享年難以詳考外，其餘歷代長沙王從根據推理得出的大約享年可以看出，有一位達到“中壽”標準，兩位達到“下壽”標準，其餘均在“下壽”以內。一般來說，在位時間長，往往表示享年也長。從表3反映的信息看，長沙王劉發的十六個兒子中，即使不考慮因罪被革除侯位者，至少有四個兒子在位時間十年內即亡，結合劉發的卒年進行分析，他們應屬“早夭”之類。

中山靖王劉勝，亦是漢景帝劉啓之子，受封於前元三年(前154），世系見表4。

膠東康王劉寄，是漢景帝的庶子，受封於中元二年(前148），世系見表5。

從表4、表5看，中山靖王世系中，除末代王劉殷生卒年不詳外，有一人明顯屬“早夭”，無一人達到“下壽”的標準；而膠東康王劉寄世系中，則有兩人達到“中壽”的標準。

表4 中山靖王劉勝世系

表5 膠東康王劉寄世系

如果僅以西漢時期地處南北方的吳氏長沙王、劉氏長沙王、中山靖王、膠東康王世系進行個案分析對比，不難看出，除漢初的吳氏長沙王世系享年略低外，北方地區達到“下壽”的人數略多。在長沙王劉發所生養的十六個兒子中，疑似“早夭”的有四人，約佔四分之一強。但享年在四十歲以下的諸侯王人數，地處“江南”的劉氏長沙王世系，又明顯要少於中山靖王世系。也就是說，帶有強烈地域性的江南“丈夫早夭”的說法，在此還找不到足夠的證據予以證實。

考慮到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以及醫療技術等方面的因素，還需要從其時的“長壽”者即享年在八十歲以上人口的分佈狀況進行分析。

從史料記載反映的情況看，以長安爲中心的關中地區，無疑是西漢時長壽人口的重要分佈地。《漢書·郊祀志》稱：“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漢書·張蒼傳》：“年百餘歲，乃卒。”《漢書·藝文志》：“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唐顏師古註：“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漢書·公孫弘傳》：“年八十，終丞相位。”

出土的尹灣漢簡中，記載了其時東海郡(今魯南蘇北一帶）的總人口狀況：“戶廿六萬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幹六百廿九。其戶萬一千六百六十二獲流：口百卅九萬七千三百册三，其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二獲流”；其中，“年八十以上，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一；六歲以下，廿六萬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萬六千四百五十九。年九十以上，萬一干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萬四千四百九十三人，多前七百一十八”。①高海燕、喬健：“從尹灣簡牘《集簿》談西漢東海郡的人口、土地、賦稅”，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第144、146頁。八十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2.3%，九十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0.8%。比照今天聯合國制定的長壽標準，似乎已屬“長壽之鄉”了！

然而，西漢時有關“江南”地區的長壽人口，史料卻鮮有記載。從現有史料判斷，南越王趙佗應該是一位長壽者。趙佗卒於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秦統一嶺南時，已被任命爲南海郡龍川縣令。按，秦統一嶺南的時間爲公元前214年，據此而算，趙佗即已超過七十歲。漢文帝元年(前179），趙佗覆信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②〔漢〕班固：《漢書·兩粵傳》，第3852頁。則從其初到嶺南至終年，已有九十一年之久。宋人裴駰《史記集解》引晉人皇甫謐稱：“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③〔漢〕司馬遷：《史記·南越列傳》，第2971頁。故綜合考察，南越王趙佗當超過百歲而卒，是其時名符其實的壽星。

神仙，是傳說中長生不老的人物，其中不少皆由民間人物演化而來。晉人葛洪撰有《神仙傳》，其神仙的分佈情況見表6。

表6中的“神仙”，除少量人物，如淮南王劉安生卒年有明確記載外，其餘皆可視爲長壽者。這六十一人中，十五人的籍貫或活動地在“江南”地區，還有六人活動在“卑濕”的蜀地。從絕對數量上看，似乎“江南”地區的“神仙”要明顯少於北方地區；但考慮到其時中國人口絕大多數分佈在北方，“江南”屬於地廣人稀之地，按人口的萬分比計算，江南地區也不一定比北方低。

表6 《神仙傳》中“神仙”分佈情況一覽表

再從各地的人口性別比考察。《漢書·地理志》記載了其時各地的男女比例情況，爲研究此問題提供了難得的資料(參見表7)。

從表7的數值看，南方的揚州與荊州男女比例雖然稍低，但北方的幽州男女比例更低。也就是說，“卑濕”的南方，如因“丈夫早夭”造成性別比低的結論，從這個方面看是不成立的。

表7 《漢書》載各州男女比例一覽表

囿於史料記載本身不完整，以及西漢時期人物大多生年不詳，這樣的研究的確存在不少缺陷。但從長壽人口、男女性別比的角度進行分析，江南地區“丈夫早夭”的說法還是值得懷疑的。也許，江南“丈夫早夭”衹是當時中原人士的一種思想觀念，是無法通過實證的辦法來予以證實的。

三 魏晉以降“早夭之地”的流傳與異化

由於造成“早夭”的原因是文獻所謂的“卑濕”，這對廣大南方地區而言是一個無法改變的地理環境，所以，魏晉以降，北方人士懼怕到南方，進而在心理上排斥、詆毀南方的地理環境，使南方區域形象逐漸出現“泛污名化”現象，進而發生扭曲。

一方面，受漢魏的影響，南方“卑濕”不適宜人居、嚴重影響人類壽命這一觀念在北方上層社會日益根深蒂固，使人們在心理上對南方卑濕的環境深感畏懼，在現實中則多方逃避、排斥。爲此，一些官吏常以卑濕爲藉口拒絕到南方任職。據《宋書·阮長之傳》載，元嘉九年(432)，阮長之“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梁書·王亮傳》也載，“(亮）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在唐代，楊執一“出爲常州刺史，以太夫人羸老，乞避卑濕，特䧏中旨，轉牧晉州”①〔唐〕張說：《張說之文集·贈戶部尚書河東公楊君神道碑》，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第123册，第146頁上。。究其本質，主要懼怕的還是面臨“早夭”的直接後果。

另一方面，從地理環境而言，南方除了“卑濕”之外，炎熱多雨、多毒蛇猛獸與蚊蠅也是北方人士難以適應的客觀存在；隨着江南地區的逐步開發，“南方”概念向湖廣、四川地區偏移，在北方主流話語體系中，南方“卑濕”這一環境要素逐漸淡化，而帶有強烈渲染色彩的“瘴氣”“瘴癘”等環境意象卻不斷強化，成爲南方地區特有的、標誌性地域形象。

在晉代之前的史料中，對南方地區的記載，不論“卑濕”還是“暑濕”，都衹是對地理環境的客觀敍述，自從晉代開始出現“瘴氣”“瘴癘”的記載後①關於何時有瘴的問題，左鵬根據《後漢書·馬援傳》有關“瘴”的記載，認爲東漢時已有“瘴氣”〔“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唐研究》8(2002)：257—275〕；但《後漢書》成書時間晚於《三國志》，晉人所撰《南方草木狀》《華陽國志》等史籍均有“瘴”的記載，故“瘴”有可能産生於晉代〔劉祥學：“當今邊疆地區環境史視野下的‘瘴’研究辨析”，《江漢論壇》6(2013)：87〕。，南方環境就多了一層主觀色彩極強的渲染性記敍。因爲，“卑濕”“暑濕”並不直接置人於死亡，而“瘴”卻有大規模遽奪人命的效果。例如，晉人袁宏的《後漢紀·孝順皇帝紀》載：“南州水土溫暑，如有瘴氣，恐死者十四五。”南朝劉宋時期范曄的《後漢書·馬援傳》載，馬援南征交趾，“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值得注意的是，晉代以後，“卑濕”不再專門指向南方，在李大師、李延壽的《北史》中，既說南方荊州“境內卑濕，城塹多壞”②〔唐〕李大師、李延壽《北史·王思政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2206頁。，也說北方的勿吉“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③〔唐〕李大師、李延壽《北史·勿吉傳》，第3124頁。、室韋“土地卑濕”④〔唐〕李大師、李延壽《北史·室韋傳》，第2130頁。。從相關記述看，北方地區的“卑濕”與氣候炎熱無關，更與人類“早夭”無關；而南方地區的“卑濕”“暑濕”則有濃厚的氣候炎熱背景，認爲是“瘴氣”“瘴癘”産生的氣候條件，所謂“南方暑濕，障毒互生”⑤〔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楊終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1598頁。，“深山窮谷多毒虐之物，氣則有瘴癘”⑥〔晉〕張華：《博物志·佚文》(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133頁。。隨着晉代以後對南方地區“瘴氣”“瘴癘”記載的增多，南方多“瘴”的地域形象逐漸在北方士人的觀念中固化下來。

不過，“瘴氣”在史籍上出現之初，並沒有特定的地理指向，氣候炎熱、潮濕的嶺南與西南地區較多一些。《三國志·吳書·張胤傳》載：“蒼梧、南海，歲有暴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華陽國志·南中志·興古郡》載，興古郡(治今雲南硯山縣西北）“多鳩僚、濮，特有瘴氣”。南北朝時，一些文人稱：“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⑦〔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京都下·魏都賦》，第137頁上。；越州臨漳郡(今廣西浦北縣石涌鄉)“夷僚叢居……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避處高，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⑧〔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上·越州》(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267頁。；不韋縣(今雲南保山市東北)“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若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119頁。。但是，在氣候寒凉的西北地區，也偶有“瘴氣”的記載。如《魏書·高宗紀》，和平元年(460)八月，遣軍征吐谷渾，“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諸軍濟河追之，遇瘴氣，多有疫疾，乃引軍還，獲畜二十余萬”。由於最令中原人士恐懼的還是廣大南方地區的“瘴氣”，因此，北方上層社會普遍存在一種擔憂，就是到南方後，萬一感染瘴氣，就無法返回北方故土。例如，西晋陳壽的《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載，公孫瓚與涿郡劉太守相交，後劉太守因他事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欷”。所以，隋代之後，儘管史料也偶爾提及“南方卑濕”，更多的卻是南方的“瘴毒”。它表明，南北朝之後，在北方主流文化圈的語境裏，南方地區的“卑濕”已爲“瘴”所替代。

考察“瘴”的出現與發展，多與南方濕熱多毒的觀念密切相關。早在漢代，時人就認爲炎熱潮濕的氣候環境之下，毒蛇、毒蜂、毒蟲等易於繁殖，疾病易發，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生命，所謂“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⑩〔漢〕班固：《漢書·嚴助傳》，第2781頁。；“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⑪〔晉〕葛洪：《抱朴子·內篇·登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第80頁。。對南方的特殊的地理環境，北方人士往往表現出一種既懼怕又鄙視的心理。《漢書·賈捐之傳》稱，海南島“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其民“與禽獸無異……棄之不足惜！”甌越、南越所居的南方之地，植被茂密，交通極爲不便，西漢時因其不服統治，漢武帝欲發兵擊之，淮南王劉安上書諫阻，認爲征越士卒需要“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①〔漢〕班固：《漢書·嚴助傳》，第2779、2781頁。。

在認爲江南地區的男兒“早夭”的同時，“早衰”觀念也相伴其中，衹不過程度稍輕而已；“早夭”的範圍，也伴隨着江南地區的大範圍開發，進而專指嶺南地區。

漢代流傳的江南“丈夫早夭”一說，源於古代人們對疾病發生原因的一種樸素認識。它通過自然環境的氣候、地形等要素來解釋疾病發生的機理，認爲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②〔晉〕皇甫謐：《針炙甲乙經·逆順病本末方宜形志大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第83頁下。，人們容易受到自然界存在的所謂“邪氣”入侵而生病，所謂“暑氣多夭，寒氣多壽”③〔漢〕劉安：《淮南子·墬形訓》(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第67、70頁。；加之南方地區長夏無冬，終年高溫多雨，自然就與“多夭”相聯繫，“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早壯而夭”④〔漢〕劉安：《淮南子·墬形訓》(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第67、70頁。。但隨着魏晉時期北方士族大批南遷，人們較少直稱南方“早夭”，轉而稱南方“早衰”。如南北朝梁時吳郡人顧協，三十五歲時，爲人引薦，面見梁武帝，梁武帝稱：“北方高凉，四十強壯。南方卑濕，三十已衰。”⑤〔唐〕李大師、李延壽：《南史·顧協訓》(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519頁。實際上，根據《梁書·顧協傳》所載，顧協“大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已超過下壽，接近中壽標準了。但自此之後，南方“三十早衰”的思想觀念産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直到清代，袁枚還有詩稱：“春夢五更初醒後，南方三十早衰時。”⑥〔清〕袁枚：《袁枚全集·小倉山房詩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3），第1册，第81頁。

在時人的觀念中，地理環境既影響人的容貌，也影響人的體質與性格。西晉時，左思在《魏都賦》中稱巴蜀地區：“漢罪流禦，秦餘徒㡂，宵貌蕞陋，禀質遳脆。巷無杼首，里罕耆耋。”唐人李善註：“巴蜀輕易淫泆，柔弱褊厄。……杼首，長首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也……吳蜀人蕞陋，人不多壽，故巷無杼首，里罕耆老。”南北朝時，梁朝割據江東，自認正朔。北魏的元慎，公然聲稱：“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蟄，攢育蟲蟻，壃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群，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⑦〔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景寧寺》(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105頁。可見，西南、嶺南地區，甚至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依然是其時北方人觀念中早夭、早衰的區域。

其實，從自然地理環境而言，暑濕、卑濕並非南方地區所獨有，而從古人疾病觀念所認爲的“邪氣”即傳統醫學所稱“六淫”(寒、暑、燥、濕、風、熱）⑧〔宋〕陳言：《三因論·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第19頁。看，南北居民同樣需要面對。之所以北方人士認爲南方地區的人們容易早夭、早衰，是醫者給出了南北氣候差異、人類體質不同的結論：“江南嶺表，其地暑濕，其人肌膚薄脆，腠理開疏”，而“關中、河北，土地剛燥，其人皮膚堅硬，腠理閉塞”。⑨〔唐〕孫思邈：《千金方·序例·治病略例第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第2頁。腠理開疏，人的抵抗力弱，容易導致邪氣入侵而染病，“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傾竭，故夭折”；腠理閉塞，抵抗力較強，“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⑩〔唐〕王冰：《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第128頁

不論是“早夭”還是“早衰”，都與南方特殊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因此，唐代魏徵等人纂修的《隋書·地理志下》稱：“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厲，人尤夭折。”不難看出，原先漢代所泛指的“江南”——丈夫早夭之地，至隋唐之時，已明確將嶺北地區排除，而專指嶺南地區了。其原因已也由原先所強調的“卑濕”，轉而歸因於“瘴癘”。

或許人類自身對死亡懷有本能的恐懼心理，地理偏遠、交通不便、開發程度不高的嶺南地區，給時人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心理陰影。在唐代一些官僚的心目中，嶺南地區仿如生命禁區，到處瘴毒彌漫，疾病易生，外人身處其中，絕難長久活命。因而，他們對嶺南既極度害怕、排斥，又持有強烈的蔑視心理。唐肅宗年間，元結先爲道州(今湖南道縣）刺史，後調任容州(今廣西容縣)都督，他以奉養老母而上表請求改任：“臣又多病，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理政，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凄愴，臣心可知。”①〔唐〕元結：“讓容州表”，〔清〕汪森《粵西文載·奏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61頁。唐順宗年間，宰相韋執誼對嶺南的心理禁忌近乎偏執。《舊唐書·韋執誼傳》稱：“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唐憲宗時期，韓愈因諫佛骨之故，被貶爲嶺南潮州刺史。到任後，即上表稱：“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逾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飓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②〔宋〕宋祁、歐陽修 等：《舊唐書·韓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4201—4202頁。滿紙盡是哀憐之詞！

四 宋代以後“早夭之地”的退隱

五代之時，北方地區陷入長期的軍事對峙與戰亂，導致人口不斷南遷，經濟重心不斷南移，長江下游的江南等地得到開發，經濟迅速發展。宋朝建立後，由於北方面臨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強大壓力，因此對嶺南地區的統治與開拓十分重視，大量內地人口紛紛遷入，活動的空間範圍不斷擴大，族群交往明顯增多，彼此的瞭解也在不斷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下，內地人士對嶺南地理環境的認識，也有一個從主觀想象向客觀真實緩慢靠近的轉變過程。

就自然環境而言，南方的“卑濕”是客觀存在的，但由於歷代文人的反復渲染，南方地區濕熱而使人短壽的區域形象在北方人士心中已被固化下來，並因此形成了相當程度的恐懼與逃避心理。北宋時，范祖禹因罪被流放賀州，他上表稱：“雖當殄戮，猶或哀矜，賜以餘生，屏之裔土。已投身於魑魅之域，將淪於瘴癘之鄉，倘及泉而有知，猶結草以圖報。”③〔宋〕范祖禹：“賀州安置謝表”，〔清〕汪森《粵西文載·奏表》，第75—76頁。狄青在奏摺中也稱：“嶺南外區，瘴癘熏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生……下濕上蒸，病死必多。”④〔宋〕狄青：“論禦南蠻奏”，〔清〕汪森《粵西文載·奏狀》，第92—93頁。南宋時，范成大“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爲戚”⑤〔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序》(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81頁。。其實，不少人根本沒有涉足過嶺南，對這一區域的瞭解極爲有限，其口中所稱之“炎海”“炎荒”“病死必多”等場景，不過是根據歷史傳聞描繪出來的嶺南形象而已，含有很多想象的成分。

但與此相對應的是，由於中原地區戰亂，形成了人口遷移浪潮，自唐以來不斷進入嶺南地區；尤其是隨着宋廷對嶺南地區統治的加強，外來人口遷入嶺南地區的現象比之前朝明顯增多。以廣南西路爲例，各州在籍人口中，已有一定數量的“客戶”，這些“客戶”即是從內地流入的外來人口(參見表8）。

表8 元豐年間廣南西路戶口情況一覽表(單位：戶）

雖然人口的流入有助於增加內地對嶺南地區的瞭解，破除一些扭曲、誇張的不實傳聞，但受認知水平與心理偏見等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入遷嶺南的“客戶”多爲下層普通民衆，並不具有史料的書寫能力與話語權，他們對嶺南的感受無法在史料上得到體現。而具有史料書寫能力並擁有史料話語權的，主要是一些謫宦、流寓等文人。這樣一來，人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料”，多是少數官員、文人留下的著述而已。受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與認知的局限，他們留下的“史料”中，難免存在較強的個人主觀偏見。因此，史料中所反映的嶺南區域形象變化，其過程是漫長而曲折的。儘管如此，透過這些有限的史料，人們仍能感受到，內地人士到嶺南地區親身體驗後，開始對嶺南地區的社會地理現實狀況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總之，歷史時期南方地區“早夭之地”的鄉土形象，從濫觴到流播發展，都帶有較爲強烈的主觀想象色彩，並不完全是客觀事實的真實反映。作爲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現象，一方面反映的是人們對南方地區地理認知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南方地區融入中華統一格局後歷經的曲折過程。南方鄉土形象從“早夭之地”到“瘴癘之鄉”的發展，本質上衹是一種歧視話語的轉換，背後反映的是南方地區較低的經濟、文化、醫療水平。隨着中原人口的不斷流入，推動南方地區經濟開發、文化發展，內地對南方地區的認識、瞭解日益加深，南方地區官紳的鄉土意識也開始覺醒，最終使這一負面鄉土形象得以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