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学养深厚、温良谦恭的社科院前辈

我在1979年到上海社科院读研究生时就认识陈绛先生了。

陈先生在“文革”前是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文革”结束，社科院复院时，他没有回社科院，而是去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因为他是近代经济史的专家，人品又好，所以经济研究所的学术活动都会邀请他前来加盟。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们的专业老师。他同丁日初先生的关系特别亲近，我又长期跟随丁先生工作，所以我同陈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很多。陈绛先生常常来社科院参加外宾接待和学术研讨会。丁先生发起成立经济史学会、组织中山学社、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和《近代中国》丛刊，或是组织《上海近代经济史》课题研究，许多工作都喜欢找陈先生商议，邀陈先生参加。中山学社的《近代中国》第一辑出版时丁先生任主编，陈先生和我是副主编，陈先生丝毫不摆老资格，令我颇受抬爱。《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出版时，丁先生是主编，我任副主编，陈先生和多位前辈学者都是课题组成员，但是陈先生不计个人名位，积极支持我的工作，令我大为感动。丁先生、陈先生和我曾先后担任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会长，在如此的学术传承关系中，陈先生的道德精神、学术魅力都让我折服。中山学社的《近代中国》从2003年的第13辑到2016年的第25辑都是陈先生任主编的，而陈先生的实际贡献在先前协助丁先生主编的12辑中都有卓越的体现。陈先生主持《近代中国》的特点：一是视野开阔，汇聚中外学界关于孙中山研究和近代中国研究的各种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