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坤

2003年，杨利伟从太空中回来之后，登门拜访钱学森，向这位中国航天奠基人报告了好消息。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每当航天英雄凯旋时，这句耳熟能详的载人航天精神总会一次次回荡在我们耳边。在这句朴实的话背后，是无数有血有肉的人和无数荡气回肠的故事。

有人说，载人航天精神一直在发展丰富，但内核从未改变。擅长航天文学创作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对《环球人物》记者总结道：“航天精神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真理，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航天事业才从弱到强，一步步走向辉煌。”

太空归来，一定要看望钱学森

中国航天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名从太空归来的航天员都要去看望中国航天的奠基人钱学森。2009年钱学森去世后，改为去祭拜。

2003年，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之后，登门拜访了钱学森，专程向他报告了好消息。彼时92岁高龄的钱学森已经不能下床，但他在病榻上望着杨利伟，兴奋地不停拍打杨利伟的肩膀，笑得像个孩子。他对杨利伟说：“我见过你。”那是杨利伟第一次拜访钱老，这句话让杨利伟摸不到头脑。后来钱学森的秘书对杨利伟解释说：“中国载人航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起步，并开始航天员的训练。钱老在职时，一直在关注航天员的学员选拔。当年你还是学员时，钱学森就曾对你们的训练进行过幕后指导。”杨利伟这才恍然大悟。

钱学森视中国航天如同自己的孩子。在神舟六号、七号的航天员落地后去看望他时，他依然那么兴奋。从他的眼神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5年，钱学森为了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与航天事业，冲破阻挠从美国归来。1956 年 10 月 8 日，经党中央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这标志着我国的“大航天”事业正式起步。

国防部五院的建院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这个方针孕育了我国最初的“两弹一星”精神，核心就是“自力更生”。甚至连“航天员”这个我国特有的称呼都是钱学森“自力更生”来的。当时，对于去到太空的人，西方国家一般称为“太空人”或“宇航员”，但钱学森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的宇宙航行活动只能局限在太阳系内，“宇宙航行”的叫法不免夸大。同时，他受到毛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启发，将人类在大气层以外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宇航员”在中国也就被称为“航天员”。

当时曾有研制航天飞机还是航天飞船的争论，“机派”认为“船派”技术不够新，而“船派”则认为“机派”造价更高且安全性无法保障。最终，钱学森力排众议，决定搞航天飞船。

正如钱学森后来所说，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当时航天事业的推进，每隔几年就有一个坚实的脚步——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卫星小组“581小组”，中国航天飞船的问题被纳入这个小组的议程之中。1961年，在钱学森参会的第一次星际航行座谈会上，中国科学家开始具体探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1965年，国防科委主持召开了“空间技术论证会”，正式提出发展载人飞船的问题。1966年，在钱学森秘密主持召开的宇宙飞船规划会议上，出台了中国载人航天以及研制宇宙飞船的发展规划草案，该草案送达至总理案头后，周恩来立即作出批示，在研制卫星的同时，同步开展宇宙飞船的研制工作。1967年，中国科学院和第七机械工业部联合开启了载人航天途径和步骤的专题研究。

之后，钱学森组织专家进行严密论证，最后确定了中国第一艘飞船的设计方案为运载两名航天员。参考美苏两国的飞船样式，我国飞船以技术比较成熟的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为蓝本，由返回舱和服务舱两个舱段组成。中国不仅有了精美的飞船样图和模型，后来还给飞船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曙光一号。

难能可贵的是，钱学森在带领科研团队攻关的同时，也不忘为祖国培养下一代人才。“两弹一星”元勋、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等人得到培养重用，迅速成长，最终接过了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接力棒。

“曙光一号”工程，初代航天人的青春

“神舟十二号，我是曙光，祝贺你们圆满完成了神舟十二号两次出舱活动任务！”2021年8月20日14时33分，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安全返回核心舱，空间站阶段第二次出舱活动取得圓满成功。在央视播出的新闻中，一个代号为“曙光”的声音向航天员表达了祝贺。

1962年，钱学森（前排左4）在某基地指导发射工作。

曙光一号飞行设计模拟图。（视频截图）

在“曙光”向“神舟”的祝贺背后，还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李鸣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最初的航天员选拔在上世纪60年代展开，一位入选者方国俊曾对李鸣生回忆道：“那年，我与20多名飞行员被秘密挑选出来，一位余姓教官告诉我们：‘你们的任务就是改装歼-7飞机，也许成功，也许失败。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何要改装歼-7，因为这是刚刚引进的战机，而更让我困惑的是为何强调‘也许成功，也许失败。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领导是想从我们这批飞行员里挑出中国的航天员。”

时任空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薛伦是教官之一，他曾回忆道：“压力很大，因为之前只训练过飞行员，没有训练过航天员。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们当时负责备选航天员的衣食住行，为他们找宿舍、食堂，另外我们教官还要去各个大学物色相关方面的人才，同时恶补英语和航空知识。”

更多的科研人员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多以代号相称，默默燃烧着青春。李鸣生说：“在飞船的设计图纸上，一位名叫范剑峰的科学家只签单位名字，从未在自己的劳动成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我曾到他家中拜访，去时发现那间房子十分朴素，客厅里摆放的茶几摇摇晃晃。”在那个年代，像范剑峰这样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人有很多。3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少航天人由于吃了野菜、沙枣叶经常拉肚子，有的人因为在发射架上工作 ，无法及时上厕所，干脆用绳子扎住了两个裤腿……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位于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汇聚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的航天科技人才，不少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的高材生。但令人非常遗憾和痛心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20年间他们的孩子竟无一人考上大学！究其原因，一是基地地处大山沟，生活简陋，教育条件无法配套;二是大人们一心忙于航天事业，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培养。”李鸣生说。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曙光一号”工程没能实现，航天员的选拔也没出结果。方国俊后来成为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少将军衔。2003年，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平安返回后，一封封饱蘸民族自豪感的信件像雪片般飞到航天员大队，其中有一封信的署名正是方国俊。信中，方国俊写道：“我和全中华民族亿万同胞，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祝贺您为中华民族填上了宇宙空间无航天员的空白。您是伟大的功臣。我之所以发自内心地祝贺您，是因为咱们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奋斗目标是一致的。20世纪60年代，我曾是从全空军1000多名现役飞行员中挑选出的19名首位航天员候选人，当时我的年龄和您差不多……后来我们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梦想，但我始终坚信，一定会有中国的加加林出现。您是风流一代，一代天骄，您是全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我国早期的航天员训练。

2013年，航天员王亚平在离心机上做测试训练。

景海鹏还记得，自己看到这封信时，感慨万千：“中华民族从来不会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更不会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曙光一号”工程虽未实现，但是天道酬勤，那一代航天人员近30年的积累让中国航天事业在“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实施后迎来新突破。1985年10月，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业务。1986年2月1日，中国成功发射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这标志着中国已全面掌握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到80年代末，中国航天界签下了第一份商业卫星发射合同，它就是后来的“亚洲一号”。隨着1990年“亚洲一号”卫星被“长征三号”火箭送入太空，中国航天技术终于走出国门。

这时候，航天人员吃的又是另一种苦。李鸣生说：“到了80年代，航天人员为了在国际上推广中国的商业火箭，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会场里‘发小广告，向世界介绍中国火箭技术。他们每晚住10美元一晚的小旅馆，而白天则去各大机构忍受西方人的白眼。”

中国航天精神的四个“特别”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作出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

时代的图景已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的航天工作者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依然选择在戈壁大漠、浩瀚海洋和科研院所默默奉献青春年华。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起了国际一流的发射场，规模宏大、充满现代科技气息的航天城拔地而起，高技术集成的指挥控制中心、先进的航天测控网开始启用……

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在长期的奋斗中，我国航天工作者不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而且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这是我国首次提出载人航天精神。

2016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及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我们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彰显了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强大精神力量。

如何理解这一个个“特别”呢？

“特别能吃苦”，是在载人航天事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从零起步、白手起家的艰苦条件中锤炼出来的。“不看了，不看了！”这是一名航天员的母亲在看到航天员训练场景后，含泪说出的话。这一刻，她的骄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心疼。训练太苦了！航天员必须接受超重耐力训练、低压缺氧训练、前庭功能训练、失重飞行训练等“魔鬼训练”。以超重耐力训练为例，航天员要在时速100公里旋转的离心机里，承受40秒的8倍重力加速度，也就是相当于自身体重8倍重量的考验。离心机上的他们，面部肌肉变形下垂，胸部极度压抑，呼吸非常困难。科研人员也一样，飞船返回舱试验需要借助飞机，在万米高空进行。“正好赶上三九寒天，飞机上非常冷，冻得手脚都麻木了，飞机舱门打开后，高空氧气不足，人都要戴上氧气罩，把返回舱从万米高空投向地面。”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说，许多试验要露天做，“不管是阴天、雨天、三伏天、三九天，试验是不能停的。”

“特别能战斗”，是由载人航天工程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可靠性要求最严、风险挑战最大的性质决定的。2000年12月，神舟二号发射的前10天，火箭意外被撞。年过六旬的总指挥黄春平、总设计师刘竹生爬上11层平台，一层一层仔细查看，2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嗓子都讲不出话来。最终，他们斩钉截铁地作出判断：“按计划1月10日组织发射！”4天之后，一份长达50余页的报告《碰撞后火箭受损结果分析及处理措施》有理有据地给出了“可以正常发射”的结论。火箭又重新耸立在发射塔架旁，并于2001年1月10日把神舟二号飞船如期送上太空。中国航天人始终是以战斗的状态和战斗员的雄姿，创造一个个奇迹。

“特别能攻关”，是在完全独立自主、不断创新的载人航天之路上磨砺而成的。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时任长征二号F载人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吴燕生夜以继日地研究、试验，最终主持完成了全箭可靠性设计、逃逸系统设计和型号总体设计方案与初样研制工作。他设计的逃逸塔能在火箭和飞船遇到危险时旱地拔葱，独自带着飞船和航天员飞往安全地带，极大地提高了航天员在发射过程中突遇故障的存活率。

“特别能奉献”，是由投身载人航天事业时就秉持的精忠报国理想铸就的。2003年2月1日，正值中国航天员大队选拔首飞梯队的关键时刻，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重返地面过程中突然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第二天，航天员大队党支部收到了全部参训的14名备选航天员递交的请战书，他们表达了共同的心声：“再大的风险也动摇不了我们征服太空的决心。”2008年9月，景海鹏与战友在太空执行神舟七号飞行任务时，连续出现两个意外情况。2016年11月11日，景海鹏在执行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任务时，险情再次发生。但每一次他们都能沉着处置。

这个金秋九月，当神舟十二号的“太空三人组”返回地面时，迎接他们的是又一次全民欢呼、万众激动。为什么载人航天事业如此迷人？因为浩瀚宇宙、灿烂星空就在那里。为什么载人航天精神如此激荡人心？因为伟大复兴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而在新的征程上，载人航天精神定将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