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中洋

>>《南昌起义》大型铜雕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军事工业肇始于八一南昌起义，当时产生了一批兵器生产组织和修械所。1931年10月，中央军委在江西省兴国县官田村成立了兵工厂，标志着人民军工的诞生。官田兵工厂成立两年多的时间里，共修配步枪4 万多支，生产子弹40 多万发，修理机枪2000多挺、迫击炮100 多门、山炮2 门，制造手雷6 万多枚、地雷5000 多颗，为支援红军夺取反“围剿”斗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年底，中央军委在瓦窑堡建立了总供给部兵工厂，但此时的军工并未形成规模。系统化、规模化推进人民军队军工事业，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

这些沉甸甸的徽章，记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自力更生、克服重重艰难困苦，发展军工事业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初期，部队的枪械装备均来自国民党方面，当时对军工的需求并不迫切。但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时，各部队还是未雨绸缪地成立了一批修械所，以备战斗所需。

随着战争的深入和人民军队的壮大，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面临着物质条件严重匮乏和国民党断绝枪支弹药接济的双重困难。当时形容八路军艰苦的一个说法，叫“小米加步枪”，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面临吃饭和武器补给之难。

军需给养关乎战争胜败。

>>上图：淮海战役照片

>>下图：大连县1949年劳动模范奖章 作者供图

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自己动员，大办军工事业。

1938年9月29日 至11月6日，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作出的决议中专门提出，要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作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1941年，中央军委在给各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少；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

为此，中共中央领导根据地人民和人民军队一改过去“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被动局面，下决心创造“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奇迹。

1938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由总参谋长滕代远兼局长，李强、王诤任副局长，统一领导军工生产。各地建了大大小小数个军工企业。主要的有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五厂（石油）、六厂（制鞋）、八厂（皮革）、玻璃厂、陶瓷厂等。另有马家沟修械所、制药厂和修理部1 个。经过努力，边区的军事工业从设备十分简陋、只有几十个人的修械所，发展成规模虽小但相互配套、比较正规的军工体系。

军工部所辖各兵工厂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保持了较高的生产能力。据统计，1940年共生产步枪3360 支、手榴弹7.4 万枚、子弹12 万发、燃烧弹200 个、地雷95 颗。1941年因日军扫荡，生产能力严重受限，但仍完成步枪1736 支、大炮800 门、子弹41 万发、炸弹6 万枚、刺刀1.2 万把、炮弹4 万发、地雷2358 颗。1943年完成步枪400 支、掷弹筒350 个、手枪1432 支、掷弹筒弹4883 发、迫击炮弹4253 发、子弹68 万发、手榴弹4 万枚。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为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发展边区经济、支援其他边区和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各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也纷纷开办兵工厂。1939年年初，以太行军区的军工企业为基础，集中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地的部分技术力量，在山西榆社县韩庄建立了“韩庄修械所”（后为“黄崖洞兵工厂”）。1942年时，晋察冀边区拥有兵工厂12 个、一二零师有兵工厂7 个、太行区拥有4 个。

“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大连的大炮弹”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出关东北。接收日伪工业基地、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支援解放战争，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大连，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工业布局，成为人民军队军工生产的首选之地。

1947年5月，一家名为“大连建新公司”的企业在大连甘井子区海茂街开张了。出于斗争策略而以民营商业面目出现的这家公司，实质上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兵工联合企业。

建新公司成立后，规模迅速扩大。1947年7月1日建党纪念日这天，苏联将由其管理的大连钢铁厂、化学厂、机械厂、制罐厂等移交中方，这四家工厂与此前中共领导成立的军工企业裕华工厂、宏昌工厂一起并入建新公司。1948年秋，建新公司改属中央军委领导，员工发展到了8000 余人。

>>刘伯承工厂证章

>>军工处赠刘伯承工厂运动纪念章

>>军工一厂颁一九四七年立功纪念奖章

>>中国军事工业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纪念章

>>中央兵工总局中南兵工局证章

>>上海军事工业工会证章

建新公司所在地甘井子区，是大连市的中心城区，东、南临黄海，北濒渤海，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为避免工厂因国民党政府接收大连而停产的风险，确保军工生产能顺利进行，在建新公司成立前，党中央作出了一个果敢的决策——组建与大连市平行的“大连县”。

1946年1月和2月，大连县政府宣告成立。新设立的大连县把包括甘井子在内的原大连市大部辖区囊括其中，与大连市互不隶属。建新公司和所属的企业均置于大连县辖区。曾经的大连市则只剩下小小的一部分，被包在大连县中间，成为“孤岛”。这样，纵使国民党来接收大连市，到手的也不过是一个被人民政权区域围起来的弹丸之地。大连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完成历史使命后才予撤销。

建新公司所属各工厂分工明确，如钢铁厂主要生产炮弹用钢、化学厂生产无烟火药、机械厂生产炮弹弹体、制罐厂生产炮弹和弹药箱等。公司存续期间，共生产炮弹50 万发、无烟火药5000 吨、炮弹引信80 万个、迫击炮1200 多门。辽沈战役中上百吨的炸药，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中的数十万发炮弹，大都是大连输送的。因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曾意味深长地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这期间，不仅东北老工业基地源源不断地支援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各解放区也纷纷开展多种形式的军工生产竞赛运动。如太行区各兵工厂从1947年2月开始到1948年4月，开展了为期一年多著名的“刘伯承工厂运动”，组织发动广大职工、推动生产完成任务、支援解放军南下、迎接解放战争胜利。“刘伯承工厂”，即位于山西长治南石槽村的晋冀鲁豫军区兵工二厂，是我国唯一以军队将帅名字命名的军工厂。

神秘的“404工程处”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工建设进入新阶段。1952年5月，中央军委制定了国防建设五年计划，1953年8月又修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

为了推动军工事业的发展，国家设立了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归口管理兵器、坦克、航空、电信工业。并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在“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 项重点工程”中，涉及军工的就有航空、无线电、兵器、造船等大型骨干工程44 项，改建扩建老厂的大中型工程共51 项。这些企业的建成开工，使中国具备了一定规模的生产常规武器的能力。

以人民军队海军装备为例。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于白马庙成立后，军舰装备主要是国民党军队遗留或投诚的舰艇，保养及状况均不适应国防和作战需要。加之1952年年初把海军有限的购舰外汇转向苏联采购战机用于抗美援朝战事，延缓了发展的进度。

1953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乘坐长江舰四天三夜后，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随后，同年6月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即有名的“六四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到1955年共交付中国各类舰艇32 艘，各种飞机148 架，机场地面设备车67 辆，各种火炮150 门，鱼雷、水雷、深水炸弹、各种炮弹，观测、通信、航保、防化、防救等各类配套设备器材若干；同期交付各类成套造舰材料、由中国船厂装制的舰艇49 艘；苏联方面无偿转让中国方面制造舰艇技术图表和工作图表，以及生产水雷、安装火炮等技术文件。

之后，苏联向中国有偿转让了战后设计的613 型潜艇建造许可证和全套散件器材、图纸资料。中国确定由上海江南造船厂组装建造，并将其更名为6603 型（即03 型）潜艇。同年4月14日，中国第一艘潜艇在江南造船厂正式开工建造。至1957年3月工厂航行试验结束。同年10月27日，在江南造船厂举行了交船仪式，该艇正式入列服役，被命名为“新中国15 号”。为纪念这一盛事，江南造船厂专门颁发了03 型潜艇建成纪念章。但由于这项工作当时处于绝密状态，纪念章表面设计极为普通。

根据苏联提供的122BHC 型大型猎潜艇（即6604 型猎潜艇）生产技术文件和部分产品，6604 型艇则由中国求新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负责组装建造。其中，求新造船厂负责建造8 艘，因南海舰队护航、护渔的需要，追加的6 艘交由大连造船厂。由于当时台湾海峡仍被封锁，大连造船厂接到任务后，组建了名为广州“404工程处”的机构，以到广州出差的方式建造。到1956年10月，“404 工程处”秘密建造的6 艘6604 型猎潜艇签字交船。

>>图1：两弹一星照片

至此，人民海军建造14 艘6604 型猎潜艇，加上“六四协定”前苏联转让给中国的4 艘，共计装备18 艘。6604 型艇在人民海军和船舶工业的历史上，都处于开创性地位，结束了人民军队没有专用反潜舰艇的历史。

“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也专门指出，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些东西”。

此前，1953年3月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莫斯科曾希望苏联在原子核物理方面给予援助未果。毛泽东遂在1954年9月29日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国庆五周年活动时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得到赫鲁晓夫同意，确定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建个反应堆和加速器，搞点基础研究，培养点专业科技人员”。

>>图2、3：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颁原子弹爆炸纪念章

>>图4：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纪念章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三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1月和4月，中苏双方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进行铀矿地质勘察、开展核物理科学研究的两个协定。

1955年7月，中央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1956年4月，中央又组建了领导导弹和航空事业发展的航空工业委员会，10月成立了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设立了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三机械工业部。

1956年起，苏联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举办了“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并与中国签订了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等协议，给予了中国大力支持。

但不久，中苏交恶。1959年，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柯夫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信函，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之后苏联陆续秘密撤走专家，到1960年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 余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

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照会三天后即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陈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主张：“一天都不能等，一天也不能停，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1年7月16日，苏联照会整一年时，中央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1962年12月14日，成立了由周恩来等15 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周恩来兼任主任。中央专委由国务院总理挂帅，七名副总理、七名部长级干部参加，阵势空前，表明共和国领导人一定要研制成功原子弹的决心……

经过努力，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究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巧合的是，同一天苏联赫鲁晓夫辞职。周恩来接到原子弹爆炸的报捷电话后，兴奋地对在现场指挥的张爱萍说：“很有意思，我们的原子弹上天，赫鲁晓夫下台，这也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嘛！”

这两枚纪念章（见图2､3）是1984年10月16日，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为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0 周年和表彰参加原子弹研制的有功人员而颁发的。章面上组成蘑菇云的“596”是二机部确定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缘于苏联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1959年6月。

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随后，1970年4月24日，始于1963年开始研制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地进入地球轨道。“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两弹一星”从此成为中国人民的自豪和骄傲！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工科技事业日新月异、步入快车道。仅在航天的超级工程方面，在卫星、探测器、载人航天飞船、空间站、火箭、导弹等多个门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003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

2008年，“神舟”七号飞船航天员成功进行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漫步，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

2007年，“嫦娥一号”首次完成绕月探测。

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在月面进行软着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落月探测技术的国家。

2019年，“嫦娥四号”成功在月球背面登陆。

2020年，“嫦娥五号”成功钻取月壤并采样封装，带回地球。

2021年5月15日，“祝融”号火星车成功降落火星预选着陆区域……

中国航天成就接踵而至，令世界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