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隆（1870）

张莉华

摄影媒体人

具有25年从业经验，曾任《摄影之友》总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新闻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新媒体视觉联盟秘书长。2002年，编著出版《第三只眼——中国当代摄影师访谈》，曾担任露西基金会IPA国际摄影奖、2020年度SONY世界摄影大赛等摄影比赛评委。

摄影发明之初的50年间，有意识地把摄影作为艺术创作手法并努力将自己的摄影创作推进艺术范畴人当中有朱莉娅·玛格丽特· 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她以友人、家人及名人为模特拍摄的柔焦摄影作品为后人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她为了让自己的创作得到艺术界的接受及背书而付出的努力。

约翰·赫歇尔（1867）

1863年12月，在罗杰·芬顿决定从摄影界退休并出售了他的摄影装备之后的一年，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隆收到了她的第一台相机，那是她女儿与女婿送给她的礼物，希望相机能够让她在怀特岛的独居生活变得有趣。那年，卡梅隆48岁，是6个孩子的母亲。当丈夫查尔斯在锡兰照顾家庭的咖啡种植园，儿子与女儿长大成人离开家时，相机成为她最好的陪伴，成为她与当地人社交联系的纽带。正如她在自己的创作手记中写的，相机在她的手里成为一个生命体，具有声音、记忆力与创造力。

卡梅隆曾为阿伦德尔学会（ArundelSociety）的成员，该学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通过彩色石版画之类的高级复制品来普及艺术知识。或许，学会的工作已在卡梅隆那里埋下了创作艺术作品的想法。从拍照之初，卡梅隆就有意识地与追求清晰和细节的商业摄影师保持不同，而是更加关注拍摄对象的神韵和气质。她在拍摄肖像时，采用长焦镜头近距离拍摄，以期实现一种与众不同的透视效果。而高度定向照明、选择聚焦的手法则打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强调效果。

在按分钟计算的曝光过程中，她也不使用支撑物去稳住拍摄对象，因此照片多少会有些模糊。她创作的人像作品，具有柔焦效果、浅景深以及依靠长时间保持静止所产生的神圣感。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867年她为科学家、数学家与发明家约翰· 赫歇尔爵士拍摄的照片。画面中赫歇尔爵士直视相机，从阴影中出现，头发凌乱，面部线条深邃，一看就是一位专注于智性生活的男人，强调了这位男士的精神特质而不仅仅是短暂的人体细节。卡梅隆曾写道：“当我在相机前看到这样的人时，我的整个灵魂都在努力对他们履行职责，忠实地记录下他内在的伟大和外在的人的特征。如此拍摄的照片几乎是祈祷的化身。”

《缪斯的低语》/ Portrait of G.F. Watts（1865）

怀特岛居住着不少英国的文化精英，其中包括散文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发明家约翰·赫歇尔和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卡梅隆不仅拍摄了这些名人肖像，也拍摄了当地的邮政员、自己的家人、友人与仆人。卡梅隆夫人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人士，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曾翻译出版过德国著名的诗歌《丽诺尔》（Lenore）。她将对文学与圣经的迷恋融入到摄影创作中，经常让拍摄对象依照寓言、历史、文学和圣经场景摆姿势，拍摄具有舞台效果的照片，类似拉斐尔前期的画作。

她的柔焦风格在当时遭到推崇摄影精确度的评论家与摄影师的嘲笑，但卡梅隆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仅能将之精确地呈现在底片上，同时也在为自己通过相机所进行的艺术创作成为“高级艺术”而努力进行市场背书。

1862年，法院判定摄影商业作品同样受到版权法保障，该判定让摄影师的地位提升至创作者的位置，权利也因此获得法律保障。卡梅隆敏感地捕捉到这个信念。她刚拍照不久，就卖出了自己的第一幅照片，一年后，即1865年1月，卡梅隆即获得机会将她名为《精神的果实》（Fruits of the Spirit）的9件早期作品，展示给大英博物馆鉴赏。

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即现在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是首先将摄影纳入館藏的博物馆之一。自1852年起，在首任馆长的亨利·柯尔（Henry Cole）的带领下，就开始收藏摄影作品，虽然当时的收藏主要为教育及其他工具性目的。这位柯尔馆长乃卡梅隆的友人，经卡梅隆的游说，1865年6月时，南肯辛顿博物馆以22英镑4先令又4便士（约今2000英镑），购入了63幅卡梅隆的作品。这次典藏收购中包括两个版本的《缪斯的低语》（Whisper of the Muse），照片中的模特为艺术家乔治·瓦兹（George Frederic Watts），也是卡梅隆的朋友。同年9月底，该馆再次购买了51件作品，并于11月为卡梅隆举办了个人摄影展。拥有第一台相机不到两年的时间，卡梅隆就已成功在重要的伦敦博物馆举行自己的摄影艺术展。柯尔对卡梅隆的支持远不止于此。1868年，卡梅隆又获准使用博物馆中的两个展览厅，作为拍摄人像作品的工作室。

在1865年的7月，卡梅隆与当时重要的摄影出版社柯纳基签订商业合约，邀请出版社担任她的主要代理，并在出版社的画廊举办个人展览。除此之外， 她也与其他出版商合作销售自己的作品。卡梅隆后来仍通过柯纳基及伦敦其他的出版商维持其作品的贩售。1865年，英国皇室购入了5幅卡梅隆的作品，每幅价钱10先令6便士（约今45英镑），其中也包括《缪斯的低语》。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国王的田园诗》（1875）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65）

在卡梅隆自己保留的“价格目录”里，自1868年始，她的照片每幅定价从3先令到21先令不等。定价21先令（约今85英镑）的作品是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的肖像照。1874年夏天，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邀请卡梅隆为他的新版《国王的田园诗》拍摄插图。卡梅隆请家人与朋友做模特，拍摄了大约245张照片，但出版商只选择了两幅作品并转成了木版画的效果，且插图的尺幅不大，这未免让卡梅隆大感失望。在丁尼生的鼓励下，卡梅隆将这批作品制作成为属于自己的豪华版摄影集，分别于1875年1月与5月出版了两卷。作品集选用的照片都是原尺幅大小。卡梅隆在其中付诸了自己的期望，希望通过诗歌的美使摄影变得高贵，且不失其作为高级艺术的特质与用途。

尽管作品集选用丁尼生的照片作为开场作品呈现，且丁尼生在当时家喻户晓，但6个金币的价格还是吓退了购买者。更为可惜的是，目前只有5個复刻本留存于世。与大卫·希尔一样，为了让自己的创作成为艺术，她在当时的收益与付出完全不匹配，但为她后世在摄影史与摄影市场上的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11月11日至12日，在苏富比举行的摄影专场拍卖中，她的作品以461，000美元成交，几乎超过了她的作品之前成交纪录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