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典白姆

自古以来，文学作品都能对各自时代的历史、文化和生产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记录。相较于其他文体，小说的可信度似乎偏低，但小说无疑也是最为丰富的。在当代藏族作家中，次仁罗布无疑是将文学的这一特点呈现得最淋漓尽致的一位。其小说《放生羊》通过写老人与放生羊的故事，将一个在藏传佛教熏陶下形成的传统灵魂不失偏颇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小说《阿米日嘎》则是通过记录一场种牛意外死亡的案件，展现了当代西藏乡村进入现代化和科技时代的趋势。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同时歌颂了藏族民众善良淳朴的本性。又如小说《曲郭山上的雪》，书写了一场由村民对电影《2012》的误解而引发的荒诞且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但是其中关于曲郭山的雪线逐渐上移的描写，无疑也是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反思。诚然，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化趋势、矛盾在藏族地区已经十分常见，次仁罗布则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这些现实问题，更富戏剧性和艺术性地记录了下来。他的《八廓街》系列小说也是如此。《八廓街》系列小说共两篇，每篇都由三个部分组成，先后收录于小说集《放生羊》（2015）和《强盗酒馆》（2020）。前三部分分别为：《四眼狗》，讲述“我”的玩伴“四眼狗”在无意中得到忠心的藏獒四眼狗之后，先后将狗卖了四次来换取财物。随后靠贩狗谋生，最后在贩狗途中葬身;《赤裸的女人》写了在“我”所住的四合院不远处，有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时不时的光着身子站在阳台上，任由路人看。在女病人病逝后比女人小很多的年轻丈夫也上吊自杀;《念珠》写一个还俗的僧人和“我们”院子里的扎桑结婚后，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历经波折的故事。后三部分故事，《威风凛凛》写了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退伍兵在结婚之后的悲惨生活;《岭松少爷》写一位学识极高的贵族少爷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压和劳动改造，成为一个醉鬼的故事;《梅朵》写一位疯疯癫癫的女人几次被陌生人侵犯而怀孕，周边的人始终认为是她自己不守妇道，且总是将她生下的孩子送给别人，最后沦为乞丐的故事。在小说中这些故事的发生地点是以“我”所在的翟林康桑四合院为中心的部分八廓街地段，时间大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之间，主要人物为“我”和玩伴巴桑次仁、高红等，以及周边的各色人。很显然，《八廓街》系列小说主要是写六个小人物的故事，并且通过第一人称“我”与孩童视角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拉萨八廓街的文化景观、民众生活、普通人的命运展现出来，为城市留下了一份记忆的遗产，不仅呈现出真实性又极富小说的戏剧性。《八廓街》系列小说与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2》系列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相比之下却也显出《八廓街》系列小说的局限性。

一、特定视角下的城市记忆

次仁罗布的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是通篇以孩童的视角展开故事情节的作品仅此一系列。①虽然每个故事交代的人物命运是小说的重点，这六篇故事却都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下城市的不同面貌，为城市留下某种记忆。此处主要从城市的文化记忆、城市居民的生活记忆和城市的历史记忆三方面来探析次仁罗布《八廓街》系列小说中承载的城市记忆。

拉萨自古以来便是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在任何的历史阶段，拉萨的城市文化都显得丰富多样，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性。改革开放之前，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八廓街是这座古城最为繁华的地带。因此以八廓街为小说的环境展开情节叙事，作者可以方便且自如地记录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例如《四眼狗》中写道：

“八廓街里还能看到一些从牧区来的临时商贩，他们把碱和盐装在牛皮袋里，以物换物，或按斤售卖。没有生意时，这些牧民赤裸上身，蹲在墙角边，在袍子里捉虱子和跳蚤。”①

这两句话与“我”讲述故事没有多大的关联，其中却包含了很多文化信息。西藏的牧民每年都会去北方的盐湖取盐，随后再到城镇和农区进行买卖，获得糖、粮食和布料等，在他们的生产方式中不能获得的必需品。因此，八廓街街头以物换物的牧民，必然是城市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象征。同时，相较于城镇和农区的人，牧民的性格普遍更為开放和豪爽，“赤膊上身，蹲在墙角”八字恰当地呈现了牧民的特点和城市独有的风景线。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更是藏民族的一种文化特征。《八廓街》系列小说也涉及了藏回这一特殊的文化符号。藏回主要指生活在藏族地区的回族民众，相传他们的祖辈很久之前从克什米尔地区来到拉萨，并定居了下来。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融当中，除去宗教的禁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生活习惯、相貌特征基本与当地藏族相差无几。主要聚居于八廓街东头的清真寺周边。实际上，藏回在拉萨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是拉萨城市文化的一大特征。次仁罗布则恰好注意到了这一点，其长篇小说《祭语风中》中有一个角色叫阿杜如，那便是一个在八廓街里卖牛肉的藏回。同样，《八廓街》里多次提到过清真寺，而且小说中也有一个叫阿古奈木的角色是藏回。本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但是作者特意用藏回的名字，其有意表现文化现象的意图便显而易见了。

关于城市民众生活记忆的呈现，在《八廓街》系列小说中也不胜枚举。例如，八廓街独有的四合院文化，拉萨民众的饮食特点等等。但若论由特定叙事视角展现的特殊生活记忆，当属小说选用孩童视角呈现的拉萨孩童的记忆。如若选择成年人的视角展现孩童生活，终究会存在一定的陌生感和他者介入因素。这正如外地作家笔下的西藏总离不开神秘、偏远、差异等字样，始终站在“他者”的角度进行西藏叙述。而次仁罗布擅长以“我者”的角度进行西藏叙述，同样他在《八廓街》中也充分运用了这个角度向读者呈现了那个时代拉萨孩童的生活。小说中多次提到“我”与伙伴们的游戏方式，例如去天然的池塘游泳、在破皮球中塞满棉花当成足球、在泥土地中挖坑，比赛谁可以将硬币投进去等等。同样，相较于成年人，孩童的视角总能显出别样的童趣。例如小说中的四眼狗、招风耳、马脸、一只睾丸、没有犄角的牛等人物绰号都非常形象且生动。而这些绰号往往产生于孩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力。小说也涉及了当时孩童的学校生活。文中写道：

“国庆节时我们穿着白衬衣、蓝裤子，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蹲坐在学校的院子中央。四周各种色彩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②

《八廓街》系列小说中对这样极具时代特征的学生生活的阐述也承载了拉萨城生活的记忆。

小说的故事时间显然是“文革”期间。六篇小说中，作者没有提及类似“文革”的字眼。但是仍旧可以在许多细节和隐晦的表述中找到城市的历史记忆。“文革”始终是拥有历史叙事志向的中国作家绕不开的话题。而许多作家对于“文革”的历史叙事大多悲凉、伤感和残暴，如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又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次仁罗布在《祭语风中》里也曾对那个时段进行过历史叙事。但是在《八廓街》系列小说中，作家仅仅是通过孩童的视角记录所见所闻，而并没有在文中表现出对于各种事件的任何态度。所以作者这种不掺杂多余情感的叙事，使得小说中记载的历史记忆更为隐晦又真实。还俗的僧人因为藏有念珠而被缝纫厂开除，能够创作史学著作的知识分子，却在“文革”期间成为了成日醉醺醺的人。这些故事实则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让人们在纪念美好的同时也不忘曾经走过的弯路。

二、真实性与戏剧性同时存在

上文讲述《八廓街》系列小说承载城市的文化、生活和历史记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小说呈现的真实性特点而展开的。藏族当代母语小说从开端便是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汉语的藏族当代文学因为经历了八十年代魔幻现实主义的高峰期，实则很容易出现类似风格的创作趋势，事实上1994年央珍出版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其写作方式很明显受到了先锋文学的影响，并且大量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导致不了解西藏传统贵族生活和故事特殊背景的人很难读懂小说。随着先锋文学的浪潮很快退去，次仁罗布在1992年发表处女作品《罗孜的船夫》之时，便非常明显地呈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其后的作品也承续着现实主义的特点。

《八廓街》系列小说亦如是，并且存在一种真实性的特点。这种真实性首先来源于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小說中作者始终运用讲故事的口吻，以“我”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为故事内容。每个故事的开始也是直接进入故事的讲述而不掺杂其他成分。①例如《念珠》和《威风凛凛》的开头分别为：

“扎桑结婚时，我正好八岁。”②

“放暑假的第十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天井边的石栏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打发时间。”③

同时，小说是以孩童为视角，因此故事中多次出现“我”与玩伴对大人的事情不感兴趣而并未对每一件事情刨根问底。④这样的处理反而显得小说更为真实。《八廓街》系列小说呈现真实性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和情节本来就是作家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参照次仁罗布的散文《就这样被牵绊》①，可以发现作者孩童时期确实生活在八廓街的一个四合院中，小说中的巴桑次仁和高红等人也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童年玩伴。因此小说的很多人物应该有现实生活的原型。例如小说中有这样一句婚礼描写：

“邻居们拿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石膏像、瓷盆等礼物到嘎玛家去祝贺。”②

而散文中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婚礼场面描写。③可见作家充分运用了现实生活的素材。正因如此，小说总是呈现出一种非常接近真实生活的特点。这也是小说承载城市记忆的重要基点。

当然，小说终究是小说。《八廓街》系列小说在呈现真实性的同时也具备了小说的戏剧性。戏剧性首先呈现在作家对人物命运的处理方式上。小说中出现的“四眼狗”是作家小时候的玩伴巴桑次仁，在现实生活中巴桑次仁的背景更为复杂，而其结局也仅是居无定所，整日碌碌无为。但是在小说中，作者首先是集中地讲述“四眼狗”如何多次得狗卖狗的过程，而避免了过多介绍人物背景而导致情节过于分散的弊病。同样小说中以父亲和老人关于“巴桑次仁不是好人”或者贩狗不会有好下场一类的话语作为伏笔，将其结果处理为在贩狗途中丧命。相较于现实生活的原型，小说的结局处理更具深意和戏剧性。又如故事《威风凛凛》中经常吵架的重组家庭的现实原型为玩伴高红的家。而且夫妻俩都是十分普通的市民，但是这一素材在小说中出现时男方的身份是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的退伍士兵，而且小说中其形象有一个从高大到渺小的转变过程。小说最后又说他们夫妻经常吵架的原因是男人在战争中受伤而失去生育能力。对现实素材进行这样的处理，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且传神。小说的戏剧性还体现在小说给予读者的想象空间。上文已经提及孩童视角的叙事存在一定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这不仅为小说呈现真实性服务，也给小说的故事叙述留下很多的空白，给读者提供充分的遐想空间。

三、叙事的巧妙与局限

除去小说情节处理产生的戏剧性，小说的叙事也存在许多细微的巧妙之处。主要可以从小说对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这两个叙事文本的双重时间的处理④方法来分析。

总体上小说的叙事节奏是十分缓慢的，“我”与玩伴总有大把的时间游戏、闲谈和发呆。这正如人类在孩童时代总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但是小说终究会涉及到故事时间大幅的跨越，而此时小说的叙事节奏仍旧缓慢。这种缓慢的叙事节奏充斥着整个《八廓街》系列，小说也没有所谓升降起落的发展，情节的铺陈也平缓柔和。这种缓慢、柔和的特点正如拉萨冬日的太阳和太阳下的人一般慵懒而惬意。在涉及话语时间和故事时间差距较大时，作者运用了文字的简洁性来表现这一点，使得小说的故事时间在出现大幅度跨越时并不突兀和明显，可谓妙趣横生。例如仅用“几天之后”“两年后”“转眼藏历新年到了”等简短的字眼表现故事时间的变化。让小说总体上保持一种十分缓慢的叙事节奏。同样关于叙事的巧妙也表现在作者在叙事过程中的客观性。虽然很明显《八廓街》系列小说是作家追忆孩童时代和城市历史所创作的。但是小说的语言中并未流露出过多的追思与缅怀情绪，也没有对故事人物命运变化注入过多的情感。这种客观性的呈现方法正是通过选择孩童视角来实现的。至于为什么作者要在小说的叙事中始终保持一种客观性，或许与其一贯的创作风格有关。次仁罗布总是擅长以一种客观的角度诉说人世的疾苦和命运的无常。如其小说《雨季》①中主人公旺拉背着刚刚去世的父亲回家时，一路上向逝者讲述了四个至亲是如何相继因天灾人祸而去世的。小说人物语气平和，娓娓道来。而《雨季》是次仁罗布的早期作品，其叙事情感和《八廓街》系列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叙事情感呈现客观性并不表示小说没有承载作家任何的情感，前文已经说明作者希望小说承载城市记忆的意图十分明显，同时小说选择的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是时代的众生相，作者精心选择角色并巧妙设计情节本身便是作家情感的体现。

次仁罗布的《八廓街》系列小说以极朴实的语言和孩童的视角，书写特殊时代城市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其中不仅展现了城市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也隐含着对时代和世界本身的反思。这种思想内涵和小说成为系列所富含的连贯性、集中性的特点，使得《八廓街》系列小说与史铁生的系列散文《记忆与印象2》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忆与印象2》也是史铁生写自己小时候的北京胡同生活。其时间段也是“文革”前后，也是分了好几个部分，主要写与史铁生有过交集的伙伴和老师等人物的故事。同样两个系列的思想内涵也很相近，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两个城市的很多记忆。但是相较而读，也会发现《八廓街》系列小说的某些不足之处。次仁罗布有一种为城市留下记忆的企图，但是叙事空间永远在房屋之外，甚至是四合院之外的八廓街。而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书写房屋内部和院子内部的状况。如果说院子内部多少涉及了一部分，那么关于房屋内部基本只有“我”父母的对话和饮食了。而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2》中的《八子》一篇里有这么一段文字：

“他妈和他哥、他姐都在案前埋头印花（即在空白的床单、桌布或枕套上印出各种花卉的轮廓，以便随后由别人补上花朵和枝叶）。我记得，除了八子和他的两个弟弟——九儿和石头，当然还有他父亲，他们全家都干这活儿，没早没晚地干，油彩染绿了每个人的手指，染绿了条案，甚至墙和地。”②

这是描写进入玩伴八子家中见到的景象。史铁生仅仅用了两句话将八子的家庭情况和生活状况都交代了出来。而《八廓街》则似乎缺少这种进入内部的生活描写。但是次仁罗布的《八廓街》系列小说定然还会有续集，读者也可以等次仁罗布逐渐将那个时代八廓街的全像勾勒完成。

参考文献：

[1] 次仁罗布.八廓街[J].《黄河文学》，     2012（2）.

[2] 次仁罗布《强盗酒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3] 次仁罗布《就这样被牵绊》[J].《广西文学》，2019（3）.

[4] 次仁罗布.雨季[J].《西藏文学》，2005（2）.

[5]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 史鐵生.《我与地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