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晓慧 李波 任妮娜

气温下降到零下40摄氏度，郭永怀的女儿想要一双过冬的鞋，就给父亲写信。郭永怀见信后，给女儿回信：“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手好了没有？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这一定要向贫下中农学习。”

写这封信的郭永怀，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弹一星”勋章是1999年为表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颁发的。在23位科学家中，郭永怀横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也是唯一一位“两弹一星”三个领域都参与的科学家。

1968年，郭永怀因飞机坠毁而牺牲。这距他写家书的日子（11月3日）只有一个月零两天。

出国是为了学成归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荣成滕家镇西滩郭家村的一个普通农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大停课。郭永怀回到威海中学（现威海二中）任教。目睹了日军飞机轰炸下满目疮痍的家园，郭永怀痛感中国航空工业的落后，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习航空工程技术。

1938年春，当得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郭永怀毅然前往。他主动放弃了原来的光学专业，转而进入航空工程系学习，师从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教授学习流体力学。

1939年夏，郭永怀开启了长达16年的海外求学生涯。他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1946年，郭永怀被冯·卡门的大弟子西尔斯邀请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一同创办航空研究院。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10年，是郭永怀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这期间美国军方力邀郭永怀参加军事方面的研究。在一张调查表上，郭永怀看到这样的选项：“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他毫不思索地填上了“否”，还告知校方，他只是暂时在这里，待祖国需要时便会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郭永怀时时刻刻都在为回国做准备。面对同事、好友的挽留，他坚定地说：“我当年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后回国！”

1956年9月初，郭永怀辞掉了年薪上万美金的终身教授工作，卖掉花园洋房。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同事聚会中，当着大家的面，他将10多年积累的未发表书稿，统统扔进篝火付之一炬，携妻子女儿踏上了回国的轮船。

郭永怀后来告诉李佩，真正的学识都已在脑子里，那些书稿烧就烧了吧，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耽误归国行程。

横跨核弹、导弹、

人造卫星三领域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大楼三层，一直保留着副所长郭永怀的办公室。在他隔壁办公的是力学所首任所长钱学森。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曾无数次写信给这个同门师弟：“快来快来，我拼命地欢迎你！”

回国后不久，郭永怀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回到祖国》的文章：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1961年，郭永怀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春的一天，郭永怀同钱学森等一起泛舟湖上。谈笑间，他们确定了力学所大政方针：上天、入地、下海。这一战略影响至今。

1957年，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据资料。这期间，中国核武器研制最初的场所——二机部九所在北京悄然成立。好景不长，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的核工业专家和核武器研制的数据信息，中国核工业一度进入了瘫痪状态。

郭永怀临危受命，被任命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与王淦昌、彭桓武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最初的三大支柱。当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郭永怀主要负责场外试验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参与氢弹和导弹的研制，解决系列重大技术难题。

青海221基地，环境条件极其艰苦恶劣。年过半百的郭永怀和科研人员同甘共苦，喝碱水、住帐篷、睡铁床。他们经常吃不饱，饿着肚子搞试验。西北风大，他们的帐篷时常被风掀倒，不得不挖地窝子，将帐篷固定和支撑起来。

1963年初，原子弹的研制进入攻坚阶段。科研人员陆续迁往青海的新试验基地。试验大多在野外进行，严寒天气又极为恶劣，科研人员大都穿着老羊皮制成的空军地勤服。郭永怀因为身材过高，没有适合的地勤服穿，只能穿着单薄的布面军大衣。

2016年，郭永怀的故乡荣成市为他建起一座事迹陈列馆。在陈列馆内模拟的核爆区，只见一道红色强光出现在试验基地，接着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惊天动地的响声震耳欲聋，轰隆隆滚过天际，刹那间，巨大的冲击波席卷无边的戈壁滩，给参观者带来持久的震撼。这个场景模拟的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情景。

在指导原子弹研制的同时，郭永怀还受聘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他还同时参与了在北京进行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主要负责卫星本体和卫星回地研究工作。

在钱学森、郭永怀等为代表的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一颗空投原子弹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次 “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1968年12月27日，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以身许国，家书竟成遗书

时间回溯到53年前的1968年9月，为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郭永怀把唯一的女儿郭芹送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插队。当时，郭芹初中刚刚毕业，年仅17岁。送走女儿十多天后，10月3日，郭永怀再一次奔赴青海核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枚热核导弹的试验做最后的准备。

呼伦贝尔的冬天很冷，气温最低达到零下40多摄氏度。郭芹离开北京时，母亲李佩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被“隔离审查”。郭芹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于是她生平第一次给远在青海的父亲写信。郭永怀收到信后，从不上街的他，特地在周末抽空去了基地的商店为女儿买棉鞋。由于不知道鞋号，鞋子没有买成。郭永怀给女儿回了信，如本篇开头所述文字。

经过两个多月艰苦的试验准备，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的研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只等批准试验时间了。完成了准备工作的郭永怀，带着警卫员牟方东，匆匆赶往兰州机场，踏上回京的航班。12月5日，飞机即将着陆时，突然失控，直冲到地面，起火坠毁。搜救人员在现场找到郭永怀遗体时，发现他与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将两人艰难分开后，他们吃惊地发现，两人中间夹了一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里面的资料竟完好无损。

牺牲时，郭永怀年仅59岁。

作为科学家，郭永怀解决了众多科学难题;作为父亲，他却没能为自己的女儿买下一双过冬的鞋。那封落款是11月3日的家书，竟成了遗书。

人们揣测，当郭芹再翻看父亲那封家书时，她心底是否有过不解与埋怨？可郭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郭永怀牺牲后，大家经常听见郭芹在家中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產党。”

郭永怀牺牲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发射。

郭永怀牺牲两年后，一曲《东方红》响彻天宇。

女儿年幼过生日时，曾向郭永怀讨要礼物。郭永怀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郭永怀牺牲后，妻子李佩坚持要求将郭永怀的存款5600元作为党费上交。在同时附上的一封信中，李佩写道：“党的事业就是我们以及子孙万代的前途和生命。我这样做，或能稍微弥补他没有机会完成他对党的事业尽到最大努力的遗憾。”2007年，李佩又把全部存款60万元捐给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和中国科技大学，作为郭永怀奖学金。

2017年4月5日，郭永怀与夫人李佩二人的骨灰被合葬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郭永怀塑像之下。2018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让这对科学伉俪在天上重聚。

（未署名图片由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