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两位党员副市长领着十来个干部上我们这儿背粪，他们穿着掏粪工作服，背着粪桶，和我们一样，挨家串户淘大粪。我们的活儿挺脏，大粪很臭。可他们谁也不嫌脏，猫着身子，跟着我们掏粪工人一个模样儿地劳动。我们掏粪工人一提起这事儿，谁都说毛主席教育的干部是好样的，又工作，又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作不忘劳动。他们办起事来，就会处处想到我们劳动人民的甘和苦。两位副市长这次同我们一起背了粪，就说我们的活儿太累、太重，鼓励我们为改变现在笨重劳动条件闹革命，并制定主管部门协同我们搞技术革新，为放下粪桶而斗争。”

……

“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信得过。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来领导我们。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变不了颜色，人民的江山就会像钢铁一样坚固。”

“怎么还认识我？”

写那封信的，是不怕脏、不怕累，说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赤诚之言的掏粪工人——时传祥。

写这封信的机缘还要追溯到196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对话。

1964年10月一天，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刚刚参加完刘少奇主持的会议，兴冲冲地走出人民大会堂。他与副市长万里谈了一个想法，要贯彻刘少奇同志提高服务行业社会地位的指示，就必须让机关干部到劳动一线去。他要亲自到清洁队去参加背粪劳动。但那时彭真已经64岁，万里担心他吃不消，就主动请缨，带领市委机关干部30多人参加背粪劳动。

1965年1月7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崔月犁来到崇文区清洁队，与时传祥一起参加劳动。时传祥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淘粪。他教得认真，干部们学得也起劲。万里还风趣地说：“老时同志，我可是你的第一大弟子嘛！”

时传祥15岁就从山东到了北京，当起了掏粪工，并没念过书，又是怎么拿起笔来写信的呢？

时间由1965年再往前回溯6年。1959年10月26日，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第一届全国群英会召开。45岁的时传祥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各地的6000多位英雄模范一起参会。

在1959年由时传祥口述的《把党的话记在心里》一文中，时传祥描述了他当时心情—— “走上主席台前，我心里还犯嘀咕：一个淘大粪的，又没有文化，还上主席台？领导和我说：不要轻视自己，我们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现在是当家作主了。”

这句话说到了时传祥心坎里，他紧张的心情平复了许多。会后，国家领导人接见群英会代表。国家主席刘少奇走到时传祥跟前，让原本就十分紧张的时传祥发了好一阵儿愣。刘少奇一把抓住他那长满老茧、淘过30年粪便的大手：“你是老时吧？”

时传祥当时还非常纳闷，心想：“刘主席怎么还认识我呢？是不是因为报纸上登了我的照片，因为我是个光头，一眼就认出来啦？”但刘少奇的平易近人很快打消了时传祥的顾虑。两人拉起了家常——“刘主席问我，学习怎样？我说，大家的学习都挺好，就我的差点劲儿。他说那不行，老时，光工作好不行啊。说到这我就掉下眼泪了。主席说，不要难过，老时，现在学习还不晚。”

当时，时传祥才认识二三百字，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刘少奇掏出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了时传祥，并叮嘱道：“阳历年一定要给我写封信。”两人交谈时，刘少奇还讲了这那段著名的话：“你淘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时传祥将刘少奇的话语铭记于心，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乍一握笔，时传祥总有几分不适应：“我老时淘大粪，我感觉拿粪勺就跟拿挖耳勺似的，很灵便很好用，怎么我学习文化，拿这个钢笔就感觉跟拿一架大梁似的这么费劲。”

信终于写好了，时传祥把它寄到了中南海。1960年12月26日，刘少奇收到了时传祥来信。1965时，时传祥又给北京市副市长写了一封表扬信，如本文开头。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以“一人脏”换来北京人民“万家净”的时传祥，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1915年9月20日，时传祥出生在齐河县南赵官镇大胡庄。大胡庄地处黄河北岸，距黄河边只有十几里地。

据《齐河县志》记载：“1929年夏季奇热，飞蝗遍境，禾稼遭食。”时传祥家里那六亩二分荒滩盐碱地颗粒无收。

听说北平好讨生活，1930年正月初三这天，年仅15岁的时传祥，顶着刺骨的寒风，怀揣着家里能给他的所有干粮——总共七个糠饼子，顺着津浦铁路走了13天，来到了北平城。

时传祥在北平流浪，又饿又冷，摔倒在街头。摔倒后， 一位淘粪的李大爷收留了他。为了活命，时传祥从此推起了粪车。那时候，北平的厕所都在狭窄的胡同里。掏粪工清理粪时没有机械，只能拿着掏粪勺挨家挨户地上门去挖，然后倒在一米多高的粪桶里，一桶桶背出来。

在旧社会，掏粪工是最让人看不起的职业，又脏又累又臭。偏偏就是这么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还有流氓地痞当“粪霸”，垄断粪便，划分粪道，压榨剥削掏粪工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时传祥每天推着几百斤重的粪车，从六部口到天安门，来回三十里路，往返四趟，风雨无阻。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传祥成了环卫工人。新旧社会的巨大反差，没有人比这个一米八三的山东大汉的感受更为强烈：“党和毛主席搭救了我们，我们做了国家的主人！每想到这些，工作起来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时传祥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有时间就到处走走看看，问問闻闻。哪里该淘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淘干扫净。

花市的耿大爷家的厕所墙倒了，墙砖掉进了粪坑里。时传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用手将砖块从粪坑里淘出来，一块一块洗干净，还帮忙把墙给砌好了。崇文门花市大街的胡同被瓢泼大雨淹没，时传祥带着大伙从早晨三点开始，一直背到下午两点多钟，一共背了1000多桶粪。

“这不是我个人的班”

面对工作，时传祥认为，不但要苦干，还要巧干，他绞尽脑汁革新技术，带领大家共同进步。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要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用的轱辘车全部换成了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在他的带领下，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而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淘粪背粪达5吨。

时传祥的事迹经宣传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在他身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追星族”，京城各界干部职工、学生纷纷要求参加背粪劳动。北京各餐馆开展了优先向掏粪工人供应饭食的活动;各街道居委会设立茶水站，居民们和少先队员们捧着茶水逐个请掏粪工人喝;有的老太太硬拉着时传祥去家里喝酒;京城各界干部职工、大中专学校教师、学生、驻京解放军官兵乃至作家、画家、演员、记者……都纷纷要求参加背粪劳动。

自1962年开始，清洁队陆续分来一批初高中毕业生，时传祥就担任“青年班”班长。他以言传身教，为青年人树立了“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66年国庆观礼，时传祥作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75年5月19日，60岁的时传祥去世。弥留之际，他将4名子女叫到身边，对孩子们说：“我淘了一辈子大粪，旧社会被人看不起，但我对淘粪是有感情的。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接班，我唯一的一个愿望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班！”

在父亲的感召下，时传祥的4名子女全都进入环卫战线工作，他的孙女时新春，也成了时家的第三代环卫工人，接力传承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