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

他是一名老兵工，更是我国“以钢代铜”制造大口径枪弹的首倡者。20世纪50年代，正是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的“老兵工”，以其敢想、敢干的魄力，大胆提出并组织实施“以钢代铜”的研制，推动了我国枪弹工业的发展。他就是时任嘉陵机器厂生产副厂长、总工程师吴从科。

1956年，随着工厂生产的日益发展，大口径穿甲、曳光铜壳弹主料电解铜和锌的使用量不断增加，原料供应满足不了生产所需，而国家统配供应又比较紧张，要想依靠国外进口来满足生产相当困难。

1957年初，吴从科在北京开会时，了解到国家铜材来源的困难状况，回厂后，吴从科陷入了沉思，“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呢？”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浮出脑海：用低碳钢代替铜做弹壳。

这天，吴从科在陪同苏联专家西德洛夫去西泉返厂途中提出这个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苏联集中40多名专家进行研究，都尚未搞出来，你们工厂没条件，这是研究所的事。”西德洛夫严肃地说。

吴从科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自主研究的决心。待苏联专家走后，吴从科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向党委作了汇报，提出“甩掉洋框框，走自己的路”。

工厂党委果断地同意了“试制钢弹壳”的设想，同时责成杨昌勋副总工程师召集技术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反复研究和论证，拟出规划方案报请部局审批。

1957年4月18日，第二机械工业部一局27号文指出，“可以用复铜钢带作大口径钢弹壳”，并把“以钢代铜”列为了重大技术革新项目。同年7月16日，厂技术科拟定摸底试验计划。工厂从复铜钢带小量试验，到射击考核验证等，经过多项技术攻关，终于在1959年1月14日开始工厂鉴定。经审查，各项射击性能试验完全合格，同意钢弹壳试生产。

殊不知，一场“反右倾”运动席卷全国，也波及到了工厂。钢弹壳试生产被迫中断，吴从科也受到了非实事求是的严厉批判。

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来重庆视察工作，在国防科技尖端产品展览会上，看了工厂试制的大口径钢壳弹样品后说：“这个难题解决得很好哇！今后，小弹和大弹都要这样搞。”

1961年1月31日，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来厂视察工作，向吴从科详细了解了工厂在钢弹壳试制中遇到的难题，给予了亲切关怀和指导，并充分肯定了枪弹钢壳化的战略意义。“钢弹壳搞成了是很大的贡献，将来我们要走这个方向，不仅子弹要搞，连炮弹也是如此。”“新东西，总要有个过程，弹壳的生产，今后是钢，而不是铜。”

中央和上级领导的关心鼓励，给了吴从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随后，吴从科迅速安排部署了钢弹壳“二次上马”的相关工作。8月8日，成立了钢弹壳试制定型委员会，设立了試制办公室，随即又召开了全厂试制人员誓师动员大会。会上，吴从科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试制中的问题，宣布了试制机构和试制计划，并再三强调，要以克服“底缘拉脱”疵病为突破口，千方百计优选材料和降低钢壳的抽壳力，以枕戈待旦的精神，不断地吸取工人群众的智慧，力争尽快试制定型，投入批量生产。

在吴从科的组织实施和关注指导下，试制小组迅速把脉“会诊”，摸清“病因”，积极采取有力措施，突破了战术性能“三关”。在优选材料时，技术人员拿不定主意，吴从科大胆决策，确定了1963 年钢弹壳生产全用棒材下料，并立即派人前往湖北大冶钢厂签订了相关圆钢合同，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材料消耗。在棒材下料过程中，吴从科又根据生产钢球经验的启示，提出利用钢球下料挤球工艺取代板材下料的方法，解决了材料利用率始终不高的问题。面对缺乏大型专业机器设备的突出矛盾，吴从科果断采纳老工人陶基成、董伯阳的建议，决定自造设备，并迅速拟定了自造5 大类13 个型号的96 台（套）设备的计划，彻底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在首次运用大型设备加工任务时，吴从科及时向群众表明态度：“在新设备试制过程中难免出问题，花一定的学费是正常的，只要简单可靠、使用方便，可以大胆干、大胆改，不要顾虑重重，要解放思想。”从而消除了工人中产生的怕出事故、怕造成浪费、怕完不成任务的“三怕思想”，坚定了早日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决心。

1965年4月12日、10月16日，经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鉴定，同意批准14.5mm和12.7mm两种“大口径钢弹壳”生产定型。

经过8年的艰苦奋战，历尽艰辛曲折，工厂终于试制成功了大口径钢弹壳，开创了中国枪弹史上“以钢代铜”的先例，结束了大口径枪弹壳生产用铜的历史。

“钢弹壳”的诞生，标志着工厂自主创新取得了伟大成果，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开创了中国军事工业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