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彭士禄（1925—2021），男，1945 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顾问，2018年11月离休。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时代楷模”称号（追授）、核工业功勋奖章。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英烈后代

广东海陆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最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为全国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战士之一彭湃，是彭士禄的父亲。

彭士禄的父母家境优渥，却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将家产无私地分配给农民。在彭士禄还不足四岁时，双亲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这颗革命英烈的火种在党和老百姓们的保护下慢慢长大。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坎坷的童年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在有机会走进课堂的时光里，彭士禄潜心学业，一心为国家学本领。1956年，正准备留学归来的他毫不犹豫地听从了党中央的召唤，转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担起了为祖国核动力事业发展开天地的使命。

“彭大胆”与“彭拍板”的家国情怀

1958年中国核潜艇工程启动，学成归国后的彭士禄很快成为核动力技术骨干。1962年，他受命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工作。研发团队里来自五湖四海的队员们对“核动力”的了解却几乎为零，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学核动力的。为此，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中，对技术问题的意见不一致使得大伙儿常常发生争论。每每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会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试验，用试验结果说话。根据试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因为他办事果决，敢于负责，敢于拍板，大家都非常信任、爱戴他，从那时起，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彭大胆”“彭拍板”。

1968年，在祖国西南山坳里，陆上模式堆建设工程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停滞不前。彭士禄忧心忡忡，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大声疾呼：“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这与当时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口号可谓是对立的，所有与会人员都惊呆了。会后，有人悄悄对他妻子说：“这样的话都敢讲，就不怕有人检举揭发他？”彭士禄不怕。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升一档功率，各种问题也随之增多，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声音也愈发响亮。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终于，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艇用核动力装置达到满功率。

彭士禄常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搞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他到哪里，就把敢拍板的精神和国家核动力事业发展的关切带到哪里。成为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之后，彭士禄决定将“招投标制”引入工程建设中。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的头脑中还满是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对这一大胆变革持怀疑态度。最后由彭士禄拍板，大胆坚持了招投标制。也正是这一坚持，使我国核电自主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彭士禄的“三张牌”

依靠超凡的意志、扎实的积累和过人的胆识，彭士禄成长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领军人物。他从工作和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凝练出解决问题的“三张牌”。

第一张牌叫“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他遇事从来不愿意在纷繁复杂中过多纠缠，吃、住、行等各个方面都尽量简单，在对学术、专业知识的处理中，他也一样习惯化繁为简。

1986年4月26日，蘇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而当时国内正在建设大亚湾核电站。香港100多万人为此签名反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他们认为核电站一旦出事故会如同原子弹一样发生爆炸。彭士禄身为核动力专家，将艰深晦涩的理论知识化为民众易于理解的话语，耐心地答疑解惑。爱喝酒的彭士禄说：“核电站就像啤酒，铀含量约为3%;原子弹像酒精，铀含量高达90% 以上。酒精用火一点就着，而啤酒是点不着的。”简单的比喻将核电站不会爆炸的道理解释得通透明白。

第二张牌叫“懒汉牌”。这张牌的目的是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从而积聚团队的力量。彭士禄用这种方法调动群众、培养年轻人，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女。他说：“外界变化快，新的技术发展快，要学会打‘懒汉牌，放手让年轻人去干。”他用“懒汉牌”打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包括他从西南山坳带到广东参加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十位技术骨干，后来都成长为核电领域的风云人物，人称“十大金刚”。

第三张牌叫“糊涂牌”。彭士禄曾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对公，总是明明白白，对私，诸如名利、晋升、调级、受奖、涨工资等，都很糊涂，长期以来不知道自己一个月拿多少钱、上下班坐的是什么牌子的车、住房有多少平方米。

彭士禄的“三张牌”，打通了他学术向上攀登的阶梯，为我国一代代在核工业领域攻坚克难的前行者打亮了指引方向的灯塔，更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打开了光辉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