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骅

凡事有始必有终，工作之初我就朦胧地想过：我工作的终点在哪里？我1971年参加工作，及至2013年退休，42年工龄，而我在《民主与法制》社工作了二十一年，恰是我工作时间的一半。

时逢本刊出版千期，桂明总编辑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往事忽地涌上心头，我想起调入本社的情景。

那是1991年年底，我与当时本刊总编辑王树人取得联系。我与王老是在一次全国党刊会议上相识的，他那时任中宣部宣传局局长，我有幸替他整理讲话稿。王老是厚道人，可能觉得文稿整理得不错，掏出笔记本很认真地记下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调入北京市委宣传部，王老知道后劝我到本社工作，他在电话里很实在地对我说：“我们这儿比市里视野宽广，收入也高，你就来吧。”我做过十年期刊编辑，对办刊有兴趣，于是决定来本社，但调动却费了老鼻子劲儿。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志坚不放人，说不愿在机关呆，市属新闻单位有的是，干吗非要离开市里？这次调动延宕了半年，王老找了不少领导疏通，最后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的斡旋下，李志坚才同意放人。

1992年6月的一天，我来社里报到。本社当时在西城区二里沟西口一所小学的两层楼办公。记得是个午后，社里同仁们吃过午饭，正在一楼的大房间午休。有几个人围在一起打扑克，看上去其乐融融。小楼外表是鹅黄色，楼顶竖立着金色的彭真手书“民主与法制”五个大字，斜阳照在上面，小楼呈现出一种迷人的暖色调，金色大字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