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是世纪之交进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的，在没有和张涛谋面之前，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对于他评价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看书真多”。当时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中，有几个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文学少年：黄平、张涛、田应渊和李振等。他们几个年级不同，年龄略有差别，但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都差不多。那个时候文学院讲座很多，主讲的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听讲的少不了这几位热血青年。既然是热血青年，听完讲座后便是一阵激情迸发式的提问甚至诘难。有些同学的观点之深刻、言辞之激烈，有时候让我这个主持人既欣慰又不无尴尬。我记得最激烈的一句话是听完一位著名学者的讲座之后，有人当即发难：“为了反驳您我已经等了好久了。”然后便滔滔不绝地从学理上对其观点进行反驳，当时我在旁边真的是又气又爱。好在这位年长的学者并不介意，笑吟吟地说我感谢你等了这么久。我记不得那位提问的学生是谁了，也好像不是他们几位中的一个。后来，那位学者对我说，吉林大学的学生有深度。我解嘲地说，像我一样，也“冒虎气”，东北虎嘛。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只是托词，这种性格的形成真的可能有我些许责任在里面，因为我做院长伊始，就提出“鼓励个性保护叛逆”的教育理念，当时对于学生工作，我最不欣赏的一句话是“便于管理”。“便于管理”实质上是将高等学校与某种司法设施的功能与目的相混淆，高等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是否便于发展、便于创造，是否便于培养优秀的人才。我一直认为，如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和老师一样，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教育;如果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在学术上与老师对着干，并且超过了老师，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后来想想，我并不一定适合领受这份责任抑或荣誉，因为放眼望去，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都有这种思想个性，这是培养张涛们学术成长的大环境，是新文化启蒙理性的一种人文情怀。

后来和张涛第一次谋面，还是在学术讲座上。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冷峻。他冷冷地提问，更冷冷地反驳。这种提问和反驳再一次印证了别人对他“看书真多”的评价。张涛留校后，我们接触得更多了。接触最多的场合是研究生的开题、预答辩、答辩等环节，因为好些年他都是学术秘书，不管是身为助教还是研究生导师。而从他在朋友圈晒出的为他家“领导”——宝贝女儿做的各种各样的饭菜，还有古拙和童稚相融风格的书法作品中，我又真切地感到了他在生活中的温情。团结和谐、幽默风趣而学术立场相似，是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几代教师们的共同传统和风格。大家一有聚会，便总是高谈阔论然后就是哄堂大笑。无论是男女老少，往往是没大没小毫无顾忌地开玩笑，连德高望重的刘中树老师也同样和大家时不时地开玩笑，当然我是他主要嘲讽的对象。张涛加入这个群体时间不长，但是很快地染上了这种风气，融入了這个团队之中。他说话不多，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就调侃几句，说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往往有点诡谲。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冷峻可能仅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者表面，主要是一种学术的个性和逻辑的理性。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我进一步发现，张涛对于一些学术问题很少“顺着说”，往往都是“对着说”。这种话语方式不仅来自“看书真多”的自信，更来自独异、深刻的思想个性。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北小子”有点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孩子，面对一片喝彩而时不时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真话。

张涛在讨论学术问题或者评价学生论文的时候，依然保持了那份“冷峻”抑或理性。说话不多，但是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却往往点中要害。“冷峻”于是也渗透在他的学术风格中，显示出一种学理逻辑的理性。“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是最鲜活、最灵敏、最多样化的，对之进行学理性思考，特别是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阐释，无疑是必要的，也是一条重要的深化之路。”①他对于欧美汉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关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著作的评价，在今天已经渐渐超出了学理的范围，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太一致的评价。此情此景再读张涛有关洪子诚学术研究的评价，便感受到格外深刻的学理性和历史感：“《读作品记》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我的阅读史》中的‘轻松风格，但洪子诚先生又把‘个人史与‘文学史融合在一起，在‘轻松之余，还有强烈的‘历史感。用自己的阅读史与生命体验（尤其是一些涉及个人趣味的艺术形式）去激活当代文学史中的问题。同时，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也能够将他‘亲历历史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再度激活。正是在‘个人史与‘文学史互相激活的良性互动中，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面对洪子诚文中对于1970年代和1990年代社会变幻中的历史性意识，张涛表现出一种逻辑的理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现代史学的、文化研究的、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阅读，是不大会提出上述问题的，即便能有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论述，也完全不是这样的表述方式。因为我们的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会看到什么样的‘问题，同样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会有什么样解决问题、论述问题的方式。”②这种清醒的逻辑理性来自思想的个性，他想说的明显多于他所表达的。我一直说，人文学术重在思想的创新，而不在于思想的重复。这一点，在张涛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张涛的学术兴趣除了对于最新的作家作品评价，大多都是在做一种学术反思。例如，他认为“在对《废都》的诸多批评与诟病中，究竟有哪些是批评家面对‘纯文本的发言，究竟有哪些是寄予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困境窘迫，以及试图摆脱这种尴尬失语的努力与再度崛起”。一部作品的评价背后，其实是对于历史以及历史情境中人的评价;一种意识的形成，是文化价值观碰撞融汇的结果。张涛的学术理性是敏锐的，这种敏锐是建立在对于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态势深层判断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一度陷入停滞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启，从传统走向现代再度成为时代的主潮。”他在对《废都》的评价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年比较年老的或者在80年代相对“保守”些的批评家，“他们对《废都》大都还是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而且“老批评家们赞赏《废都》的是对现实入木三分的批判”，而那些“中生代学人、批评家或许在意的是《废都》中的庄之蝶们的生存状态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危机间的相似”，新老批评家间的差异在于“老批评家们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环境中的保守姿态，让他们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已经逐渐地边缘化了，而中生代学人、批评家则不同，他们在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是处于主导和中心位置的。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知识分子话语本身就开始逐渐地边缘化了，中生代学人、批评家自然也难以免除这种遭遇。或许老批评家们的现实主义话语已然在80年代后期开始退场，在90年代的话语争夺中，更难获得竞争力和生命力，反倒是中生代学人、批评家所秉持的人文主义话语，可以在这场话语争夺中一试牛刀。正是这样一种还可一争高下的可能性，让这些中生代学人、批评家在对待贾平凹及其《废都》时与那些老批评家有所不同”③。张涛凭借逻辑理性发现了年龄时段与文学批评话语的差异与处境，但是如果再换个角度考察，可能会进一步发现二者文化价值观背反的事实：老一代认为年轻一代过于保守，年轻一代认为老一代过于激进。这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罕见的逆进化现象，其成因并不复杂。关于这一点，其实和张涛平时交流时我们对此是有一定共识的。

说实话，张涛刚刚毕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曾担心他看的书都成了硬件存在头脑中，不能转化为思想的软件。然而，过了不长时间，张涛用井喷式的学术产出快速扫除了我的担忧。这种学术成果不仅仅是量的统计，更是一种质的创造。现在年轻人学术之路并不好走，毋庸置疑张涛有一个好的平台，但是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无论是什么“搭台”，“唱戏”的主角必须得由自己扮演。登台了，唱得好不好就得全靠自己了。张涛的戏唱得韵味十足，已经有模有样了。

我常常和张涛自嘲，说咱俩都是“车轴汉子”。他个子不高而身材敦实，思想迅疾而步伐舒缓。不过，这种步伐走在学术的旅途倒不怎么舒缓，简直有点快步如飞了。我预感，他在这条路上会越走越好。最后我还有一点愿望：希望他以后在深邃、探寻的犀利目光中，再增加一点柔情和温度。

【注释】

①王兆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偏颇与调整》，《华夏文化论坛》2021年第1辑。

②张涛：《当代文学研究“生长记”——洪子诚著作阅读札记》，《名作欣赏》2018年第13期。

③张涛：《错位的批评与知识分子话语重建——重评“废都现象”》，《文艺争鸣》2014年第1期。

（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