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曙 梅思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财政实行地方大包干制度，激发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诸侯经济”的膨胀导致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总体财政收入的比重，我国在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总体呈现出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的非对称逆向运动特征。地方政府开始面临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日益扩大，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困境。为了实现财政平衡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地方政府普遍衍生出所谓的“土地财政”，并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大举借债，从而不仅提高了地方财政的非规范性，也加剧了地方财政风险。

为解决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中央政府主要通过转移支付制度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再分配调节机制的手段，在合理运用的情况下能够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使地方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特别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接近基层、熟悉实际情况的优势。但随着我国中央转移支付规模的不断扩大，转移支付在平衡地区间财力方面的作用虽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着资金分配不规范的问题①。具体来说，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相对较规范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在计算各地区标准财政收支差额时存在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专项转移支付更是缺乏明确的分配方式，因此受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