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明代的“薄俸制”在历史上很有名。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明代俸禄确实是非常之微薄，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思路有关。

因为出身贫苦，朱元璋终生痛恨贪官污吏。他曾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残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贪贿摧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朴素的农民式思维，让他认为“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他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为由，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

所有官员一律低薪

从唐代开始，地方现任官员俸禄中都有一项特别稳定的收入——职田收入。但是朱元璋却毅然废除历代相沿的职田制度。原因很简单，他要把天下官田都留着赏赐给他自己的子孙。各地王府的赐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没有职田，明代官员俸禄中只剩下粮食也就是禄米这一项，而且标准也大大降低。明代正一品年俸是禄米1044石，到了正九品才66石。这个标准是历代最低的。

顾炎武说，唐代上州司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数百石，还有月俸六七万钱，收入足以庇身给家。而明代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明代俸禄制与秦汉以来历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宋代以前，历代虽然低级官员收入不高，但中高级官员通常都是高薪。而到了明代，连高官也得承受低薪之苦。明朝中后期，最高级的正一品官员的全年俸禄折合成银子不过才300两左右，抵不上一个京师富家子弟3个月的花费。所以明代低薪制是贯穿上中下级所有官僚的情况。

明代薪俸本来已经很低，但是洪武朝之后，官员俸给还实行“折色”，也就是因为仓米不足，折成其他东西发给。折来折去，越发越少。最高正一品年俸折为221.5两白银，一个知县年俸仅折为27.49两白银。即便加上所有补贴，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5两，折换成现在币值，1000元左右。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1000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

让人盆满钵满的“常例”收入

然而，再看看各种陋规，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奔走仕途了。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任淳安县令时，录下当时的“常例”收入。其中在县令一项下有这些内容：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可以作为官吏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引每一百引收银一钱，共计五十两。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钱，共七两。催甲每里银一两。样漆一百觔。俸米每石折银一两。柴薪每一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份常例清单中有三项，即知县“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因为无法知道基数，所以无法计算结果。综算其余小项，大约可得白银2665两至2723两。这样合计起来，一個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3000两，如果粗略按1两值200元人民币来算，折合人民币现值60万元。国家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这笔收入还是一名奉公守法的知县的“合法”收入，尚未考虑其他人情往来。通常知县刚上任之际，会有一笔“迎接银”，知县离任之时会有一笔“送别银”。这两笔收入每笔也有2000两左右。

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海瑞就说，“今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

明代规定外官3年一小考，9年一大考，考核结果不好，即有遭降黜的可能。所以下级官员向上主动献纳“常例钱”就渐渐成了官场惯例，每到考成之年，地方官员都公然贿赂请托。地方官场也要送礼。海瑞说，“旧例就三年里甲中科派一里一两，三八共二百四十两。中取七十二两馈本府，十二两馈府首领，六两馈府吏府上”。就是说地方官员在京察之年必须“盛辇金帛以奉京官”，而知县在参谒知府府邸时又必须送钱。这些支出加到一起，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是陋规却“一日不可无”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明初禁止的。然而，明太祖去世以来200年，这些常例陋规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全国1000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除了知县之外，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有自己的常例。比如县丞主簿是“夏绢银八十两，夏样绢四匹，农桑样绢二匹，秋粮长银十两”，收入大体是县令的五分之二左右。典史也有“出外里长供应并店银人情纱绢书帕”等项。

除了官员之外，县政府里还有一种角色，叫“书吏”。明代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地方各级政府也对应设有“六房”。大体而言，县里的六房相当于今天各地县政府下属的“局”或者“科”。“书吏”也就是县政府的普通办公人员，相当于主任科员或者普通科员之类。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衙役”。就连他们也都各有各的“常例”收入，而且收入还不低。这是因为科举时代，进士举人们并无任何专业知识，很多公事都交给书吏和衙役去处理。

这些人是县级政府的具体办事人员，也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每天都与百姓打交道。知县没干几年就要调走，但是他们却是长期在本地工作，更加了解地方民情。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靠这些人，于是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就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

所以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