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米

阿富汗，故事仍在继续。

8月17日，阿富汗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留在阿富汗，仍要组织力量对抗塔利班。

在总统和第二副总统已逃走他国的当口，萨利赫宣传自己“永远、永远都不会向塔利班低头”的姿态，或许是想给那些不服从塔利班的人，营造一丝希望。

但在喀布尔，塔利班已经以胜利者和执政者的姿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相比于1996年那次掌权，这一次，它的公开表现温和了许多，也就世界的关切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声称将“组建一个有各方参与的‘伊斯兰政府”“没有人会被报复、被审问”“私营媒体可以继续自由工作”“阿富汗不会被用来对付任何人”“女性将非常积极活跃，不会有歧视”等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塔利班高层近日还在电视上，公开接受了女记者的采访。背后的信号，不言自明。

自我变革的失败

不过，鉴于塔利班上次执政时期对“非伊斯兰”，尤其是女性表现出的不宽容，以及震惊世界的炸毁巴米扬大佛等行为，外界对如今塔利班的表态保持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分析认为，观察近来的塔利班，它的执政基础从人员构成到宗教理念，要说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至少目前谁也不敢下定论。

在这次的发言中，发言人也确认了“伊斯兰教法之下的统治”，女性所能获得和享有的权利，当然也是在“伊斯兰教法系统之下”的权利。

所以，塔利班的特殊性意味着，不能将它和普通世俗化的革命力量同等看待，它在建立政权后，能否经历从暴力的革命逻辑到建设的执政逻辑的自我转变，下定论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塔利班的此次执政，依然是阿富汗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不同于很多国家的是，它的现代化进程，交织、纠缠着各种最为复杂的人类问题：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整合挑战，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割裂，帝国的进入与反帝的拉锯，内部世界伊斯兰宗教力量与各种世俗化、现代化方案的博弈。世界大国势力在这里明争暗斗，强国在这里掰手腕，区域强国在下面暗度陈仓。在这样复杂的历史面前，任何简单的断语都是盲目而片面的。

从现代化的视野来看，在最初遭遇英帝国入侵的过程中，阿富汗作为一个国家就开始了整合的尝试，也从一百年前开始就走上了世俗化改革之路。1920年代，阿曼努拉国王（1919年至1929年在位）学习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颁布新宪法，在世俗化方面不可谓不坚定。在日常生活方面，规定罩袍不是女性外出的必穿衣物，男人也无权要求女性的穿戴，蓄须男子不能为政府工作，官员上班必须穿正装打领带，不能戴头巾，穿长衬衫，灯笼裤。国王以身作则，倡议一个男人只娶一位妻子。

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位国王世俗化的努力，在这片土地上过于激进了。他的努力没有持续多久，就遭遇挫败，之后他携妻子逃亡意大利，终老他乡。

阿曼努拉的后继者萨考（哈比布拉），则恢复了传统的沙里亚法，取消了女性的受教育权，规定女性必须穿戴布卡，外出要有男性陪护。

沙里亚法要求女性外出必须穿戴名为“布卡”的罩袍——最为严实的一种宗教派别服装，连眼睛也不能露出

这样的回合后来不断上演，在进步与保守力量之间，在希望将阿富汗各民族融合进单一政治体的强势的集权君主，和乡村、部落、地方头人、宗教权威之间，阿富汗在各方力量的拉扯下，几经政权更迭。从政治强人达乌德，到形象颇为亲和的查希尔国王时代（这位国王颁布的新宪法，在自我约束方面丝毫不输于任何尝试现代化转型的君主国家，比如要求任何王室成员和国王近亲都不得进入议会和政府机构担任公职），循环往复。

不过总体上，阿富汗在朝着更世俗化、现代化，而非更保守、更传统的方向挪动。只不过，挪动的步幅，总跟不上现代政治文明的脚步。

外部改造的失意

冷战期间，美苏出于对阿富汗的争夺，主动将高速公路、大楼、学校，吃喝玩乐的现代元素引入阿富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喀布尔，唱片、酒吧、西式服装，都已经开始流行。

但一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阿富汗其实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屡屡试验世俗化改革的、接近现代文明的城市世界;一个是代表着庞大的旧阿富汗的，以不识字的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村世界。

現代化在城市铺开了，但是乡村并未获益，在阿富汗出生、长大的阿美混血儿，《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塔米姆·安萨利，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沿着任何一条神奇的现代高速公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通向不知电力为何物的村庄”，“距阿曼努拉下台已逾三十年后，相关的消息却一点也未曾吹进偏远山区，村民还在询问这位前国王的健康状况”。

后来掌权的人民民主党和意图掌控阿富汗的苏联，都认识到了乡村是改造阿富汗的最大障碍，但他们的乡村改造运动在这片土地上又太粗暴而鲁莽。

均分土地的平民化改革并未使农民获益，外来帝国的无神论和伊斯兰格格不入，反抗时有发生，反抗者却难以辨认。他们平时是农民，放下锄头马上能拿起武器。不堪其扰，失去耐性的苏军无差别伤害，对乡村进行密集轰炸，在田地里散布地雷，扫射牲畜，企图以此把农民逼往城市。

在塔米姆·安萨利的观察中，苏联对阿富汗自我变革进程的破坏性中断是影响深远的，它不仅造成了上百万的人口伤亡，流离失所，而且破坏了进步派和保守派的原有的脆弱平衡。保守派中，反抗组织在竞争中日益激进，在战争的残酷教育中，滋养和善性情的天伦之乐被刀枪见血的生存竞争取代，阿富汗的民族性格随之变异。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它还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威体系。曾经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和世俗长老的权威大大衰落，神职人员权力高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极端宗教力量的壮大，也增加了世俗化改革的难度。

所以，若以反帝反殖这一二十世纪的世界进程的主要逻辑来观察和分析阿富汗，是远远不够的，两百年以来，它的确让英、苏、美三个帝国五次陷溺于此，阿富汗本土力量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但反帝的努力也带来了阿富汗内部因素的深刻变化，这就是宗教。

几次的帝国入侵，激发了阿富汗人民的宗教情节，它代替民族主义，成为阿富汗各部落最重要的精神黏合剂，并汇流到整个世界范围内保守化伊斯兰力量兴起的大潮。

在苏联占领期间，喀布尔某个不知名角落里传出的“真主至大”，就能够唤起整个城市的回应;一句“他们吃猪肉”，就能够得到底层普通穆斯林对“非我族类”的反感，甚至敌视。

苏联势力彻底退出后的几年，喀布尔局势动荡，战火不断，几十万人又逃往农村，几百万人流浪巴基斯坦、伊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苏联“消失”后的多年，阿富汗都是满目疮痍。

无家可归的孩子，要么进入巴基斯坦神职人员建立的宗教学校，或者接受沙特阿拉伯注资推广的瓦哈比教义，追求“纯净的伊斯兰”，他们的理想世界不在一个现代化的未来，而在过去，那个“纯净的伊斯兰”下的完美社会。

后来美国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在伊斯兰复兴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各股力量。其实一开始，塔利班掌权的阿富汗也并未受到美国的太大重视，直到激进伊斯兰日益壮大，以至于威胁到西方世界及其珍视的价值观时，美国才惊醒并正视这股已经来到眼前的挑战。

随后的故事已为当代人熟悉，美国不仅没能帮助阿富汗建立起一个有自我治理能力的世俗化所谓民主政权（在最近声明中，拜登总统倒是没承认美国的目标在此，而认为美国的目标只在于反恐，并且成功做到了），还深陷于阿富汗，抽身艰难，最后竟撤退得如此仓促，以致造成政府军一溃千里、塔利班攻城略地，喀布尔大逃亡这样丢尽颜面的结局。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困于整个体系的腐败，还没来得及从失败国家的泥淖中挣扎出来，就政权易主了。

从英国到苏联，再到美国，强权虽然在暴力上具有绝对压制能力，但始终也无法有效控制阿富汗全境，反抗力量的生机在乡村，在部落，在沟壑纵横的山谷，在每一个毛拉身上，在被他们阐释的伊斯兰教义中……

不容忽视的存在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阿富汗有并不欣然接纳现代性的“存在”，“自以为是”的现代人会奇怪为什么那些偏远的地方没有发展出现代性？为什么他们要视科学与现代为洪水猛兽？除了这种几乎等同于西方化的现代化是裹挟在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强迫中带来的，从激进伊斯兰视角来看，基督教的世俗化改造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堕落。

在基督教和理性之间，科学和人文找到了缝隙，并且开辟出了现代性的空间，但相比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人神关系上的空间，明显要小一些。“穆斯林”字面之意为“顺从”，所以，人在安拉面前是绝对的服从者。所以，就衍生出这样的观点：进步派在立法方面的世俗化改革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守派认为人是不能立法的，只有安拉才可以，那些人文主义、个体主义的东西，就是一种在边缘地带的危险试探。所以，保守派中不乏这样的认识，即西方世界如今的种种问题，就是不信神的世俗化方案所造成的。

所以，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多股反抗力量，对他们所认为已经失去了信仰的世俗穆斯林的仇视，不亚于入侵的侵略者。各股反抗力量在共击外敌的同时，也不忘将砍刀伸向不合己意的阿富汗人。

2016年5月27日，阿富汗赫拉特省，一群与阿富汗政府军对抗的塔利班武装成员在帝国势力和世俗化进步派之外，乡村保守宗教人群构成了日益强大的第三股力量，在伊斯兰构成阿富汗人精神底色的这片肥沃土壤上，源源不断地获得养料。这股顽强的阿富汗本土力量，既反对非西方的现代化改造，也不认可有着基督教背景的西方道路，是伊斯兰的号召将他们聚在一起。但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普通阿富汗人，在过去长期的残酷竞争中将伊斯兰狭隘化、激进化，谁极端，谁才能胜出。二十年前，塔利班就在这一竞争中胜出并一度掌权，世俗化变革的空间也在塔利班的掌权中被压缩。

“阿富汗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不管是二十年前还是現在。”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但考虑到一路走来的经验、成熟度和愿景，“我们和二十年前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

希望二十年后的塔利班真的不一样。阿富汗人太需要一段长时期的安定秩序了，塔利班的掌权或许能满足这一点。但是它能提供什么样的秩序，这个秩序能否以现代文明的标准包容女性、非穆斯林、世俗穆斯林，全世界都在等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