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程琳，王木林

(1.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上海 200092；2.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影响着党政国策的落地成效，关涉亿万农民的生活福祉，而村级组织发展质量、治理能力又与村干部素养能力密切相关。近些年来，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参与村两委换届选举的“富人治村”现象备受学界关注，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富人治村的运行机制和社会效果上，党国英[1]、卢福营[2]等认为富人治村是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富裕的积极因素，其中的关键机制是富人村干部利用个人经济资源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发挥了“先富带后富”的功能。但贺雪峰[3]、袁松[4]、魏程琳[5]等则指出，富人群体运用资本投资逻辑参与村两委换届选举，形成排斥中下阶层村民参与政治的机制，造成实质不民主、破坏公共伦理、稀释公共资源的负面效果。在富人治村的生发机制上，陈锋[6]、李祖佩[7]、陈文琼[8]等认为，乡村税费利益共同体解体、项目资源下乡、不完整的乡镇政权是富人主动或被动参与村治行动的结构性因素。为了完整展现富人村干部的形象，陈柏峰[9]和仇叶[10]又将富人治村细分为不同类型。

事实上，富人治村是中国农村精英政治的延续，杜赞奇指出，晚清及以前时期，拥有财富是进入乡村领导层的关键，家道中落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被淘汰出首事(村级组织的领导)行列[11]，当今学界关于能人治村[12]、新乡贤治村[13]的讨论亦属于基层精英政治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