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北海，马艳茹

(华中农业大学 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轨道。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人口的市民化，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农村人口的乡城流动与迁移。研究表明，人口向外流动常常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回流[1-2]，即乡城人口大迁移不仅表现为农民进城，还表现为农民工返乡。但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回流农民面临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还有生活环境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世界意义的重构[3]。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流农民也是回流地的陌生人。在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中，文化适应是社会适应中最直接、最深入、最困难的环节，相应地，文化再适应水平则是衡量回流农民是否融入回流地社会的关键指标。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高低可能会影响其在当地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回流农民长期在城市生活，现代化的经历使得他们比留守居民更具有城市性与现代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回流农民回到家乡所在地创业就业，在带动当地居民就业、传播现代文明与观念方面的作用初显，是回流地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带动者，是当地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4]。另一方面，部分回流农民面临着失业、社会关系断裂等适应问题，这些适应困境可能导致上述群体“游民化”“灰恶化”的风险，冲击当地社会和谐稳定[5]。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回流农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