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分析语义的历史演变。从演变的类型、模式、机制及方向几个方面探讨语义的历史演变问题。文章分五部分：1.概说，2.语义演变的类型，3.语义演变的模式，4.语义演变的机制，5.语义演变的方向与原始语义重建。

关键词 语义 历史演变 比喻 转喻 语言接触

一、 概  说

语言演变中，词语的变更与词义的改变是最容易引人瞩目的，一般人也很容易察觉到几十年前或十几年前常用的一些词语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或者固有词的词义现在更常用另外一种说法了。表1是汉语上海话一些常用词语近一百年的词语更迭情况。

表1的词语都是在一百年左右发生的词语更替现象，旧的词语逐渐被新的词语替换。一方面，新旧词语的更替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新旧词语会在一段时间内共存，旧词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随着新兴事物的兴起、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大量的新词语不断进入语言。如汉语里“新冠病毒”“核磁共振”“人工智能”“微信”“网络”“月嫂”“丁克”“月光族”等都是近几年或近三四十年才产生的。有些词的语义与原先的也不一样了。比如英语里gay的词义以前是“高兴的”，隐喻义“放荡的”是从“高兴的”而来，从“放荡的”再引申为“同性恋”。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同性恋”这一词义才成为gay的主要意义。相对应的汉语“同志”一词也有类似的演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汉语的“同志”还是指“革命队伍中志同道合的战友和朋友”，后来才开始同时带有“同性恋”的含义。

词语的变更与语义的改变虽然显著，但是与音变、句法演变研究相比，词语的变更和语义演变研究是相对滞后的。滞后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词语更迭和语义演变涉及语言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就是说，要研究一个语言的词语更迭和语义演变，还要对这种语言的社会、文化以及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生活习惯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和研究。由于语义演变与各语言中的文化、环境、习俗有密切关系，所以就很难从纯语言学角度寻求跨语言的语义演变模式和规律。第二，历时演变跟共时描写和研究密切相关。共时语义调查研究相对滞后，尚未有一套公认的调查方法。一个语言的共时语音系统是可以通过语言调查快速获得的，共时句法系统的大致内容、范围经过一番研究也可以大致知晓。语音系统和句法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系统内的成分是可数的，而且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获取一个语言共时的语音系统、句法系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一个语言中的词汇是开放的，很多词还是多义的，可能一个共时语言里的语义项是无限的，因此也就很难据此总结出一个语言的共时语义系统。共时研究不充分，这也影响了语义历时研究的进展。第三，大多数词的语义是多义的，词义的多义性和差异性不仅存在于单词，有的还显现在不同的句子环境中，甚至有的还要靠话语篇章的分析才能显露出来，因此语义分析和总结的难度也就相当大，这也是语义演变研究滞后的一大原因。第四，词语更迭和语义演变研究滞后的另一原因是，至今尚未有一套公认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框架用来研究语义的演变，不像研究语音演变有公认的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

上述四点关于语义演变研究滞后的因素中以第一点最为主要，是导致其他两点的直接原因。我们举印欧语的两个语义演变的典型例子来说明。第一，法语的voler是“飞”和“抢劫、掠夺”的意思，法语中有这样的句子：le faucon vole le perdrix （在飞翔中到达目标并捕获）。若要将“飞”与“抢劫、掠夺”之义联系在一起，除非是知道该词在法语里跟“猎鹰”有联系。猎鹰是一种在飞行时捕捉猎物的禽鸟，所以法国人就把“飞”跟“抢劫、掠夺”的意思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个例子是拉丁语prōclīvis，原来的语义是“下坡”，后来演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义项：“容易”和“困难”。“下坡”演变为“容易”是情理之中的，演变为“困难”却颇难理解。但是，结合当地罗马城的情形就能理解了。原来当时罗马城装载货物的运输工具是大且笨重的牛车，这种牛车没有很好的刹车装置，导致下坡困难危险。所以“下坡”才会演变为“困难”。这些例子都说明只有联系当地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合理解释看似“不合逻辑”的语义演变。

研究语义演变时，要时刻牢记各语言有各自的历史人文背景。语义演变背后的文化、风俗的特殊性，使得语义演变的规律无法在不同语言里推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文化、风俗的特殊性，找到一些词语更迭和语义演变的类型和规律，继而透过现象找到语义演变的一些内在认知机制。

语义演变研究还要厘清下列几个基本的观念。

词语的更换与词的语义演变。词语的更换是指不同时代相同或相近的语义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述。比如表1属于词语的更换，二十世纪初的“担”现在更换为“拿”，“担”和“拿”属于不同的两个词。词的语义演变是指同一个词在不同时代语义发生了变化。如汉语中的“闻”，最早的语义是用耳朵“听闻”，后来演变为用鼻子“嗅闻”，这是同一词在不同时期的语义演变。所以词语的更替与同一词的语义演变要区别开来。本文主要讲同一词在不同时期的语义演变，也会涉及由于词语更替而引起的词的语义变化。

一个语言的词汇里，有些词只有一个义项，称为单义词，这些词大多是专科术语名词，姓名占最大的比重，比如“方程、中子、超导、白血球、染色体、杜甫、屈原”等。但是更多的日常用语词不只有一个义项，这些词是多义项（polysemy）的。一个词的多义包括本义、概念意义、引申义、语法意义、色彩意义、语境意义等，这些多义间有一定的关系。比如现代汉语里“骄傲”既有“自视过高，看不起别人”的意义，也有“自豪”的语义，两者褒贬色彩也不同，不过两个义项也有紧密联系，都含有自我评价好的意思。再比如汉语普通话“轻”一词有如下不同的义项：

1. 重量小;比重小（跟“重”相對）：油比水轻，所以油浮在水面上。

2. 负载小;装备简单：轻装、轻骑。

3. 数量少;程度浅：年纪轻、工作轻、轻伤不下火线。

4. 轻松：轻音乐。

5. 不重要：责任轻、负担轻。

6. 用力不猛：轻轻点一下头、轻轻放下。

7. 轻率：轻信、轻举妄动。

8. 轻视：轻慢、轻敌。

当然，这些众多义项有的是能单说的词义项，如上述的1、 3、 5、 6是词义项;有的是语素义项，如上述的2、 4、 7、 8是语素义项。但是不管是词义项还是语素义项，义项间都是有必然联系的。共时平面上词的多义是语义历时演变很重要的来源。

词的多义即使在一个言语社团里也会呈现差异性和变异性，同一言语社团中有的人掌握某类词的两种义项，有的人可能掌握这类词的三类义项，有的人在言语交谈中更多地用某类词的A义项，另一群人则可能用某类词的B义项，表4所举上海话“跑”的词义演变就是典型的例子。语义演变通过词的多义性差异逐渐在言语社团扩散，其中词的新旧语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会竞争并存。不像规则音变那样，相同的语音条件下会统一改变。

二、 语义演变的类型

1. 语义转褒（amelioration）与语义转贬（pejoration）

词语赋予的语义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含义可以往褒义色彩方向转变，也可以往贬义色彩方向转变。如汉语中的“乖”原指背戾、不和谐。苏轼《送郑户曹》诗：“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现多用于指听话、机灵、乖巧。如“这孩子真乖”。又如英语中的craftsman原指骗子，现指工匠、能工巧匠;nice原来的语义是“愚昧的”，现在的语义是“美好的”。英语里silly原先的语义是“祝福、受上帝保佑的”，但是现在它的含义不是褒义的，而是具有贬义色彩的“愚蠢”。

2. 语义的扩大（broadening）与缩小（narrowing）

语义扩大是指词在演变中除了保留原来的语义外还增加了新的语义，或者所表示的概念外延比原来的词义所表达的要大。如汉语的“雌、雄”指鸟的雌雄，现在“雌雄”用来区分一切生物的阴阳性了，包括花、鸟、虫、鱼、兽等。汉语里的“哭”原先的词义是指“悲痛出声”，“大声曰哭，细声有涕曰泣，大声而无泪则曰嚎”。现在“哭”的语义包括了原先的“哭、泣、嚎”。词义的缩小是指词所表达的概念外延比原先的词义缩小了。如汉语的“瓦”原先是指土器已烧之总名。如《礼记·檀弓》说“有虞氏瓦棺”。现在的“瓦”只是指房屋顶上的瓦片。“丈人”原是“老人之通称”，如《论语·微子》说：“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现在只能是指“岳父”。英语中的hound（读作hund）原先指任何狗，这种语义在同是日耳曼语的德语中至今还保留着，德语的hund语义就是指任何狗。而在现在的英语里该词只是指用来追捕猎物的狗，如小猎犬。

3. 语义分枝（bifurcation， or semantic split）

这种语义演变是指在词的语义演变中获取新的语义，新的语义与原来的语义有某种联系。比如汉语的“北”，《说文解字》释为：“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徐灏注笺：“北，背古今字。”所以“北”从原先的“相背”的语义，演变分裂为“人体背部”“北方”“败逃”等义。英语中pitch这个词除了我们通常说的“运动场地”“音高”等语义外，还有“程度深”的语义。比如pitch black是深黑色的意思。从语源来看，pitch原先是指一种深黑色的物质，如沥青。用深黑色的物质来表示“程度深”，再从“程度深”来表示程度副词“很”。所以在pitch black短语里，pitch语义变成了very、completely。有些人还会说pitch blue（很蓝）、pitch yellow（很黄）等短语。可以看出，pitch的语义发生了分枝演变：从深黑色物质到“程度深”，再演变为副词“很”。这种语义演变是可以看出新旧语义的内在联系的。

4. 语义转移（shift）

词的语义转移是指词原先的语义完全丢弃，演变成为完全新的语义，新语义与原先的语义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我们上面所举的英语词silly，原先的语义是“祝福、受上帝保佑的”，现在的语义是“愚蠢”。原先的语义与现在的语义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已经看不出任何联系。汉语的“闻”是形声字，形旁是“耳”，声旁是“门”，所以原来的语义是指听见。如《礼记》有“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闻”的语义转移为鼻子嗅。“听”属于听觉范畴，从听觉范畴转移到嗅觉范畴，跟原先的语义没有关系了。

语义演变不可能是无规则跳跃式进行的，必定是一小步一小步缓慢改变的。从听觉的“闻”到嗅觉的“闻”共享感官接受的特点，语义的转移可以说是在感官范围内的转移。英语里silly与德语的selig同源，德语的selig来源于Seele（灵魂、心灵），德语的selig一词有“无忧无虑，充满喜悦”的意思，跟Seele的语义密切相关。从“无忧无虑，充满喜悦”到英語silly语义“愚蠢、傻瓜”的关联性，可以看出语义一步步演变的过程。但是如果语义演变的中间某一环缺失了，语义演变的联系就会中断，看不出演变的过程，给人以跳跃感。

语义演变的分类并非截然的，很有可能一种语义的演变分属于上述分类的两类，英语silly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既可以分在语义转贬类里，也可分在语义转移类里。

三、 语义演变的模式

多义词的多义项（polysemy）一般是相互有联系的。如汉语里下列这些词有语源义、中心义、引申义。详见表2：

表2有些语源义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失，如“其”作“簸箕”义，“写”作“雕刻”义。但有些语源义还存在于现代汉语中。一个语词的中心义（core meaning）有时代性，现代汉语中词的中心义必须是现代汉语中这个词最重要的意义。而引申义则跟中心义有关，是从中心义引申而来的，有的词语引申义不止一个，有多个。相对于中心义而言，引申义也可称之为边界义（marginal meaning）。在语义的演变中，一个词的中心义有时候会跟边界义置换，从而引起语义演变。如汉语的“引”，根据字形分析，以前的中心义是“开弓”，在某一个时期除了中心义“开弓”外，还有“拿”“拉”“延长”“牵引”等边界义。到了现代汉语，“引”的中心义是“引导”，不再是“开弓”了，原来的边界义“引导”上升为中心义，而原来的中心义“开弓”则退居为边界义。整个过程如图1所示：

语义演变与规则音变不同，处于变化前后的两个义项不是你方唱罢我方才能登场，而是在某一时期两者共存一段时间，最后才是旧的语义消失，新的语义胜出。英语和汉语里有一个平行的例子可以很典型地说明这个过程。英语和汉语的“write/写”有十分相似和平行的语义演变。详见表3：

第一阶段英语的write和汉语的“写”都只有A义项“刻”。进入第二阶段，英语的write  和汉语的“写”除了有A义项“刻”以外，新的义项B“写”进入，不过此时B义项是边界义，中心义仍是“刻”。到了第三阶段中心义与边界义置换，英语的write和汉语“写”的中心义都变为“写”，而原来的中心义“刻”则退居边界义。到了第四阶段，英语的write和汉语的“写”都只有“写”的语义了，原先的语义“刻”完全消失。

由语言接触引进的新词其语义会对原先土语的同义词或对应词的语义造成冲击，从而会引起语义变化。一般来说外来新词和本地对应的土语词会长期共存。随着外来语影响的深入，外来语新词的某些语义项会对对应的土语层语词的语义产生冲击，使得外来新词与对应土语层语词的语义项的分布发生变化。我们在下文语义演变的机制里会详细分析。

四、 语义演变的机制

语义演变的机制主要有三种：比喻（metaphor）机制、转喻（metonymy）机制和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机制。

比喻是指A和B两件事物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或者可以类比，所以就用B来指称A，从而引起词的语义演变。比如法语里poutre原来的意思是“壮年母马”，后来语义演变为房子的“横梁、椽子”。壮年母马负载重担，房子中的横梁或椽子也是负载屋顶，马负载重物和横梁、椽子负载重物可以类比，这样就通过比喻的方法引起语义的演变。比喻是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A、 B两件事物可以用来比喻而发生语义演变的，除了A、 B两件事物本身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联系外，还有特定的文化因素。比如英语的pen来自中古时期的法语，本来是指“羽毛、羽茎”，后来词义演变为“笔”是因为古代西方人用羽毛、羽茎这种材料做笔，“羽毛、羽茎”和“笔”就有某种联系，用“羽毛、羽茎”比喻为“笔”是西方人的习惯使然，换作中国人就不会有这种语义变化了，因为中国人做笔的材料不是羽毛或羽茎。英语里bead是“串在绳子中的珠子”，这个词在中古英语里的意思是“祈祷”。神父往往手握念珠替别人祷告，所以语义从“祈祷”通过比喻的手段演变为“珠子”。“祈祷”与“珠子”两个词义并无必然的相似或联系，但是特殊的宗教活动或文化风俗为两者搭建起了关系，于是发生了从“祈祷”到“珠子”的语义变化。其他的例子还有：

英语field现在最常用的语义是“一块界限清楚的土地”，但是在下面的句子里用了比喻来表示“领域”这一语义：“He is a leading scholar in his research field.”（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一流学者。）从“土地”演变为“领域”是一种比喻。

英语里的tide（潮汐）这个词对应日耳曼语的“时间”，比如德语的Zeit、 荷兰语的tijd、挪威语的tid、冰岛语的ti，这些词都表示时间。原来很多日耳曼民族是用潮汐来计算时间的，所以“潮汐”与“时间”就有了关联。用“潮汐”来比喻“时间”也就理所当然了。

汉语里“头”原义是身体肩膀上的部分，是人的最高处，最高处也可以比喻为人和事物最重要的部分、最高级别，所以“头”语义演变为“领导”、事物的开始、顶端、最前端等义。如“头儿”“山头”“源头”“机头”等。

转喻是指一个词的A语义演变为与它有密切关联的B语义，尽管先前的A语义不包含B语义，但是A义与B义原本就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属于同一范畴的事物处在相同或相连的范围，往往会发生转喻演变。英语里cheek是“面颊”的意思，范围包括眼睛以下的面部。不过古英语里cheek的范围要小很多，只是指脸部的“颌骨，颌”。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cheek的语义从“颌骨，颌”扩大为整个“面颊”，范围扩大了。但是“颌骨、颌”与“面颊”本来就是有关联的。这种语义范围的扩大是在一个事物内部的变化，因为“颌骨、颌”与“面颊”都是处在相同的头部范围内，只是所指称的面积大小不同而已。也有用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名称来指称事物的全称。比如英语里用Washington来指称美国政府。在下列句子中Washington即转喻为美国政府：

Washington believ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not on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two peoples， but also in the interest of the world.

同樣，用“北京”也可指称“中国政府”;用first violin可指称“首席小提琴手”。

汉语中的词“眼”最初是指眼球。例如“子胥抉眼”（《庄子·盗跖》），“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史记·吴世家》）。作“眼睛”义到了东汉才开始流行（王力1980）499。“眼球”是“眼”的某一部分，“眼”词义从最初的“眼球”义演变为整个“眼睛”也是范围的扩大和延伸，这也是转喻语义演变机制。

汉语里“涕”在上古时期是指“眼泪”的意思。鼻涕在上古叫作“泗”，不叫作“涕”，《诗经·陈风·泽陂》“涕泗滂沱”毛传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到了汉朝“涕”由“眼泪”转喻到“鼻涕”。（王力1980）551“眼泪”与“鼻涕”都是感官受刺激而留出的液体，属同一范畴的液体，而且都在同一头部位置，所以这种语义演变符合转喻机制。

比喻和转喻的区别曾有人这样说过：用邻近部位的词来表达你的意思（转喻），用相似的词来表达你的意思（比喻）。[Using words for the near neighbours of the things you mean （metonymy） or using words for the look-alikes （resemblars） of what you mean （metaphor）. （Nerlich & Clarke 1992）137]

语义演变另外一种常见的机制是语言接触。两种语言接触，首先是从强势语言向弱势语言引进词语。有人认为引进词语是弱势语言的需要。其实并非如此，强势语言的词语渗透是强势的“倾销”，不管弱势语言有没有相同的词语。所以弱势语言固有的词语与强势语言强势倾销的词语会在弱势语言里共存、相互竞争，从而引起外来词语与本土旧词语发生语义变化。英语harvest是日耳曼语族本有词，它跟德语的Herbst是同源的，意思是“秋天”。当诺曼底法国人侵入英国，一时上层人士以用法语为时尚，法语词autumn（秋天）作为高层权威用词渗透进入英语。这一新来的借词与原先表示“秋天”的英语土语词harvest发生了竞争，最后使得英语土语词harvest的语义发生变化，它只能表示秋季农作物“收获”的意思，季节的名称“秋天”让位给autumn。不过英语土语词harvest原来的词义除了有“秋天”外，也有“在这个季节农民在田里收获”的意思，外来词autumn剥夺了土语词“秋天”的义项，但是土语词harvest仍保留“收获”的义项。

上海话动词“跑”的语义演变能非常典型地说明强势语言逐渐渗透改变语义的过程。上海话“跑”和“奔”的语义以前分别相当于普通话的“走”和“跑”：

上海话   普通话

跑走

奔跑

也就是说上海话的“跑”以前只有“走”义，“奔”才对应于普通话的“跑”。如上海话“跑堂”（在饭店大堂里行走的服务员）、“跑单帮”（走单帮）、“跑街”（旧上海在生意场上行走打听行情赚钱的人）、“跑一GF8C4医院浪费脱我一天辰光”（走一趟医院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普通话词语“跑”“走”强势渗透进入上海话，上海话“跑”增加了新的语义项。这样就使得上海话“跑”的语义场既有本土“走”的义项，也有新产生“跑”的义项。现在的上海话说“跑过来”既可以理解为普通话的“跑过来”，也可以理解为普通话的“走过来”。“奔过来”只能是普通话“跑过来”的这层意思。对上海老年人来说，虽然在他的词汇库里，“跑”也有“走、跑”两种语义，但是更常见的是“走”义，言语交际中“跑”这个词用得最多的语义也可能是“走”义（中心义）。到了中年一代的上海人，“跑”词中的多义项“走”和“跑”可能已经向“跑”语义逐渐倾斜。随着普通话渗透的加深，上海话“跑”中“走”的语义项正在逐渐消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大部分年輕人，他们的上海话“走”“跑”两词的语义已开始与普通话的“走”“跑”对应，“跑”中“走”的语义项完全丢失，只有“跑”义，与此同时，土语层“跑”义的“奔”也几乎在他们的词汇库里消失了。“走”的语义也完全给了词语“走”。所以“跑”完成了语义演变的整个过程。详见表4：

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的区别是第三阶段“跑”还是以“走”为中心义，“跑”是边界义，第四阶段则反过来，“跑”的中心义是“跑”，“走”则转为边界义。语言接触引进的新词语与土语层的词语会发生竞争关系，竞争的一种方式是对应的新旧词语会共存一段时间，与此同时，随着外来强势语言渗透力量的加强，外来新词语的语义会对土语层旧词语的语义产生冲击，使土语层旧词语义场中的语义项“妥协”，融入外来新词的语义成分，这样土语层旧词的语义场就重新做了划分，上海话“跑”词融入普通话“跑”语义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随着外来强势语言渗透的进一步加强，最终引起词的语义演变。由于语言接触引起本土词的语义演变在英语里也是相当多的。Stool以前是“王座”的意义，throne（王座）是外来词，进入英语后，stool就只有“凳子”的意思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外来词进入后本土对应词的语义范围萎缩了，外来词的语义成为泛指语义，对应的本土词语义从原来的泛指缩减到专指。

语言接触还会引发另一种词语的演变或替代。汉语南方方言受北方权威官话的渗透产生了一种南北方混合词，有人也称为“合璧词”（hybrid word）（游汝杰2006）。“合璧词”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它的产生一般具有下列特点：（1）前后两个语素来自不同语言或者方言。（2）前后两个语素语义相同。（3）前后两个语素语法结构并列。（游汝杰2006）如汉语南方很多方言，特别是江南一带方言说“潮”，对应的词在北方强势官话中是“湿”。强势官话方言的“湿”渗透江南一带，与当地的方言词“潮”竞争，产生了合璧词“潮湿”，语义则不变。这种合璧词大多与当地方言词共存，如“潮/潮湿”，只不过当地方言词使用更为口语，合璧词则接近当地方言的文读词。“寻找”“包裹”“宽阔”“房屋”“饥饿”“空闲”“说话”“肥壮”等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合璧词。随着强势语言渗透加深，这种混合词的本地方言语素的语义会逐渐淡化，最后消失。在封闭类词里会形成新的构词范式（word-formation paradigm）。如北方权威官话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是“我”，而江南吴语早先的第一人称代词是“侬”（《玉篇·人部》曰：侬，吴人称我是也。《集韵》平声二冬，侬：我也，吴语，奴冬切）。随着北方权威官话对吴语的渗透，吴语第一人称形成代词形成了南北方混合词“我侬”，它跟吴语本地方言的“侬”共存，形成“侬/我侬”变异，都表示“我”的语义。后北方官话影响加深，吴语本地方言词“侬”逐渐淡出，“我/我侬”成为新的第一人称代词形式。在混合词“我侬”里，“侬”的语义逐渐泯灭，成为代词的后缀。词义泯灭的标志是它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词缀类推出第二人称、第三人称“X侬”形式，也就是吴语“三侬”的人称代词构词范式：

我/我侬、尔/尔侬、渠/渠侬

在上述人称代词构词范式里的“我侬、尔侬、渠侬”中的“侬”再也不会有原来的“我”的语义，而只是纯粹的代词后缀了。现代吴语的人称代词纷繁复杂，究其原因都是上述“三侬”代词构词范式发展而来。（陈忠敏2016）

五、 语义演变的方向与原始语义重建

语义演变的方向是指语义演变的倾向。倾向是根据已收集到的语言总结出来的语义演变趋势，倾向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当然也有例外。下面的一些语义演变例子大多取自Traugott （1982，1989）、Traugott和Dasher （2002）、Wilkins （1996）等著作和文章，语义演变的倾向有的也参考了上述著作的研究，不过本章的归纳和名称略有差异。各种倾向也并非有截然的分界，有的可能是重叠的。有的语义演变的分类，比如词汇意义>句法意义涉及语法化内容，将不在这里讨论。

（一） 具体>抽象

很多心理动作是抽象的，往往是从具体的动作演变而来的。比如汉语的“掌握”一词从组合成词的语素来分析是具体的动作，现在演变为抽象的心理动词。荷马时代希腊语的phobomai是动作动词，表示“败逃、逃跑”义，现在演变为心理动词“害怕”。在英语里，动词grasp、 see、 hear、 capture、 get等都是具体的动作动词，表示“抓、逮着、拿到”等语义，现在也可以表示“懂得、知道”等心理因素的动词。

相对于时间概念，空间应该更具体，因为空间距离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用目视估算出长短、大小，所以用空间名词来表示时间概念的名词也具体到抽象的语义演变。如汉语的“目前”“身后”本是表空间概念的名词，现在则表时间概念。在英语里也有类似的现象，如before、 after、 behind、 ahead of、 in the back of、 at the foot of等。英语里as long as原来的语义是“一样的空间长度”，现在表达两种语义：（1）“一样的时间”;（2）“ 如果、只要”。其中“如果、只要”是在“一样的时间”的语义基础上再进一步抽象化，已经进入语法化范畴了。

（二） 可视>不可视

可视/不可视这对概念是就演变前后的两个语义项而言的，演变前语义所指称的对象比演变后语义所指称的对象要具有可视性，也即用相对可视的事物来指称相对不可视的事物。所以可视/不可视这对概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达罗毗荼语（Dravidian）“巢穴”>“腹部、胃”;藏缅语（Tibeto-Burman）里则是“洞穴”>“腹部、胃”;原始印欧语“窟窿”>“腹部、胃”;班图语（Bantu）“袋”>“腹部、胃”;巴布亚语（Papuan）“篮子”>“腹部、胃”。用可视的、有形状，可以装载东西的自然物或容器来表示人体的腹部和胃，因为原始人类对人体中的腹部和胃是一个概念，主要功能是装载食物，所以就用可视的装载物来比喻不可视的腹部和胃。

丹麦语（Danish）、瑞典语（Swedish）中男性的“睾丸”是从“小石头”演变而来的。印歐语中的立陶宛语（Lithuanian）男性“睾丸”pautas语义是从“蛋”演变而来的;英语中“睾丸”语义则是从“坚果、球”演变而来的;很多语言“睾丸”义是从“水果、土豆”演变来的。如原始波利尼西亚语（Proto-Polynesian）*fua“水果”音变为hua，在波利尼西亚语里就是“睾丸”的意思。很多美洲印第安语的“睾丸”义来自“土豆”。上述的一些例子说明，尽管人体器官“睾丸”义在不同的语言里来源于不同的实物，但总的规律是：都使用可视的非人类制造的自然界实物，这些实物都是可以用手抓握且形状较小的圆形自然物。

“头”在很多语言中是从“葫芦”的词义演变而来的，英语的gourd除了是“葫芦”义以外，还衍生出“脑袋”义，汉语中的“脑瓜儿”一词，本身就有“头脑”和“类似瓜状”的双重语义。有些是从实物“木球、碗”演变过来。“腰子、肾”在达罗毗荼语（Dravidian）中是从“尚未成熟的水果”演变而来的，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中的“肝”来源于“无花果”。有的语言用“茎”“树根”等来比喻表示“腿”，用“鸟、小鸡”来比喻男性生殖器，如西班牙语、汉语等。有的语言用“树干”来比喻“身躯”。

总之：（1）尽管各语言人体器官的比喻自然物略有差异，但是用自然物来比喻不可视或相对不可视的人体器官这一倾向是相当明显的。（2）人体内的器官像胃、心、肝、腰（肾）一般来讲是不可视的，只有解剖后才会显露出来，所以要用可视的常见自然物来比喻。人体生殖器官属于半隐蔽物，所以也可用可视自然物来比喻。头、腿、身躯等虽然是外露的身体部位，但是对说话者来说，最能直接观察到的是眼前常见的自然物，而不是自己的身体部位。所以相对而言，眼前能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物更具有可视性。（3）上述的语义演变例子也说明，尽管人体部位名称也属于基本词汇，但是跟常见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比起来可能还是第二位的。因为前者是从自然事物和现象比喻过来的，是语义演变的结果，而不是语言演变的起始。

（三） 局部>整体

局部到整体是语义转喻的机制，这类语义演变机制在人体部位的名词里最为常见。用身体部位的局部名称来指称跟它相连接或相关的全部名称，这是世界语言语义演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Wilkins （1996）曾根据对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 family）、班图语系（Bantu family）、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汉藏语系藏缅语支（Tibeto-Burman languages）、南岛语系（Austronesian）等五大语系上千种语言身体部位名称的研究，发现有局部语义演变为整体的倾向，并画有示意图，详见图2。

图2箭头所指是表示语义演变的倾向。箭头上的B代表班图语，Dr代表达罗毗荼语，IE代表印欧语，TB代表藏缅语，AN代表南岛语。图2其实包含了人体部位的四条转喻语义演变途径。最上面的第一条是从脚趾、脚底、脚踵转喻为脚，再从脚往上转喻为腿。也有的语言是从大腿或小腿、股骨或胫骨等转喻到腿的。第二条语义演变倾向是从指甲转喻到手指，再转喻到手，再往上转喻到手臂。也有的语言是从上臂、前臂转喻到整个手臂。第三条语义演变倾向是肚脐转喻到腹、胃，再转喻到身躯，再转喻到人。第四条语义演变倾向是眉毛、嘴、唇、眼睛转喻到脸，再转喻到整个头。也有的语言从前额、上额转喻到整个头。可以看出人体中局部名称往往会通过转喻的方式来指称与这一局部直接相连的整体，这叫作“局部指称整体”（part-for-whole）。Wilkins同时也指出，反过来的情形，即用“整体指称局部”（whole-for-part）则相当少见。这一语义演变倾向在汉语里也是常见的。比如汉语中的“手”从字形来说是突出人体上肢能拿东西的五指和手掌，但是现代很多方言里都可以指称整个上肢，是人体上肢的泛称。“脚”《说文解字》释为“脚，胫也”，说明最早的语义是小腿，后来转喻为整个下肢。“脸”最早只有“面颊”的意思，杜牧有诗：“头圆筋骨紧，两脸明且光”，后来“脸”也转喻为整个面。

人体部位名称局部指称整体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当指称某一部位的局部时，其实已经在脑子里蕴含了与这一部位有关的整体，如说起“手指”，会浮想出  它的整体——“手”，甚至整个上肢;反过来，说起“上肢”或“手”，一般不会联想到“手指”。另一方面，“局部”是事物的“小、细节、具体”的面相，整体相对而言是“大、总体、抽象”的面相，“局部指称整体”的语义演变也是符合“具体>抽象”的倾向。

（四） 专指>泛称

专指是指语义所指称对象的范围较为狭窄，是特殊领域里的专名。随着使用频繁，语义范围会扩大，逐渐变为同类事物的泛称。如cell原来的意义是修道院的修道士或修女的单人生活空间，现在义为“细胞”，或指任何单人小室。Office专指教堂里的服务设施，现在演变为“办公室”的泛称。Hierarchy原指教会里的等级，现在泛称一切的“等级、层级”。拉丁语pecūnia原指“家里财富”，现在泛称“钱”;英语里也有平行的例子，古英语feoh（fee）是指家里的“牲畜”，现在也是泛称“钱”;芬兰语以前则用动物的皮毛作为财富，raha以前的语义是动物的皮毛，现在演变为“钱”。

汉语里专名泛化的语义演变也很常见。最为有名的莫过于“江”和“河”。“江”原来是专名，专指长江;“河”也是专名，专指黄河。后来“江”“河”语义扩大，泛称一切的江、河。“雄”“雌”原先也是专指鸟类的雄雌，现在可以扩展到有性植物、兽类等。

词的语义泛称化可能是使用的频率高造成的。不过如果出现语言接触，外来的对应词借入可能会对这种泛化产生冲击，造成词义范围，也即语义场的缩小或重新划分。如上述英语的harvest和上海话的“跑”。

（五） 客观>主观

词义的主观化（subjectivization）是语义演变的重要倾向。主观化是指词义越来越多赋予或显露说话者的意思、态度、观点等。这种语义赋予的主观性在语言里会层层推进。比如英语里用触觉的词来表述味觉感受，如sharp、crisp、hot（spicy）最早是表示触觉的，后来可以表示味觉感受。Sharp由“锋利”转喻为“味道强烈”;crisp由“易碎的”转喻为口感的“松脆的”;hot由“热”的转喻为“辛辣的”。这种转喻引起的语义变化增加了说话者的主观色彩。若要再增加说话者的主观色彩，那么用味觉的词来表示情感意义则是主观性更深一层了。英语里的bitter（苦涩）、sour（酸）、sweet（甜）原本都是味觉词，现在也可以表示情感。从触觉到味觉再到感觉也可以是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这种语义演变在汉语里也是十分常见的。比如汉语往往用触觉、味觉语义来比喻心情、感情等主观成分深的抽象概念。“尖酸、尖刻、脆弱、苦涩”是描写一类人的品性、性格的感觉词，但是都是用的触觉、味觉类的形容词。“甜蜜、火热、心酸、辛辣”等也是用触觉、味觉词来表示心情、感情的。主观化的心情、感觉概念必须通过较为客观又具体的比喻来达到表述效果。有些词的主观化要在具体的句子里才能体现。Traugott（1982， 1989）曾指出此类语义演变的三种类型：

倾向1：对现象的外在描述演变为内在的感知和评述。如英语的boor原义是“农夫”，现在也可以义为“粗鲁而不懂礼貌的人”;汉语里“村人”“大兵”也有类似的语义变化。英语的touch本来只有“接触、触碰”的语义，属于外部动作表述，现在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动词。这是从客观转变为主观的变化。

倾向2：外在和内在的描述演变为文本意义。也即，从话语结构里获取语义。比如英语while是一个连接词，用来连接两个分句，表示“在……期間、在……过程中”，但是在下列句子中的while却显露出说者的主观态度，具有说者所具有的“让步”态度的含义：

While I like to see her， she tires me out. （尽管我喜欢见她，但她让我疲惫不堪。）

倾向3：语义越来越多地基于说话者的主观信念和态度。比如英语apparently原义是“公开的，外表的”，后来说话者主观性加强，变成“显然地”，如下面的句子：

She is apparently determined to pursue this.（她显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这样做。）

这三种倾向的共同之处在于从外部和客观的语义演变为依靠话语的、说话者主观的语义。

词汇的语法化也涉及语义的演变，比如身体部位名词>介词，名词>量词，动词>助动词，时间副词>时态标记等，这些将另文讨论。

语义演变倾向在历史语言学的语义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至少有两点：第一，我们在分析语义演变时有一个大致的预期。比如在亲属语言比较时可根据语义演变的“局部>整体”倾向性得知，同源词中表示身体部位局部的语义要早于对应的表示整体的语义。根据“可视>不可视”的倾向性可以得知，自然类的语义要早于对应的身体部位的语义。第二，根据亲属语言同源词语义演变的倾向性可以合理解释语义的演变。

亲属语同源词的语义重构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与语音、句法相比较，语义重构的困难度要大得多，方法也不是十分成熟。语义重构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同源词基础上，而亲属语同源词的确定必须依据有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建立亲属语言对应的同源词，排列各同源词的语义项，重建原始语义，并结合各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合理解释从原始语义到各子语言的语义演变途径。下面介绍原始印欧语“通道”的词义演变研究（据Fox 1995）。

表6中的语言都属印欧语，表中的词也是对应的同源词。

这些词的语义在各语言中并不相同，有“桥、海、道、浅滩”等四种，从语义分析来看不管是“桥”“道”“浅滩”，还是“海”，都有“交通、通道”的含义。再联系各语言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只有把“交通、通道”假设为原始的语义最为合理。在各语言里有的演变为“道路”，有的演变为“浅滩”。从“通道”演变为“道路”“浅滩”在逻辑上说得通，“浅滩”是水边的通道。演变为“桥”和“海”则跟这些语言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意大利河流纵横，所以“桥”就是“通道”，而千岛之国的希腊三面环地中海，岛与岛之间的“通道”就是“海”，根据希腊语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语义从“通道”到“海”的演变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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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