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生

内容提要：《端州石室记》是李邕存世唯一的楷书作品。此作取法北碑，融隶入楷，书风逐渐由清丽到劲健，变妍关为雄强，是其“中年变法”的开始，在初唐到中唐的书风转变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由其发端的雄强、健硕书风，得到了张旭、徐浩、颜真卿等书法家的遥相呼应，大唐盛世气象遂臻完善。董其昌“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的评语，把李邕与王羲之相提并论，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其楷书对后世苏轼、赵孟頫等众多书法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李邕;楷书;书风;变革;影响

李邕《端州石室记》现存于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星湖风景名胜区内，位于七星岩石室洞口之外崖壁上，唐代开元十五年（727）刻。石刻高1.07米，宽0.79米，题、落款共18行，满行23字，共386字。至清朝末年，该石刻可见文字319字，如今清晰可见文字273字，连模糊但尚可辨认的31字在内，实存304字。由于石刻中央偏左上方有一个马蹄形印记，故其又称“马蹄碑”。李邕之后，李绅、包拯、周敦颐、俞大猷、黎简、陈恭尹、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历代名人雅士为星湖留下的墨宝，镌刻在七星岩摩崖上，现存570多处。李邕的《端州石室记》是七星岩摩崖石刻中的“镇岩之宝”。

一、李邕书风变革的基本历程

李邕（675—747），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祖籍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晚年出任北海太守，后人称“李北海”。李邕能诗善文，尤长碑颂，平生多以行书入碑，《叶有道碑》《李思训碑》《娑罗树碑》《麓山寺碑》《法华寺碑》《李秀碑》等名留书史。其唯一存世的楷书作品《端州石室记》是李邕有意取法北碑、融隶入楷“中年变法”的开始。《麓山寺碑》是他在此基础上对“碑帖交融”的个人风格的逐步确立，直至其晚年的《李秀碑》，都是这种风格的延续。笔者试将李邕的书风变革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一）早期：675—720年（45岁之前）

早期的李邕，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众多初唐书法家一般，以研习继承王羲之书法为宗。《叶有道碑》立于开元五年（717），李邕42岁。原石已佚，有明翻刻版传世。此碑点画妍美秀丽，结体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尤为相似，斜向取势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思训碑》刻于开元八年（720），李邕45岁。原碑现在陕西省蒲城县。此碑“一拓直下”的用笔、内撅的笔势非常明显，然其劲健凌厉的气息，是王羲之“不激不厉”的“优美”书风中所少见的，李邕强调了某些特点来显示与王羲之的不同。如“者”字的横画，极力向右上角扬起，造就险势;“开”字的横折钩则极力向右下角外延伸，状如满弦之弓，欹侧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笔者认为，李邕早期的作品，虽然在继承王羲之的基础上，对其结体加以夸张，但是仍以王羲之为宗，没有形成李邕的个人风格。

（二）中期：721—734年（46—59岁）

这个时期是李邕形成个人风格的重要时期。《宣和书谱》说李邕初习右军，“摆脱旧习，笔力一新”。笔者认为，李邕能够进行“中年变法”，与其仕途上的磨难经历以及时代审美风格的转变息息相关。此时期的《娑罗树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一步一步印证了其“中年变法”的基本过程。

《娑罗树碑》立于开元十一年（723），李邕48岁。此碑左低右高的结字体势已经削弱，趋于平正，字形甚至出现了偏方偏宽的现象，仿佛透露出他取法北碑的萌芽。两年后，开元十三年（725），50岁的李邕仕途忽遭重大转折。他在陈州刺史任上被控贪赃枉法，依法当死，幸有许璋仰慕李邕“重义爱士”“拯孤恤穷”，上御书代死。玄宗惜才，免去李邕死罪，贬其为钦州遵化县尉。不久，岭南邕州梁大海叛乱，玄宗派宦官杨思勖南下镇压，李邕参与平乱有功，升任澧州司马。开元十五年（727）52岁的李邕途经端州，写下《端州石室记》。李邕的“中年变法”，和他的这次政治遭遇有直接的关系。《端州石室记》以楷书创作，取北碑之厚重，融隶法之扁平，笔法上除内撅外，外拓之法频现，结字上兼具隶楷的平正、宽扁特征，与早期作品相比较，重心从上提逐渐压为下沉，用笔力沉道重，追求稳重之美。《麓山寺碑》刻于开元十八年（730），李邕55岁，他把在《端州石室记》上的北碑取法移植到行书《麓山寺碑》创作中，并得到后人的肯定，可以说是其个人书风的定型之作。

（三）晚期：735—747年（60—73岁）

进入晚年的李邕，其书法更加成熟。《法华寺碑》开元廿三年（735）书，李邕60岁，时任括州刺史。原碑久佚，传世仅存何子贞藏宋拓孤本。此碑书法线条婉转圆润，显得非常老到。米芾云“李邕脱子敬体”，取王献之厚重雄强的意趣，舍纤媚流丽的弊端。《李秀碑》天宝元年（742）立，李邕67岁撰并书。原碑被裂作柱础，后佚，仅存二石，今在北京文天祥祠。此碑书法碑意甚浓，浑厚敦朴，骨力内含，笔画虽肥厚，字态虽丰腴，但雄健之气溢于字外，自成一家，是李邕存世碑刻中书之“最道美者”。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云：“黄长睿评张从申书出于北海、赵子固，又以北海学子敬，病在欹侧，若张从申即无此矣。然从申书实似北海之《法华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穷，故当胜云：余尝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予言者。”至此，李邕被誉为唐代学王羲之而能自立门户的大书家。

二、《端州石室记》是李邕书风变革的分水岭

风景如画的肇庆七星岩历史悠久，早在晋代已有文字记载。被贬岭南遵化县尉、获升澧州司马的李邕，慕美景之名途经端州，写下《端州石室记》。这篇文章传回都城长安，让很多人知道了端州之名、七星岩之美。是记文辞烂漫多彩，描写生动细腻，指出仙境虚幻的同时，抒发了李邕积极有为的政治情怀。李邕初师逸少，摆脱旧习，笔力更新，从取法北碑、意兼楷隶的《端州石室记》出，开始得宽厚散朴、雄强稳重的个人基本面目。笔者认为，《端州石室记》是李邕书风变革的分水岭。

（一）时风使然

自高祖李渊建唐至玄宗李隆基即位，唐朝已經建立94年。玄宗励精图治，随着国家强盛，开启“开元盛世”，其“规模尚古”，篆书、隶书有重振之势，审美亦由清瘦转为丰硕，所谓宗派所变，流风陶染，书法亦适时而变。当时的玄宗喜好八分书，崇尚丰丽，且身体力行，其隶书，用笔圆浑劲健，结体严整丰满，不似汉隶之古朴与多变，却也雍容华贵。李邕历尽磨难，贬而复升，心情复杂。在“丰腴为美”的时风影响下，虽然没有直接写玄宗喜欢的隶书，但是他取法北碑、融隶为楷，以楷书写《端州石室记》，借此抒发其政治情怀，难免有讨好主人之意。翁方纲评《端州石室记》：“此北海书第一，亦唐楷中之隶法。”

（二）磨难写照

李邕幼承庭训，少年便有文章知名于世，入仕后，他曾于开元十三年（725）在汴州谒见玄宗，其间献给皇帝辞赋数篇，甚得皇帝喜欢，难免“飘飘然”，竟然口出狂言“当居相位”，可谓得意忘形。数月后，他就受到指控，被贬谪岭南，又因平乱有功，升澧州司马。从谒见玄宗、被控死罪到免死遭贬、建功回升，促使李邕“中年变法”，和他的这次政治遭遇有直接关系。仕途遭遇如此磨难，贬而复升的李邕，心态发生了变化，作书的取法也随之而变。欹侧、轻佻、宕逸、秀美，已经不符合中年的李邕，端庄、平正、质朴、宽厚，下沉重心，追求稳重，才是李邕此时的写照。

（三）变法之始

清代何绍基云“北海书发源北朝”，阮元评李邕“字法半出北朝”，王士祯云北碑楷书《崔敬邕墓志铭》“字类李北海”。前人多称李邕之书源于北朝，依据其存世书法碑版考察分析，《端州石室记》是其取法北碑的开始，拉开了他“中年变法”的序幕。其“变法”还受到时风审美、政治磨难等因素的影响，与早期作品的清丽宕逸，以及晚期作品的肃静老辣相比较，产生了差异，是李邕一生书风变革的分水岭。

三、《端州石室记》的风格特征

（一）笔法特征：方圆结合、中锋为主

《端州石室记》的笔法，方圆兼备，中锋行笔，以圆笔为主。横画、竖画一般都藏锋逆入，以中锋加强铺毫;撇捺开张，舒展有度，捺画一般比撇画更长，呈一波三折状;转折处很少外露圭角，骨力内含，笔画呈现出来的形态，圆浑厚重。他在处理横画时，有意向左右延伸，如“兮”“五”。而撇捺开张处，则极力向左下和右下方向延伸，呈大鹏展翅状，如“琴”“介”。在处理竖钩等笔画时，加入了外拓笔法，如“河”“时”。李邕的楷书，行笔几乎都是中锋，在书写过程中的提按动作并不明显，增强了笔触的厚重感，这是取法北碑、汉隶的结果。（图1）

（二）字法特征：宽厚稳重、方中趋扁

《端州石室记》字形处理上呈现出减欹侧、趋平正的特点，又运用外拓笔势，铺毫行笔，使字形从瘦硬逐步过渡到宽厚，将早期作品的重心上提改为重心下沉，字形显得更加稳重。首先是减欹侧，使“字心”稳定。如“柱”字，右旁“主”的三笔横画，几乎是水平状;“年”字，前二笔短横虽然略做左低右高状，但末笔横画有意拉长，且方向近于水平，减弱了整个字的欹侧感，视觉上更加平正。其次，通过延伸或者缩短笔画，使字形近方趋扁。如“若”“五”“兮”的横画，极力向左右延伸，竖画又刻意收缩，如“平”“千”“中”。而撇捺则向外夸张延伸，如展翅之雄鹰翱翔于天际，如“琴”“介”“秦”。走之底亦同样拉长，呈一波三折状，若浮舟水面，悠然自得，如“退”“迹”。以上几种处理方式，使字形近方趋扁。再次，重心下沉，字形上大下小、上宽下窄。如“堂”字，宽宽的宝盖头罩着下面的“口”和“土”，并有意缩减下方各横的距离，重心明显下移。“颜”字亦是整体压低了重心，左旁“彦”的“立”，两横距离拉开，空间加大，下方的撇则缩短，如此形象如孩童一般头重脚轻，憨态可掬。“掇”“伏”“今”等字俱是如此处理。这一特征有别于初唐书法家，在中唐出现，显得古意盎然，让人眼前一亮。这也是《端州石室记》有别于其早期作品的原因。（图2）

（三）章法特征：庄重规矩、疏朗有序

《端州石室记》采用横有列、纵有行的格式，章法规矩，这和其他碑刻并没有区别。李邕有意加大了字距与行距，字形虽饱满厚重，却不显得拥挤。书丹时能够因地制宜、因字赋形，而大小有别，生动自然。由于是处于“中年变法”的开端，笔法与结体并没有达到“法度森严”的完美程度，在书写时既遵循了初唐以来楷书形成的“法”度，同时又趋于跳出“法”度的束缚，在法古求新中向自由的境界迈进，意趣横生。整体章法疏朗有致、井然有序，每列纵向的“字心”守在一条中轴线上，上下气息相通，虽字字独立，却显得浑然天成。

四、《端州石室记》对后世楷书的影响

李邕初习书法，免不了受到初唐书风的影响，自他取法北碑、融隶入楷获得成功之后，引导了一场改变初唐独尊王羲之书风的变革，由其发端的雄强、健硕书风，得到了盛中唐书法家的遥相呼应，到张旭、徐浩、颜真卿出现，呈现了全新的大唐盛世的审美模式，奏响了雄强、浑厚、道劲的“壮美书风”的最强音，并影响了唐之后苏轼、赵孟频等后世众多书法家。

（一）初唐到盛中唐书风转变的发端者

《端州石室记》出现之前，楷书以瘦硬、劲拔书风为主。李邕功在丰体，能适时而变，从《端州石室记》开始，渐见雄强、健硕的书风，这一书风转变，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李邕初习书法，难免有时风的影响，但是他能够变王羲之妍美为豪迈，取北碑遒劲而化为笔下的阳刚，这是他的可贵之处。由其发端的雄强、健硕书风，特别是在张旭、徐浩、颜真卿等众多书法家出现后，盛唐气象遂臻巅峰。清人钱泳《书学·唐人书》曰：“大都大历（766—779）以前宗欧（欧阳询）、褚（褚遂良）者多，大历以后宗颜（颜真卿）、李（李邕）者多。”可见李邕对唐代大历之后书法的影响。

张旭的草书称著于世，楷书也达到了极高水平。楷书代表作《郎官石记序》，开元二十九年（741）立，晚《端州石室记》14年。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曰：“李白、杜甫、高适与李邕、张旭之交，堪称莫逆。”好友之间，雅集之时，相互观摩，互为影响。《郎官石记序》结字处理与《端州石室记》近似。如“外”“壁”“象”“邦”，特别是“象”字中间“口”中的一笔，在唐代其他楷书作品中，此处基本都是写成一竖，而李邕与张旭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均写成一横，印证“莫逆”。（图3）

其后书法家徐浩、颜真卿，虽没有记载直接师从李邕，但是他们并出张旭门下，李邕与张旭为莫逆之交，通过张旭泽及后学，也是情理之中。

（二）启发北宋书体之变

《端州石室记》在法度森严的唐楷中，远追北碑生拙与趣味，注入了天真烂漫的一笔，南宋姜夔云“李北海字，倡导大小参差不齐，而开北宋书体之变”。唐人“以书判取士”，要求楷书道美，因此有科举习气，《端州石室记》虽然法度不完善，却大小有别、因字赋形，有天然之趣，对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风具有启发作用。苏轼自言“书大似李北海”，黄庭坚曾经多次跋苏轼书，如“晚乃喜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又“苏公长年书，笔力豪壮，兼李邕、徐浩之长”。冯班云苏轼“体势学李北海”，刘熙载评《端州石室记》云：“东坡正书有其傲岸磅礴之气。”从苏轼与李邕的楷书分析，字形虽字字独立，但是都能够通过长、短、方、扁的变化增加作品的生动性，苏轼的字形比李邕更趋于扁平。字法上松下紧、重心下沉的特点近似，书风都有浑厚劲健的特征。李邕和苏轼的楷书，均有相同的审美特征：端庄中不乏灵动，刚健中又婀娜多姿，如“此”“守”“秦（奏）”“紫”。李邕曾有“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的八字箴言。苏轼本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推“宋四家”之首，其倡导的“尚意”书风，正是他摆脱唐楷法度束缚，而加以士大夫文人意趣的实践，“吾书虽不善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就是其中的注脚。透过李邕的书法变革，苏轼领悟到了求新善变的创新意义。（图4）

（三）成为元人由唐入晋的基石

赵孟頫生活的元代，书法进入低潮期，书学沉沦，他树立起“师法晋唐”的旗帜，复求古法，力求出新。在他的努力实践下，形成了独特的个人书风，内含骨力，外形优美，雍容华贵，高雅秀逸。其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四大家”。赵孟烦吸收了李邕楷书撇捺舒展、重心安稳、笔圆形方等特点，减弱了欹侧，更趋于平正，《三门记》中的“若”“皇”“志”“瞩”“篆”等字与李邕《端州石室记》相比较，无论用笔、结字都极为相似，这正是赵孟頫善于学习的结果。阮元云：“元赵孟頫楷书摹拟李邕。”冯班《钝吟書要》曰：“汝学赵松雪，若从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劲可爱”，从学书入手的角度反向证实赵孟頫取法李邕的事实。赵孟頫能够由唐入晋，李邕是最重要的基点。元代之后，楷书渐渐式微，几无大家出现。（图5）

五、结语

晚唐书法家释亚栖《论书》曰：“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凡书通即变”，变则通。李邕的书风变革始于《端州石室记》，董其昌“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的评语把李邕与王羲之相提并论，终名留书史，并得到后世多数人的赞同。笔者赋诗一首以赞：“书碑当日足风流，俗死变通新意求。跌宕沉浮岭南路，李邕如象始端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