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1 研究目的

篮球运动在上个世纪就进入了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培养体系，但是篮球运动员在身体素质、技术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纵观我国的篮球运动培养体系，校园篮球一环发展得还不够成熟，因此推动校园篮球的发展刻不容缓。继2014年开展校园足球之后，2016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校园篮球推进试点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16〕31号）［1］，决定从2016年起开展校园篮球推进的试点工作，校园篮球正式进入了小学。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2019年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遴选等有关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19〕11号）增加了广东省作为试点地区［2］。根据笔者了解广州市部分小学的篮球项目发展良好，甚至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名单［3］，例如，东风西路小学、荔江小学等。但是，广州市大部分小学学生对篮球的热情并不是很高，校园篮球发展的整体状况并不理想［4］。为了更好地促进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的发展径，本文拟对校园篮球发展路径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以往有一些文献对校园篮球发展进行研究。邓洁恩（2017）［5］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广州市初级中学校园篮球开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广州市初级中学校园篮球开展主要存在师资力量薄弱、缺少政策支持、场地器材不足、学校之间开展不平衡等问题。李益迪（2018）［6］从学校篮球设施情况、学生和家长对篮球的认同度、篮球师资情况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校园篮球试点学校现状，发现当前校园篮球的师资力量以及家长的认同度存在一定的问题。张映伟（2019）［4］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广州青少年特色校园篮球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师资队伍不合理、篮球队员约束能力差等问题。过去的文献对校园篮球的研究仅停留在现状层面，对校园篮球影响因素也只是进行了部分探讨，存在着考虑不全的情况。同时，鲜有文献对影响机理进行分析说明。鉴于此，本文总结出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学生个体因素以及校园篮球发展五个潜变量，提出了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假设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认为社会、学校、家庭、学生与校园篮球发展息息相关，并对社会、学校、家庭、学生和校园篮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量化社会、学校、家庭对校园篮球发展的影响程度，以及学生个体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如下一级和二级假设：

图1 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假设理论模型

H1：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两两之间显著相关。

H1a：社会因素与学校因素显著相关；

H1b：社会因素与家庭因素显著相关；

H1c：学校因素与家庭因素显著相关。

H2：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对校园篮球发展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社会因素对校园篮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学校因素对校园篮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家庭因素对校园篮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对学生个体因素发展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H3a：社会因素对学生个体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学校因素对学生个体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c：家庭因素对学生个体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学生个体因素对校园篮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 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分析法、问卷调研法、数理统计分析法。

2.1 文献分析法

通过对影响篮球运动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得到各潜变量的测量变量，方便后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2.2 问卷调查法

在发放正式调查问卷之前，首先要确定样本容量。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量的需求应当使得测量变量与样本的比例在1：5至1：10之间，且样本总数不得少于100个［7］。本文的调查问卷有26个题项，因此样本总数应当在130至260之间，取中间值发放195份问卷。问卷采用五点量表法，设定的选项分别为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样本抽取过程如下：首先按照广州市的行政区划先对11个市辖区进行编码，然后从广州市每个区按照教学水平高中低进行分层抽样各选出3所小学，共33所小学，对这些小学的篮球教师随机发放问卷进行调研，受访年龄在26－48岁之间。问卷共收回170份，回收率为87.18%。剔除无效问卷2份，得到有效问卷168份，有效回收率为86.15%。

2.3 数理统计分析法

数理统计法是论文写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信度分析。有文献借助结构方程对体育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建模分析［8－10］，所以笔者将利用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26.0进行验证因子分析，并对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进行模型的构建。

3 结果与分析

3.1 问卷的信度分析

本文借助SPSS可靠性分析功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整个问卷量表的α系数为0.889，大于0.8，这表示问卷的整体信度较好。此外，26个变量题项与其他题项总分的相关值都超过0.5，同时所对应的Cronbach’s Alpha也大于0.8，这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符合信度检验标准。

表1 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调查问卷

表2 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表

3.2 验证因子分析

在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前，首先要对问卷数据进行验证因子分析［11］。本文借助AMOS26.0对调研问卷进行验证因子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验证因子分析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因素结果模型中的所有路径系数均大于0.6，符合因素负荷量的要求。表3是对验证因子分析指标详细判断的结果。

表3 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验证因子分析结果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各个测量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6，且显著水平均在0.001上，这说明测量变量对潜变量的解释能能力强。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这说明各个潜变量的测量变量之间相关性强，内部一致性好。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值大于0.5，说明潜变量能够解释它所能对应的测量变量，各潜变量的测量变量能够收敛于一点，收敛度较好。上述指标均满足验证性因素分析的要求。同时，表3中的路径系数一栏反映出测量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程度，路径系数越大，影响程度越大。社会因素中a2测量变量“政府对校园篮球投入经费”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其路径系数为0.74；学校因素中a9、a11、a15三个变量路径系数都为0.78，是同等重要的，分别对应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篮球活动”、“篮球场地器材”、“篮球教师师资力量”；家庭因素中a18“父母喜欢孩子参加篮球运动”是最重要的影响变量，路径系数为0.85；学生个体因素中a20“学生喜欢参加篮球运动”的路径系数最大，为0.80。

表4 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计算得到潜变量相关系数之间的平方后，绘制问卷数据判别效度表，如表5所示。

表5 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判别效度表

3.3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评价

在前文，笔者提出了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假设理论模型，但实际路径效果需要做进一步的数据检验和分析，从而提出能够指导现实校园篮球发展的建议。

考虑到假设理论模型具有社会、学校、家庭、学生个体和校园篮球发展等多个潜变量，每个潜变量对应多个观察变量，因此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作为分析工具。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处理大量的外生和内生因素，以及潜变量及其观察变量的线性组合因素，展示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12］。本文通过AMOS26.0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与校园篮球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有社会、学校、家庭与校园篮球发展4个潜变量。其中，社会、学校和家庭是外生变量，校园篮球发展是内生变量。模型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不考虑学生个体的校园篮球发展影响因素路径模型

图3中的单向箭头表示线性因果关系，例如社会和校园篮球发展之间的单向箭头就表示校园篮球对社会的依赖程度，路径系数0.30表示依赖程度大小；双向箭头代表两个变量的共变关系，表示这两个潜变量之间的相关，不表示因果关系，例如社会与家庭之间双向箭头上的路径系数0.53为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e表示残差。

从表6中可以看出，路径系数分别为0.303、0.295、0.410，均大于0，且三条路径均有p＜0.001，说明社会、学校、家庭对校园篮球发展呈显著正向影响，即接受H2。可以看出，除了家庭路径系数最大以外，社会和学校的路径系数很接近。

表6 不考虑学生个体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H1、H3和H4，下文构建了关于社会、学校、家庭、学生个体和校园篮球发展五个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设定Bootstrap再抽样次数为5000次，模型运行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校园篮球发展影响因素路径模型

下文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并分析结果。

模型的各项拟合结果如表7所示，除了x2／Df和GFI在可接受区间范围内，其余拟合指标均满足最佳参考值，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对于变量之间关系的解释力度比较高，因此该模型可以接受。

表7 模型拟合指标分析表

从表8中可以看出，除了“社会←→学校”和“学校←→家庭”之间的路径不显著以外，其他路径系数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并且均已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H1a和H1c不成立，H1b、H3和H4均成立，即社会、学校、家庭两两之间显著相关的假设部分成立。

表8 路径系数回归结果

此外，根据H2、H3以及H4，可以看出学生个体在整个假设模型中充当中介的作用。为了能够对中介作用的效果进行分析，笔者考虑了没有“学生个体”作为中介情况下的各路径系数。因此，构建了如图4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得到了表8数据。

下面对“学生个体”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Bootstrap法的检验结果发现“社会→学生个体→校园篮球发展”、“学校→学生个体→校园篮球发展”和“家庭→学生个体→校园篮球发展”三条中介路径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个体行为的复合中介模型成立。各路径的中介效应值和效果量见表9，学生个体在社会与校园篮球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89，效果量为29.36%；在学校与校园篮球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109，效果量为37%；在家庭与校园篮球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95，效果量为23.17%。学生个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9 中介路径分析结果

3.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对上文的假设检验结果进行汇总，可得表10，即本文的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表10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根据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可知，4个一级假设中有3个成立、1个部分成立；9个二级假设中有7个假设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方法梳理出影响校园篮球发展的因素，并以对广州市小学进行调研获得的数据为基础构建广州市小学校园篮球发展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到如下结论：

4.1.1 社会因素与家庭因素两者之间显著相关，而社会因素与学校因素、学校因素与家庭因素之间不相关。

4.1.2 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对校园篮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作用，正相关作用最大的为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正相关作用接近相同。对社会因素影响程度排名前三的测量变量分别是政府对校园篮球投入的经费、群众关注篮球运动程度以及引导校园篮球的相关政策；在学校因素中，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篮球活动、篮球场地器材投入、篮球教师师资力量三个变量影响程度相当；在家庭因素中，父母支持孩子参加篮球运动是最大影响因素；在学生个体因素中，学生对篮球运动的热爱这一行为对学生的影响程度最大。

4.1.3 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对学生个体因素发展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正相关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学校、家庭、社会。学生个体因素对校园篮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社会、学校、家庭可以通过影响推动校园篮球的发展，即学生个体在校园篮球发展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4.2 建议

4.2.1 广州市各区政府部门要积极落实教育部的政策，通过制订具体的校园篮球制度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促进其发展。加大对校园篮球经费的投入，完善校园篮球基础设施，满足广州各小学对篮球运动的需要，让更多学生参与到篮球运动中。同时，举办篮球明星进校园、明星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活动，积极向群众宣传篮球特有的价值文化，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篮球运动中。

4.2.2 学校领导要重视校园篮球，积极落实相关的篮球政策制度，开展课余篮球活动，根据不同年龄的学生建立相应的特色篮球课程，使学生充分享受到篮球的乐趣。加大对篮球的经费投入，完善篮球场地和器材，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篮球运动环境。加强学校体育教师师资队伍的建设，适当引进篮球专项教师，增加学校篮球教师与教练员培训的机会，强化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

4.2.3 加强“体教结合”融合，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淡化成绩第一的模式观念，完善相应的训练和竞赛体系，学校通过运动队、俱乐部等形式，为有篮球天赋的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学习内容，为他们成才创造路径，为国家篮球体育培养后备人才。

4.2.4 政府可以通过利用电视、互联网转播篮球竞技比赛，并为社区建设良好的篮球运动基础设施，从而营造良好的家庭篮球运动氛围，让学生受到篮球文化的熏陶，继而充分发挥学生对校园篮球发展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