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摘   要：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时封建统治已达顶峰，民族矛盾趋于缓和，为确保王朝长治久安，需要巩固思想统治以正世道人心，因此乾隆下旨纂修《四库全书》。他对该书的编修工作进展尤为关切，多次下旨催问，严查违禁书籍，可见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决心。基于《四库全书》纂修这一宏大工程，结合各地征书环节中对前朝典籍的选取情况论证此时官方的统治思想。

关键词： 明人著作   《四库全书》   明遗民   贰臣

一、《四库全书》编修的时代背景

清军虽然凭借着军事优势入主中原，但如同历史上所有窃据汉地的文化后进民族一样，固然可以得天下，却无法治天下。清太宗皇太极说：“我国之攻城破敌，斩将搴旗者，实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内攘外者，概未多见。”治国人才的短缺，导致清廷不得不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招降纳顺，延揽人才。一大批汉族官僚士人蝇趋蚁附，投入清廷麾下。此等甘愿效力于“异族”政权的贰臣虽为汉族士林所轻蔑，被斥为“行若狗彘”“改行换骨，学为不似之人”，却受清廷大加称许，加官晋爵。与贰臣的行迹和境遇形成鲜明反照，明遗民眷怀故国，以不与清廷合作为政治姿态，自然被清统治者视为顽梗不化的异己力量。上述两类士人对比鲜明，或许二者曾经一同在朝为官，甚至互为师友，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不禁令人感慨。

迄至乾隆年间，汉族士人的民族对立思想逐渐消退，清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反清复明斗争，而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逐渐激化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王朝治理，倡导忠君思想使臣民安分守己愈发显得重要，过去单一的政治规范已不足以维系人心风俗，此前一度被弃用的儒家道德规范遂得到拨乱反正，“忠佞”的道德评判标准再次确立。在此前提之下，官方旧有的统治思想发生变化，在乾隆帝御纂的《四库全书》中得到了具象化呈现。

中国历史上，不乏垂意典籍为文治之丕基的帝王，清高宗乾隆即为其中集大成者。但是高宗纂修《四库全书》的初始动机和目的，不在其刻意标榜的“稽古右文”“彰千古同文之盛”，而是试图借由对天下古今图籍的搜集和审核，将其所力倡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进一步深入化和具体化，“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为清廷意识形态的构建厘清纷乱、确立正宗。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高宗颁示征书之原则：

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毋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

在此过程中，因受到政治层面的干预，诸多元明朝代的书籍未能留存于世，大量典籍内容遭到删改，实乃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四库全书》的纂修不失为清廷强化意识形态统治、钳制思想、控制舆论的重要手段，但瑕不掩瑜，即便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该书仍旧整理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给学术界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二、明遗民著作的留存和禁毁

遵照高宗谕旨，各地采择的书籍先经馆臣审核，再由高宗御览“圣裁”“严为去取”，郑重其事。清廷征书以“裁定是非”为首要任务，“违碍”“伪妄”之书自然受到特别关注，所以自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始，约十年间，高宗劝诱威逼，严旨屡下，唯恐承办督抚有所懈怠、搜寻不力。乾隆三十九年，在几经催问后，各地方采择上来的典籍陆续开单送馆，可经高宗亲览，却未见违碍字词，高宗不禁责难：“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清廷“寓禁于征”之动机和目的昭然若揭。在同年八月的上谕中高宗特别强调：

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閩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

之后高宗屡屡申明此意，表明“明末国初悖谬之书”尤为其所忌惮。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查出雍正年间即已“久经饬行销毁”的屈大均著作数种。以此为契机，高宗连下两谕：“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要求各地督抚倾力查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江西巡抚海成呈缴应禁毁书籍八千余部，高宗传令予以嘉奖的同时，对江浙督抚严加斥责：

江浙为文物所聚，藏书之家，售书之肆，皆倍于他省，不应购获各书，转不及江西。……并令该督抚再行严饬所属，加意收查。……如此番查办之后，民间尚有违禁潜藏者，将来别经发觉，除将本人治罪外，仍惟该督抚是问，恐不能当其罪也！

以清廷查禁的力度与方向而言，明遗民的著述自是难逃厄运。明遗民不仅衍生于明清易代之际，还主要活跃于江南地区。因秉持与清廷“不合作”的政治立场，他们借明史的书写抒发眷恋故国之情，或以文字为武器直接表达反清复明的思想，所以明遗民著述中存在“诋触本朝之语”在所难免。但是，《四库全书》纂修时期，清廷人物品评的风向正发生变化，明臣的故国忠诚已为官方褒扬，成为转移人心风俗的历史资源。除吕留良、屈大均和金堡等个别“罪大恶极”的遗民著述悉数销毁外，其他明遗民的部分著述亦有因“悖逆”文字而遭销毁，但大量明遗民的著述被《四库全书》著录和存目，甚至有的即使有“违碍”“悖逆”字眼，也只是挖改、删削予以存留。吕留良、屈大均皆为雍正年间轰动一时的“曾静案”的罪魁祸首，著述充满“夷夏之防”的民族意识和反清复明思想，无疑在高宗眼里乃十足“违碍悖逆”的狂妄之作。金堡是奋力抗清的南明旧臣，失败后“托迹缁流”，隐居著述潜寄其反清思想。对于这些持鲜明反清思想的明臣著述，清廷不肯轻易放过，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即使在锱铢必较般的严厉查禁之下，许多明遗民的著作仍有幸得到“圣裁”所许，留存于史。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高宗特谕曰：

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乃为朝议所挠，致使身陷大辟，尝阅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二语。亲为批识云，至此为之动心欲泪。

可见高宗对于明朝殉臣的故国旧君之忠怀有“同情之理解”。所以，高宗多次明谕不必销毁刘宗周、黄道周等明朝忠臣的著作。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高宗又特下谕旨：“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王成允、叶向高等文集、奏议，命臣等阅看，并拟写只须删改抵触字句，不必焚毁。”乾隆四十四年二月，高宗敕纂《明季诸臣奏疏》，重申：“前因明季诸臣，如刘宗周、黄道周等，立身行已，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谏，皆意切于匡济时艰，忠荩之忱溢于简牍。已降旨将其违碍字句，酌量改易，毋庸销毁。”明遗民著述“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亦认为是“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从焚弃，致令湮没不彰”。如明遗民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渐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为殷鉴。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实不足罪，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俾我子孙永念祖宗缔造之艰难，益思兢兢业业，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岂不更大，又何必亟毁其书乎？”再如明遗民顾炎武的《日知录》“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实其“一生精力所注”。以清廷的立场出发，《日知录》中某些条目，显然属于“悖谬”，诸如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七“管仲不死子纠”、卷二十八“胡服”“左衽”、卷二十九“徙戎”、卷三十二“胡咙”等;或事涉明末边防，或语露“夷夏之防”意识，四库馆臣即谓：“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显然“激于时事”的言外之意已被察觉，该书仍被著录于《四库全书》，只删削、改动了某些条目和字句而已。也有相当明人著作因涉及违碍字句遭禁毁，杨循吉《松筹堂集》因有“犬戎”“夷狄”等字眼，徐昌治《昭代芳摹》因书“夷狄之患”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然而，顾炎武《日知录》违碍之处可谓触目即是“管仲不死子纠”条即有“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这样为清廷所忌惮的文字，该书却逃脱被禁毁的命运，说明存在个别明遗民因“名重”而著录其书的现象。

三、贰臣著作的命运

清廷对钱谦益等贰臣的著作则因人废言，毁弃殆尽而“不得使有只字流传”。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高宗谕曰：“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甚至“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众”。依据《高宗纯皇帝实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谕旨所示，高宗下令必须全部禁毁钱谦益著作，至少包括《初学集》《有学集》《列朝诗集》《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经序》等二十种。再涉及有引用钱谦益所作文章的文献，比如徐允禄《思勉斋集》，翁方纲的分纂稿提要云：“前后有钱谦益文二篇，后一篇则是为潘润作者，与此集更无涉，俱削去之可也。”故该书《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艾南英《天傭子集》，翁方纲虽认为“此集之存，但借以为评文之一助足矣”“应存目而核正之”，但因“其编次评语内多引述吕留良、钱谦益之处，则宜痛加削去者也”，最终未为著录，列入禁毁书目。因集中有涉及钱谦益字样被“销毁”“抽毁”者，还有程邃《程穆倩集》、周亮工《赖古堂诗集》等。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更因“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下令惩处纪昀等编纂馆臣，并要求负责官员更正重抄。同年十月初三，纪昀等人将修订后的结果回报高宗，其中数条涉及钱谦益著作的禁毁：

《国史考异》，系考订明太祖、成祖两朝国史之是非。其中引钱谦益之说甚多，而不著其名，且词相连属，难以删削，应行撤毁。

姚之骃《元明事类考》、仇兆鳌《杜诗详注》，俱袭引钱谦益撰著，而去其名，应一律删削。

朱鹤龄《愚庵小集》，纪昀所指《书元好问集后》一篇，意在痛诋钱谦益，持论未为失当。诚如圣谕，若于推许钱谦益者既经饬禁，而于诋訾钱谦益者复事苛求，未为允协。惟朱鹤龄未与钱谦益绝交之先，往来诗文，有赠某先生诗等作，又《笺注李义山诗注序》内红豆庄主人皆系指钱谦益，应一律删削。

乾隆帝三令五申要求禁毁任何与钱谦益相关的记载，试图抹去钱谦益原有的地位，然而钱氏著作典籍至今依然存世，甚至《四库全书》中仍有引用其评述的文字，说明乾隆的意图未能被彻底实施。推测其成因有二：一是钱谦益在明朝政治上的作为与地位相当重要，馆臣无法篡改历史，只能据实留存;二是钱谦益在明清两代文学创作与评论上成就斐然，许多书籍征引或选录其评论、笺注之文。位高权重如乾隆帝者，史上凤毛麟角，即使他严令屡下要求封禁钱谦益，也不能湮灭一位历史人物的存在，纵然钱氏甘当贰臣饱受诟病，尚在明清史上有一席之地，可见历史的存续客观且坚韧，不容当权者主观臆断。

四、结语

纂修于乾隆朝的《四库全书》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乾隆作为当朝皇帝掌控修书的全过程，各类章程都由他亲自制订，目的是借此机会彻查民间藏书，消除不利于思想统治的因素。在征书运动中，各地官员依旨选择性地留存与禁毁前朝著作，无不体现清廷的思想控制意图。清廷之所以不倦于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建设，本质上还是因为满族入关以来，历朝帝王朝乾夕惕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为了建构自身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王朝的合法性，高宗破除了前代思维定式，不局限于以清代明视域，而是从文化层面进行了全面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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