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阳 闫心池 王珊

摘 要： 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不仅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热议话题。本文通过后真相时代的特征透视反转新闻现象，结合2020年社交媒体中典型反转新闻热点舆情事件，探析反转新闻频频出现乃至常态化的原因，并论述其带来的危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探究舆情引导和反转新闻治理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反转新闻;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舆情引导;媒介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21）09-0071-04

一、引 言

“ Post-truth ” （后真相）是《牛津词典》选出的 2016 年度英文词汇  [1] 。回顾历史，早在1992年，  “ Post-truth ” 首次被美国《国家》杂志用以描述 “ 水门事件 ”  “ 伊朗门丑闻 ” 和 “ 海湾战争 ” 等事件的共同特点  [2] 。2016年8月，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于《纽约时报》发表时评，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 “ 后真相时代 ”   [3]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后真相时代，新闻实践呈现出一类极其独特的现象，即反转新闻。而随着各类复杂因素的影响，反转新闻在社交媒体中频频出现。无论是个案的出现频率，还是新闻事件的反转速率，反转新闻的发展与变化无一不在加快，造成的危害也在快速升级，增加了网络舆情引导与谣言治理的成本。

本文以2020年中引发全民热议的 “ 广州教师涉嫌体罚学生 ” 舆论事件为例，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探析在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上反转新闻频发的原因及其危害，并针对当前社会环境与媒介技术发展情况探究可行的治理路径。

二、 反转新闻概念界定与实例梳理

近年来，反转新闻这一概念逐渐成为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热议话题。反转新闻也被称为 “ 新闻反转剧 ”  “ 逆转新闻 ” 等。作为新闻实践的前沿命题，反转新闻迅速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点。本文选定 “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 （CNKI）的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作为文献来源，按 “ 主题 ” 带有 “ 反转 ” 并含 “ 新闻 ” 进行检索，共获得609篇论文。综合被引与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支持万晓燕等学者对反转新闻的定义：在新的事实要素出现之后，公众对特定新闻事件的认知和态度出现转向的信息传播现象  [4] 。对反转新闻的关照更倾向于从受众视角，考察受众在对新闻事件的认知与态度层面的转变，研究路径应取道于舆情、舆论的反转。因而，结合典型的反转新闻事件，梳理事件中舆情的发展与变化情况，有利于研究更加深入地剖析反转新闻频繁发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

“ 广州教师涉嫌体罚学生 ” 事件是2020年中关注度最高的热点新闻事件之一。2020年5月30日6时43分，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中，用户 “ 小岛里的大海 ” 爆料称广州市方圆实验小学教师刘妍体罚6岁孩子至吐血送至抢救。该博主称体罚跑十圈，孩子出现咳嗽吐血，留下手抖的后遗症，但校方仍未赔偿。截至5月31日，该条微博已有超过120万次转发、 52 . 3万 条评论与280万次点赞，在全网乃至全社会范围引起热议。随后，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与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调查发现，家长刘某承认其女儿因遭体罚吐血等情节，系其为扩大影响而故意编造的谎言。与此同时， 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了刘某涉嫌雇请人员进行网络炒作的相关证据。6月1日，家长刘某因造谣被刑拘。

在短短3日内，真相颠倒、快速反转，从事件的出现、发展、高潮、反转、再高潮这一过程不难看出，此次新闻信息的传播是一场典型的反转新闻实践，在网络空间中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以各平台的热点热搜为代表，整理与归纳为表1，可以把握在本次反转新闻中舆情的热度与转变情况。

三、反转新闻成因与危害

通过对上述案例舆情发展的梳理与分析，本文将反转新闻的成因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并分析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危害。

首先，公众被赋权的自媒体时代，真相有了新的含义。事实、规范共识和价值共同建构了真相，形成了新媒体时代中公众所认为的 “ 真相 ”   [5] 。拥有发声权力与渠道的公众不但接收信息，同时也生产与传播信息。但缺少规制与专业的新闻传播能力与素养，出现在反转新闻中的内容生产者往往利用焦虑、宣泄、同情弱者、围观猎奇等心理。如上文案例所述，微博自媒体正是利用公众对儿童的同情心理，突破客观真实的底线原则。自媒体造谣与传谣成为反转新闻发生的端点与重要节点，在后续真相查验与谣言治理中反复上演 “ 新闻反转剧 ” 。

其次，在后真相时代，公众偏重于事件所赋予的情绪感受远远大于对事实真相的理性判断，反转新闻成为 “ 事实 ” 让位于 “ 情绪 ” 的典型代表。加之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传播速率加快，公众对信息的接受更倾向于情感判断，而非理性。同情与共情心理泛滥使得部分公众失去理性判断甚至拒绝理性判断。诸如上述事件中，有人理性指出女童衣服上成片的血迹过于红艳与鲜亮，反遭大量网友的质疑与攻击。因而，让人忧心的是屡次经历 “ 事实 ” 反转之苦而疲乏不堪的公众会深陷怀疑主义，戴上會不信任的眼镜审视在网络空间中出现的新闻报道与公共议题。舆论是公共利益的反映，包含着关于行政公共性的要求  [6] ，笔者深感忧虑的是，公众更进一步地对未来发生的公共事务失去兴趣，冷漠地不再参与意见表达，使得舆论监督、社会治理等功能效果减弱，减损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

再次，部分主流媒体的失实报道与缺位进一步促进了反转新闻的发展。一方面，部分主流媒体为 “ 抢时效 ” ，在时间的竞争上，抢独家新闻、抢原创，以吸引受众;把关不严，来不及对事实进行核实和深度调查，导致新闻失实。这样的丧失新闻专业主义与社会责任的新闻内容生产实践既加速了反转新闻的扩散，也在事件发生反转后严重损害其公信力与品牌价值;另一方面，在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现象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的当下，基于对主流媒体新闻传播质量和权威性的肯定和信赖，公众在此类舆情事件中对主流媒体抱有期待。而主流媒体的缺位，错过了塑造与强化公信力的好机会，不能及时有效地消解不确定与负面情绪而使网络环境恢复清朗，加重信任危机。

最后，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成为社会的潜在危机，反映在网络空间，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都可能成为进一步引发反转新闻与舆论动荡的导火线。如同本次舆论事件中的师生矛盾、学校与家庭矛盾等长期存在于社会中，一旦相关议题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便极易引发媒介议题的溢散效果（Spill-over effect）  [7] ，进一步地形成连锁反应，出现 “ 共鸣效果 ” （Consonance effect）  [8] ，造成社会领域与网络空间的议题共振。在本案例中，加之过往的刻板印象，受众先入为主地认为体罚学生等行为的发生错在教师，丧失理性判断后将矛盾归因于教师，并通过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手段予以谴责和攻击，进一步污染了舆论空间，加速反转新闻的发展，加深了社会矛盾。

四、反转新闻治理路径

1 . 应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闻工作者与媒体人受到各种思潮影响，极易出现偏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倾向。媒体在流量思维下，可能会丧失对新闻报道的考量标准，成为眼球经济的拥趸。马克思曾经强调，不真实的思想是报道不真实的原因。所以，在新媒体背景下，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具有重要意义，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为新闻工作者坚定工作理想、树立严谨作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因此，媒体应恪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内容生产与传播，担负起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崇高使命。

2 . 用技术把关代替价值把关

在公民新闻时代，社交媒体赋予了公民传播权，每个人都在为事实真相的完善作补充，每个信息都成为真相的一个侧面。由于人们的认知偏见，新闻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不可避免会产生多元 “真相” ，影响新闻的真实性。喻国明认为，通过共识机制实现 “ 技术把关 ” ，从而取代过去的 “ 价值把关 ” ，可确保事实的客观性  [9] 。借助于技术的过滤，人们可以接收到不存在认知偏见和价值导向的事实，剔除情绪化、极端化的信息，从而全面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的判断。

3 . 优化媒体评估机制

反转新闻的大量出现与媒体评估机制的不合理有着必然的联系。在 “ 追求爆款 ”  “ 打造10万+ ” 等评价体系的影响下，部分媒体在新闻报道上注重求异、求快。在诸如此类浮躁氛围的熏陶下，大量新闻具有煽情化、娱乐化特征。因此，对于媒体评估机制而言，进行价值导向的校正是十分必要的。第一，行业应对现存的评估机制进行调整与改善，赋予新闻质量更高的考核权重;第二，行业要完善负向评价机制，对于报道失实或其它产生不良影响的新闻，进行负向评价与通报，并采取一定的惩治措施。

4 . 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

信息爆炸使得人们在处理信息时会出现情绪先行的情况，丰富多样的媒介渠道以及庞杂冗余的新闻信息，也会使受众难以维持理性。所以，人们在对事实的判断中，极易产生简单的价值评价与好恶情感。其背后的消极道德判断和多元道德情绪都被投射了网民对于某些道德失范的强烈忧虑，以及强化、重建特定道德秩序的迫切期望  [10] 。 这种道德与价值判断则是群体极化以及网络暴力生成的催化剂。因此，受众在面对各种信息时，需加强批判、质疑与思辨能力，减少盲目从众，并警惕网络群体极化。而在反转新闻逐渐走向明朗，舆论空间中出现的有关事件发展的愧疚、反思与自省等理性声音， 能够引导社会公众从事件中汲取教训， 自觉提高媒介素养， 规范网络行为  [11] 。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新闻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反转新闻所造成的部分负面影响，例如，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等问题对网络舆论空间的污染，是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需通过多元主体合力共同治理，以期实现对反转新闻阴暗面（Dark Side）的规避  [12] 。

但另一方面，就结果而言，反转新闻究其本质可以视作是新闻媒体和广大网民一同在探求客观真实之路上迈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诸要素组成的整体系统  [13] 。所以在這个意义上，反转新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社会与网络空间中流动的信息，不同侧面的丰富信息集合在舆论场内拼凑出了对客观真实最为接近的映射。因而在该维度上，反转新闻这样的新闻实践可能比某些新闻更像新闻，更加符合新闻的定义、追求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易艳刚.“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J].青年记者，2017（4）：17-19.

[2]  Tesich S.A government of lies[J].Nation，1992，254（1）：12-14.

[3]   William Davies.The Age of Post-Truth Politics[EB/OL].https：//www.nytimes.com/2016/08/24/opinion/campaign-stops/the-age-of-post-truth-politics.html，2016-08-24/2020-09-01.

[4]  万晓燕，王胜源.反转新闻：传播特征、概念辨析与问题指向[J].中国出版，2017（8）：35-38.

[5]  张庆园，程雯卿.回归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反思自媒体时代的后真相及其原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9）：51-67+126-127.

[6]  张康之.论公共性的生成及其发展走向[J].青海社会科学，2018（3）：1-12.

[7]  董天策，陈映.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7）：134-138.

[8]  徐宁.BBS与报纸之间的议题互动探讨——以“芙蓉姐姐”为个案[J].新闻界，2005（6）：118-120.

[9]  喻国明，冯菲.区块链对后真相的重新建构：“分散—聚合”模式的设想[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5）：1-4+11.

[10]  刘绩宏，柯惠新.道德心理的舆论张力：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8，40（7）：37-61.  [11]  吴洽兵.浅析新媒体环境下“反转新闻”的影响及防范——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为例[J].今传媒，2019，27（1）：50-52.

[12]  Christian V. Baccarella， Timm F. Wagner， Jan H. Kietzmann， Ian P. McCarthy. Averting the rise of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sensitization and regulation[J].Eur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20，38（1）：3-6.

[13]  吴苗.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54-58.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