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盼盼

清晨五点半，燕郊最早醒来的年轻人，已经准备抢坐开往北京的公交车。

算好了时间，他们紧张地穿衣、洗漱，掐分算秒地出门。在公交站点，年轻的小两口、中年大叔、精英白领排队翘首等着车来。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还有带着小马扎给孩子排队的老人。

燕郊属于河北廊坊，到北京天安门直线距离30公里，与通州之间隔着一条潮白河。一河之隔，这里的房价却要比通州低好几倍。低成本居住环境，吸引着一批批北京上班族前来置业。

就像是潮汐涨落，他们白天涌向北京，晚上退回燕郊，奔波在两座城市之间。这样的“双城生活”里，有他们的“北漂”梦，也意味着无法慢下来。每天的通勤路，就是他们绕不开的“麻烦”。

大堵车时，他们骑摩托车上班

李梅今年35岁，她每个工作日都穿梭在燕郊和北京之间，已经整整十年。

她和丈夫都是东北人，十年前在燕郊购置了婚房，并将户口落在了燕郊。那时候，燕郊还没有那么多“北漂”，他们有一辆北京牌照代步车，通勤时间一个小时左右。

十年里她生了两个孩子，父母帮着带，小日子也很温馨。也就是这十年，越来越多北京上班族来到燕郊。如今，燕郊常住人口已经突破60万人，十年间增长了约92%。

李梅的上班路越来越堵了，起床时间也越来越早了。疫情暴发后，进京政策收紧，进京检查站经常堵得像“春运”。

年初，河北发布通知，要求河北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凭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14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通勤。检查的步骤增多，导致拥堵加剧，往常半小时就能通过的检查站，变成了要等一到两个小时。上班族们调整上班时间，有的凌晨四点出发，有的甚至凌晨两三点就出发。

经历了“大拥堵”，李梅和丈夫决定买一辆摩托车。在丈夫考完摩托车驾驶证后，两人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

“开车至少堵1个小时，骑摩托半个小时就能过去。”像李梅夫妇一样的“摩托车一族”不在少数，路上他们经常和一撮撮的“摩托车军团”同行。夫妻二人戴着头盔虽然没法聊天，但沿途风景让他们心情舒畅。

他们一路骑到金台路地铁站，李梅坐上6号线，丈夫继续骑车去单位。

“每天6点起床，7点前出门，8点半左右到金台路。我坐地铁到站后再骑行10分钟到单位，刚好打上卡。”她算了一笔账，50公里的单程路，需要两个多小时，每个月大约有80个小时花在路上。

下班后，两人原路返回，到家一般晚上8点多。只要丈夫在，通勤路上从不用李梅操心，但若丈夫加班或出差，她就要改变交通工具，通勤时间就被拉长，一种选择是骑车去地铁站，卡着点到西直门坐大巴车，到家八九点;另一种选择是坐公交车回家，那就需要排长长的队，到家差不多十点左右。

她也曾想在北京租房，但算下来成本太高，再想到孩子已经上小学，即使在北京读完中小学，还要回河北高考，他们就放弃了。

夫妻二人就这样相互陪伴，通勤路走了十年。每天回到家，陪孩子写会儿作业、玩会儿游戏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李梅也期待，等未来机会成熟，在北京买房安家。

“想为孩子拼一个更好的未来！”她说。

北京的冬天转眼就快来了，李梅期待疫情不要反复。“冬天太冷，我们还要开车进京，希望检查站不要那么堵，也期待通往燕郊的22号地铁线尽快开通。”

像李梅一样的“北漂”不在少数，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向往着早日融入北京。

螺旋式上升，即使慢也要一直向目标靠近

同样是50公里，宇安的通勤路，相对没有那么堵。

1993年出生于安徽的宇安，已经在上海工作两年有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沪漂”。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前两年宇安一直在上海租房。他前前后后搬了四五次家，这给了他很不好的居住体验。“舍友换来换去，享受不到物业服务，遇上二房东还被坑。”糟心的日子让他没有安定感，他想换种方式生活，于是决定买房。

在上海，外籍人員购房除缴足社保外，还要以家庭为单位购房。即使满足硬性要求，上海的房价也让年轻人望而却步，于是很多人选择在周边城市置业。比如，长三角都市圈里，工作在上海、置业在苏州的“双城通勤族”已经越来越多。

宇安承担不起高房价，单身的他更没有购房资格，思虑再三，他也打算从周边城市入手买房。去年，去往苏州吴江区出差时，他看到了碧桂园的楼盘信息，到上海虹桥商务区50分钟的通勤路让他心动。“我当时去售楼处样板间看了一眼就觉得很喜欢，大客厅、明卫，关键是收纳空间很好，而且周边配套也挺完善，要啥有啥。”

在外打拼了那么多年，宇安一直期待有个地方稳定下来。和父母商议后，他得到了父母赞助，父母出了首付大头，加上自己的部分积蓄，他买下了一套两居室，并贷款入手了一辆电动汽车。

今年年初，他搬进了新家，加入了“双城大军”，也逼迫自己规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