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

煤电矛盾正在尖锐化。近日，一份《请示书》在网络上流传，11家燃煤发电企业联名给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城管委）上书，向主管部门“哭穷”。

流传的文件指出，随着全国燃煤价格大幅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京津唐电网燃煤厂成本已超过盈亏平衡点，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部分企业已出现资金链断裂。根据《请示书》的落款、公章，11家企业包括了大唐发电、国电电力、京能电力、华能集团、华电集团与华润电力等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及其分公司。

这份《请示书》的核心诉求是，上浮交易价格。其中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网上流传文件的真实性，并表示，上书至今，此事并无太大的进展。

煤与电这两个行业的矛盾，由来已久。今年因煤价高企，博弈分外激烈。博弈是否会传导到用户侧，居民电价、工业电价是否会因此调整，仍是未知数。

“面粉比面包贵”

《请示书》描述的京津唐48家燃煤发电企业的现状，可谓触目惊心。“京津唐电网燃煤厂成本已超过盈亏平衡点（仅考虑燃料成本情况），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燃煤厂亏损面达到100%，煤炭库存普遍偏低，煤量煤质无法保障，发电能力受阻，严重影响电力交易的正常开展和电力稳定供应，企业经营状况极度困难，部分企业已出现了资金链断裂。”

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资料也证实了上述现状。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的五家发电企业，分别是岱海发电、京隆发电、涿州热电、秦皇岛热电以及三河发电，截至今年7月底，五家发电企业亏损面100%。涿州热电、三河发电是其中亏得较少的，七个月分别亏损了0.2亿元和0.3亿元。亏损最多的是京隆发电，七个月累计亏损1.92亿元。

亏损是因为发电燃料成本与基准电价的倒挂，可谓“面粉比面包贵”。以京隆发电来说，7月，该发电厂的单位燃料成本是334.99元/兆瓦时，而基准电价是326.88元/兆瓦时，发电燃料成本比基准电价还高出8.1元/兆瓦时。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发电厂除了燃料成本，还有水费、排污费、資本折旧、维修费以及人员工资等其他成本。据他测算，按照目前的煤价水平，这些燃煤电厂每发一度电，大约要亏一毛五分钱。在京津唐的煤电企业中，中长期交易电量约占全年发电量的60%左右。袁家海说，签订长期合同时发电厂通常会让利，披露的数据是每度电再降八分到一毛钱左右。因此，履行长协的话，发电厂每发一度电，会亏约两毛五分钱。

造成“面粉比面包贵”的局面，煤价持续数月上涨是直接原因。对燃煤发电厂来说，燃煤成本是最大的成本支出，占比六七成。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因煤价的不断攀升，燃煤成本占比越来越高，当前甚至占总成本的八九成之多。

以上文提到的1至7月亏损最为显著的京隆发电来说，7月，该厂的入厂标煤单价是825元/吨，去年同期的价格是410.42元/吨，价格翻了一倍。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指出，其余的四个发电企业，7月标煤单价最少也比去年同期涨了45%。

煤价站上历史高位，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长江学者、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重要因素有二：一是经济，二是季节。通常来说，煤价的高企，是二者叠加所致。

从经济因素看，今年国内经济持续恢复，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社会用电量超出预期。2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今年的全社会用电量将增长6%～7%。而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1月到7月的全社会用电量，已同比增长15.6%，远远超出中电联的预计。

另一个因素是季节性因素，夏季、冬季是用电高峰，电力行业有个说法，叫“迎峰度夏”。而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降雨偏北，导致水电发达的南方省份，水电出力较弱。因此，许多发电需求集中在了火电上。此外，今年的大宗商品涨价、内蒙古对涉煤领域腐败“倒查20年”等因素，都共同叠加，形成了助推煤价上涨的合力。生意社的数据显示，9月10日，唐山曹妃甸动力煤报价1200元/吨。三个月前，该数据是925元/吨，涨幅为29.7%。

无法传导的煤价

如果随着煤价的上涨、发电成本的提高，电力行业的电价也一并提高，燃煤发电企业不会陷入当前的困境。但当前发电企业所面临的电价困境在于，煤价无法传导至电价。这一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过去的十多年间，因煤价上涨、电价却无甚联动，发电企业曾多次上书。

2004年底，我国出台了“煤电联动”政策，如半年内平均煤价比前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则电价也相应地作调整。之后的两年里，我国两次启动煤电联动政策。

2007年，因粮食、猪肉等物价大幅上涨，CPI达33个月来新高，国家因此迟迟没有调整电价。大唐、华能、华电、中电投、国电这五大发电行业的龙头企业，集体上书国家发改委，恳请尽快在煤炭价格涨幅大的重点区域启动煤电联动。

四年后，五大发电集团再次联合上书，向国务院、发改委、国资委进行汇报，希望煤电联动政策出台。

而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因产能过剩，煤炭的黄金时代结束，行业进入长久的低谷期，发电集团的上书也因此停止。直到2016年，去产能在煤炭行业显效，行业产量迅速下降，而因当年高温少雨因素的影响，水电发电量减少，火电用煤需求大增，煤炭供应偏紧，煤价大幅上涨，媒体甚至称其为“煤超疯”。当年11月，华能、华电、大唐、国电四大发电集团联合向陕西省政府提交报告，表示现在的电煤价格超出企业成本，要求政府对电价进行上调。

2019年，执行15年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被取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当时的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基准价即为各地当时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