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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共同富裕的政策和社会基础

2021-09-23赵忠葛鹏

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35期
关键词:德国政策职业

赵忠 葛鹏

2018年5月28日,人们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畔休息。图/视觉中国

德国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处于中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数据显示,德国从2011年到2018年的基尼系数均在0.29左右,远低于同期英国约0.36和美国约0.39的水平;把德国人按收入从低往高排列,排名在90%的富人的收入与排名在10%的穷人的收入之比在2018年为3.6,低于同期英国的4.5和美国的6.2。

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德国2020年人口8324万,是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土面积357580平方公里,是继法国、西班牙和瑞典之后的欧盟第四大国;GDP为3.8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高达4.57万美元。分产业结构看,德国2020年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0.66%,制造业增加值占17.82%,服务业增加值占63.59%。从就业情况看,2019年德国就业人口占工作年龄人口的76.7%。其中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1.21%,工业占27.18%,服务业占71.61%。

德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在2005年后相对稳定,并未出现明显扩大趋势。在缓解收入差距扩大方面,德国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其中,德国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成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及其制造业工人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政治生态看,德国的国内政治也一直受社会正义的辩论所影响和引导,这是德国社会政策的政治土壤。

德国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

近二十年,德国的工资不平等与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不同。工资是指工薪收入,这是很多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家庭总收入则是包括工资、财产性收入、社保福利等在内所有收入。

研究显示:2006年前,德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迅速扩大。把劳动者按工资从低往高排列,2000年排名在90%的高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是排名在10%的低工资劳动者的3.3倍,到2006年它们的比值涨至近4倍;2006年~2014年,德国的工资不平等程度维持在上述高位;而2014年后,工资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到2019年,上述比值降到3.5。

不过,劳动者工资不平等在近年的下降并未导致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下滑。德国以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2005年从0.26增长到0.29,之后维持在0.29左右。2018年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29,低于OECD国家0.31的平均水平。

从家庭实际收入的增长情况看,2000年~2014年,德国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缓慢,14年家庭税前收入只增长3%,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4.5%。其后,两者在2014年~2019年都经历了大幅增长,短短5年税前收入增长近12%,可支配收入增长约9%。家庭收入在2014年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受益于失业大幅下降及工资上升,另一方面同养老金的增长有关。可支配收入最低的10%家庭,2010年~2015年其可支配收入逐年下降,但2015年后伴隨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这部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一直在上升。

虽然德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近年没有下降,但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以是否能按时付房租,是否能保持屋内暖和等九个指标定义的“物质匮乏”家庭的占比从2008年的5.5%降至2019年的2.7%。在欧洲,德国的这一比例很低,与丹麦(2.6%)、芬兰和荷兰(2.4%)相当,比例最高的是保加利亚(19.9%)。

疫情发生后,与美国等国家不同,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升反降,无论从基尼系数还是从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看,2021年初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较2019年都发生了下降,因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略有上升,而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下降。该结果显示,德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为自雇佣者和企业主提供的短期工作津贴,有助于他们雇佣的劳动者保住工作,不过自雇佣者和企业主自身的营收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疫情冲击。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社会和政党对于正义的辩论持续影响其再分配政策走向。

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将资本市场视为解决福利国家财政问题的方案这一观念蔓延到德国,很多政治家一度希望放弃德国传统的再分配政策。1998年~2003年,德国议会的所有政党都重新制定了政党方针,对公正概念进行重新表述以减少对再分配的关注。直到2005年,政党方针中没有提到任何“正义”及“平等”概念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得票率从以前超过40%降至35%,凸显民众开始重新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公众舆论也从不断要求解散福利国家和削减社会福利,转变为讨论上述改革的社会后果,如贫困问题的加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社会正义和贫富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公共辩论的核心,因为人们发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德国政府2001年、2005年、2008年、2013年、2017年五期《贫困与财富报告》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德国生活条件的了解,并唤起人们对公正理念的追求。相对于德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德国出口经济在全球的重要地位等议题,德国的国内政治一直受社会正义的辩论所影响和引导。虽然德国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但今天的德国,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中,公正仍然无疑是核心的政治价值,这是德国社会政策的政治土壤,也是其缓解贫富差距的理念基石。

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鼓励工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之一,其在2018年有约9960亿欧元用于公共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1%。德国这一福利国家社会体系的传统要上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时期,由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建立。1881年,在俾斯麦的授意下,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给德国议会的信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想法。威廉写道:“那些因年龄和残疾而无法工作的人,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得到国家的照顾。”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在1883年首先引入了工人义务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同步进行,并在后来几年里进一步扩展,从而为福利国家导向社会打下了基础,并在1889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养老保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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