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旸

二十世纪以来，白话小说的发展，蓬勃更新了文言小说的叙事传统。而写实，这个中国古典小说最深厚的根基，在百年岁月里，时隐时现。最近二十年的当代小说，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作家的立身之本。抒写南方市井生活，金宇澄的《繁花》自然是集大成之作。最近几年，年轻作家王占黑的街道英雄系列作品，也频繁地吸引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

《麻将的故事》《美芬的故事》 《怪脚刀的故事》《吴赌的故事》等，一长列名字相似的小说，时常以作家的化身“小王”的口吻展开叙述，呈现出王占黑家乡浙江嘉兴，一个中下层平民社区的众生相。这些人物，原型来自王占黑的亲戚，邻居街坊，同学等，再经作者艺术加工，构筑了在一个整体性街道世界里，喜怒哀乐各色人等的不幸命运。

《小花旦》主人公阮巧星，是比“小王”大两轮的叔叔辈人物，是她成长见证人。社区开了一家专门给退休老妇烫发的巧星美发屋，虽器材不佳，可价格便宜。被称为“小花旦”的阮巧星曾在丝绸厂工作，有一定审美趣味，又会说话，老阿姨们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回头客不断。小王去上海念大学，巧星母亲故世，房子被六位兄弟姐妹平分，只得一人前往上海谋生。他们离开社区熟悉环境，去陌生的大都市探险，一步涉入冒险与不确定性的现实的旋涡。来到大城市的小花旦，作为异装癖歌舞表演者，赢得了表现自己的勇气和机遇。小王毕业后，陷入996生活怪圈，掐断了缅怀父亲老王的时间。两个忘年交在生活中渐行渐远，虽然彼此心里还牵挂着对方。故事结尾，小花旦以登台艺人身份赴南方，小王亦买了南下的火车票，欲寻求突破凡庸人生的契机。

有学者指出，“就其本质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追忆。因此，作为一种主观的时间形式，追忆的本质是对抗时间的流逝，是自我巩固的一种方式”。王占黑在这篇作品中，借助小王这个虚拟人物，回忆起自己童年生活中那些幸福与温馨的悸动。对不少人来说，成长的磨砺是在掩埋温暖的回忆，然而蓦然回首，它仿佛还在那里对你凝视。这真是一个反复闪回的人生体验。作者试图拿小花旦做参照对比，他没像小王沉湎过去，反而知道，只有始终执拗前行才更觉踏实。他与小王时断时续的联系，暗喻着小王与老旧社区生活，与那些乡亲父老感情纠结的逐渐淡去。但与此同时，小王通过追忆，通过这种浓烈到释然的情感转移，得到她在上海一路打拼生活的强大支撑。“逝去与缅怀”在这里是激烈冲突的张力，也是在不断回旋中的自我重新认证，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异乡人，有哪个不是在空间震荡中继续未来的生活？王占黑小说的价值在此，然而它也是局限和束缚。

很多文章谈到，王占黑小说叙述有某种电影分镜头感，她的笔法介于封闭生活与流动生活的博弈之间。这种创作技巧，在《去大润发》中实现得最为彻底。主人公在工作遇到挫折，情绪近于崩溃的傍晚，偶然认识了外观平凡的黑衣男，于是坐上了去大润发超市的免费班车。在扮演超市漫游者的短暂时空中，压抑的心情稍稍得到喘息的机会。小说营造的空间感非常强烈，超市里的穿梭，把玩各色商品，由此勾起种种过往的回忆。读者不免看到，一位压力极大的私立学校老师的生活，与他无忧的过去构成鲜明对比。我发现，在小说创作中，王占黑需要为自己无助的人物找到一个引导者，在《小花旦》里是小花旦，在这篇作品中是相类似的成年人。两人有接触，有对话，也有揣摩。不同于小花旦和小王断断续续的联系，大润发超市里的这两个人，则在进行不断的对话和漫游。故事展开的空间由此凝缩，两人对话的密度却是不断增强。这样带有电影感的故事铺排，既旧又新，自然需要用得恰到好处。

王占黑在新近作品中，为自己开拓出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但我们在研究一个作家时，她创作的来路和写作起点依然不容忽视。尤其不能忽视过去生活对她创作起点的影响，因为这奠定了她最初的文坛地位。1767年，莱辛在德国汉堡剧院，就对频繁上演的市民戏剧有一个观察：“王公和英雄人物的名字可以为戏剧带来华丽和威严，却不能令人感动。”王占黑显然在重蹈西欧市民戏剧的旧路，是要应和社会转型，把她过去工人社区中的市民人物，重新纳入今天读者的视野。然而在这种叙事转换中，既要有讽刺挖苦，也要对人性暗蕴同情和怜悯，也是写作的难度。因为她笔下的毕竟是一些灰色社会人物，怎么拿捏也并非易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此也有深刻的界定：“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别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吴赌的故事》主人公夫妇轮流乘同一路公交车，在这个固定空间轮番讲自己编造出来的得意故事。一个不停虚构，另一个予以戳穿。公交车成了他们的戏剧舞台。片刻和虚幻的时光，终于抵不住两人嗜赌成性，最后癌症去世的结局。《偷桃换李记》是一个设计精巧的故事。病入膏肓，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两个老人，商量在死后互换进入对方的坟墓，以此躲避这一世的冤孽，让来生顺利开始。通篇充满两位老工人对人世的不舍，字里行间带出的却是他们一世的艰辛不易。在临终病房短暂存续的空间，他们互诉衷肠，倾吐苦水，换来一点温暖的安慰。看得出来，王占黑虽是年轻作家，但她极力抹去80后作家矫情的青春痕迹，还之以生活的本色。幸运的是，王占黑显然要继承契诃夫的写实主义衣钵，以平实的笔法，素朴的语调，感同身受的情怀，讲述老年工人的生存处境，实属不易。她笔下所写不是大悲剧，但是折射了普通人的悲欢，也引带着读者出自本性的怜悯和同情。

在《老馬的故事》里，坚强低调的马老太太，两个儿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孙子有自闭症，又不幸患上尿毒症。在被两个儿媳恶意驱赶后，她赤身跳楼身亡，结局可谓惨烈。《痴子》里，三个身有残障的中年人在年少生活过，即将拆迁的旧小区不断行走徘徊，希冀留住昔日时光……说实话，读到作家相类似的重复叙述，我能感受到来自作品的强烈冲击，但隐忧也在这过程中时时泛起。王占黑目前的作品，显示出她持续挖掘深刻人性故事的特殊能力。但若长此下去，也像始终徘徊在同一个小说舞台。若是从艺术相通性来分析的话，戏剧舞台能够吸引观众的，除了虚构出传奇、惊异，尤为关键的一点，还要有对“更好的生活”恢复和重建。例如，小花旦阮巧星转型为异装癖歌舞艺人，不断争取更大的表演舞台;吴赌长年累月在公交车上，虚构自己的人生风光;《偷桃换李记》两位老人对来生轻松幸福的奢侈渴望;《麻将的故事》主人公颓废度日，对此生已不抱希望，临终时却坚持要吃一顿好饭……这些非凡故事，如果再做推敲，不止步于悲情叙述，而是向着更广大的人性世界开发，想必会有更令人欣慰的艺术表现。这正如卢卡奇《小说理论》所说：“小说是成问题的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追求意义的过程，因此就定义而言，心灵与世界就永远不会完全相适应。”然而，这又并非小说创作的终极目标。

最近一些年，走遍社会城乡上下，人与动物如影相随的景象，几乎成为一道新的历史风景。这在过去不好理解，放在社会的巨变当中，则可看到人们孤独困境的克服，正因这些现代伴侣的出现，而变成了一种新的可能。王占黑的《来福是个兽》《狗司令》，是这两篇描写家养犬类的作品。在她其它小说中，也出现过陪伴孤独寂寞的看门老人和退休工人的小黄狗、小黑狗。这些最为寻常可见的宠物狗，在落魄主角们的惺惺相惜中，亦成文学作品的华彩乐章。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作家正在把动物人间化。与宗璞《鲁鲁》借动物折射人物不幸的写法不同，在王占黑笔下，动物不再是人物的某种替身，反而一跃而为作品主角，与真实的人无异。它们虽没有语言能力，但参与到这些家庭成员的生活之中。它们的故去，受到主人的隆重礼遇。由此抽引出了一个文学话题，即现代社会人们异常的孤独感。他们虽有家庭亲人，但有时候，因各自忙碌，或较难沟通，这个家庭仿佛并不存在。这种情况下，无语而有欲的狗猫们，就成为亲人的化身，与他们朝夕相伴。久而久之，人类和动物在新的情景中便高度同构同质。这种同构，某种程度弥补了真实人们的缺席感，弥补了亲情缺失，使家庭圆满感的幻觉，一瞬间得以真实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人对困境的转移和超越，在文学效果上是有效的，能够成立的。从文学形式的多样性看，王占黑这种人与动物混居的短篇小说，是对当代小说丰富性的一种有益补充，也毫无疑义。

总的来说，王占黑笔下的故事贴近生活，真实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困境和精神困惑。难能可贵的是，她能从生活抱怨中走出，立体地理解艰难时世，看来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理论，并未失去它的现实魅力。在真实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免陷入自怨自艾的悲观情绪。而小说则既要表现，也要超越它们。作品的角色，即在呈现这平凡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作者，就站在生活和小说之间，既平衡也在有意提升它们的相互关系。优秀的作家，往往有一种令读者透过生活看本质的非凡思想和能力。小说和小说之间，实际存在着差异和不同。

年轻作家王占黑以她个人的传记材料，带出自我对于市民社区的认识和评价。她隐身其后，以炽热的目光观察人间喜乐愁苦，却克制心绪地一一加以表现。这一系列小说表征出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她由小写大的深沉笔触，以及从细小的观摩角度切入，讲述平凡百姓生存样态与精神状况的娴熟技巧。从中也自然而然带出了作家自己的时代观，也即她对于这个时代的认知。王占黑的叙述貌似冷静客观，笔端却处处露出温情，甚至露出某种诗意。她不避微妙题材，愿意藏身民间，在普通人的人间戏剧中重温生活的真谛，并把这温情这真谛传导给读者。描写困境不等于消费消极，相反它诉诸积极的力量，叫人在世事艰难中不忘对未来的奋力争取。这种积极的现实主義创作，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坛所抱持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