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

①

公元878年，唐僖宗李儇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叫黄巢的私盐贩子兴兵造反，最初就是因为一直收不到一张“录取通知书”。

说到“录取通知书”，就要说到“科举制度”，就要说到唐朝。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广义上说，可以追溯到汉代的“贡举”制度;从狭义上说，还是要从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如果再要严格定义的话，则可能形成于唐代。

总体来说，唐朝的科举制度比起后世的明清两朝，要相对简单些，但还是有相当难度，且科目繁多。比如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被誉为“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但他当年也是连续三次参加科举都不中，一筹莫展。

正因为中举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所以从那时开始，那份“录取通知书”也变得特别起来。唐代最初的“录取通知书”，用的是“泥金帖子”。泥金，是指用金粉或金属粉制成的金色涂料。泥金帖子就是用泥金涂饰的笺纸，这是最高级的形式之一，足以显示官方对这份“录取通知书”的重视。

再往后些，出现了专门的“录取通知书”纸张——“金花帖子”。宋代的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二有记载：

“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

那什么是“黄花笺”？就是洒了金粉的笺纸，是最高规格的用纸。

无论是泥金还是金花帖子，可见唐宋两朝“录取通知书”的纸张用料还是相当讲究的，背后折射出朝廷对科举及第的重视以及科举高中的难度。

再说回黄巢。黄巢少有才名，一心想考取功名，可惜连续几次科举都不中，无缘收到珍贵的金花帖子，不由得怒从心起，写下了《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滿城尽带黄金甲。”878年，黄巢率众起兵，带头掀翻大唐盛世的满桌酒席。

②

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录取通知书”也在发生改变。元朝虽然也有科举考试，但断断续续，考试的侧重点也有所调整，所以在科举史上，元朝留下的笔墨不多。及至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又重新被重视起来，并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录取通知书”的故事也开始多了起来。与重材质的唐代“录取通知书”相比，明清两朝在材质上并无特别之处，到了清代甚至还出现了刻板统一印刷，实现了“流水线作业”。

从明朝开始，“录取通知书”开始被称为“捷报”或“报帖”，民间称为“喜报”，内容也相对格式化，一般就写考官姓名、考生姓名，中的是哪一科、第几名。不过，发送“录取通知书”的形式却变得仪式化和排场化了。这从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中的名篇《范进中举》里就可窥得一二：

“……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

“……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到，到了清朝，发放“录取通知书”已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流程和风俗。一般来说，送“录取通知书”的工作，官府至少会安排三名公差负责。他们骑高头大马，举彩旗旌幌，带唢呐铜锣，一路上奏乐鸣炮，引得乡亲们夹道围观，中举者家庭则取得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种差事，公差肯定是要抢的——不仅因为给人报喜能沾喜气，关键是还会有红包拿，即便没有小红包，入席吃个庆功宴一般是没问题的。

中举者家庭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间把它高高张贴在厅堂最显眼的位置，以便所有来访者都能一眼看到，许多家族将此视为最高荣耀。

③

1947年，考生丁永嵩收到来自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开头写的是“台端”，称丁永嵩为“君”——这两个词，都是古人对对方的尊称。

1905年，清朝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取消了，但人才还是要有出路，所以各类新式学堂主要采取自主招生的方式进行考试，而录取通知书自然也不可能像唐宋那样的用泥金或金花帖子，更不可能像明清那样用一队人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地通知考生。

1909年清朝的《政治官报》收录的北京交通大学（前身为“铁路管理传习所”）第一次考取榜示，就是用白纸黑字简单明了地呈现录取者的姓名，不再有什么额外的“添头”。

进入民国时期，各大学自主招生的办法得到延续，录取通知书依旧简洁，基本都是手写，然后以邮递方式送到考生手里。比较有特色的是当时的措辞——丁永嵩并非唯一享受到尊称待遇的同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样也称同学为“君”，国立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头也用“台端”。

1938年，为了适应形势，教育部设立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组织国立大学进行统一考试——类似现在的高考。这种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高校各系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也维护了招生的区域公平。但因为处于战争年代，这个制度只维持了三年。

④

1978年，卢作孚之孙女卢晓蓉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她回忆当时的感受时，用了四个字：“灵魂出窍。”

新中国是从1952年开始确立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在那个充满干劲的年代，录取通知书也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个具体表现是，很多录取通知书上都会有一句话——“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

有意思的是，那时由于沟通不畅，信息传递较慢，为了避免一些考生在家中翘首以盼，所以除了发放录取通知书外，还会发放“未录取通知书”，解释未被录取的原因，以及提出鼓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录取通知书上的口号和标语渐渐消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承担最基本的功能：通知考生被录取，录取的专业和入学的时间。1998年，我收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就一张纸卡，简洁明了地写了编号、校风、学风、姓名、专业。

1999年全国大学进行扩招，更多高中毕业生有了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机会，各校的录取通知书开始注入自己的特色。这也是学校尊重学生个体，从学生角度出发的一种体现。比如从2007年起，陕西师范大学开始由老教授手写录取通知书。2018年，清华大学的“3D录取通知书”曾在网上广为流传——清华学生通过激光雕刻、裁剪、拼插组装，手工制作了这批录取通知书。打开通知书外壳，代表清华百年历史的“二校门”会180度立体呈现。此外，还附赠科普名著《从一到无穷大》。

一纸录取通知书的变化，也是中国历史变化的缩影。过去，信息沟通不畅，邮递不便，录取通知书确实能给人带来莫大的惊喜;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高考成绩早已能在网上提前查到，自己能进哪所高校，考生其实也心中有数。

同时，从科举制度到高考制度，录取通知书在很长时间内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但社会发展至今，“条条大路通罗马”，录取通知书能决定人生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录取通知书还是有意义的，它能给人“石头落地”的踏实感，也是对学子寒窗努力的见证，更是一份鼓励乃至奖励的凭证。收到自己期盼的录取通知书的心情，无不如唐代诗人孟郊所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小白摘自《视野》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