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正气直言大将军

2021-09-22

今古传奇·人物版 2021年9期

开篇终生不改其本色

谈起彭德怀这个名字，无数人心中的敬佩和感叹油然而生。战争年代，毛泽东曾为他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的同乡、早年在湘军同班当兵、后又一起长期战斗的陈赓曾评价说：“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彭德怀对敌人的雷霆之威，对人民的赤子之爱和生活作风上的冰雪之洁，在党内军内树立起光辉的榜样。

彭德怀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特人物。他从小生活极艰难，没有多少读书条件却毕生愿意研究思考;他戎马一生，虽身负军旅重任却总在关心民间生活疾苦。这是因为他正处在中国新旧思想和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变革时代，最切身地感受到乡村人民的艰苦，又长期目睹旧官场的腐朽黑暗。巨大的反差和小时就形成的倔强性格，使他在战场上能舍身冲杀，面对不平事能拍案而起。

彭德怀在旧军阀队伍中参加了十年混战，深感打来打去毫无意义。率部起义当红军后，他认定是为人民而战，从此总是身先士卒。1930年，红军占领岳州时缴获了几门野炮，战士都不会用。美英日军舰沿长江开来向城内炮击，彭德怀怒火填膺，不顾周围人拦阻，和另一名同志共同推出一门炮到江边，亲自瞄准装弹，连发数十弹，打得外国军舰冒烟逃窜。

在中国军队以志愿军名义正式跨过鸭绿江之前一个小时，即1950年10月19日傍晚，彭德怀率三人乘一辆吉普车，并仅由一辆电台车跟随，最先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亲自了解战场情况。

面对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彭德怀一直坚持指挥靠前。志愿军司令部在大榆洞时遭轰炸，毛岸英等不幸遇难。后来到下甘岭、空寺洞等地又几次遇险。彭德怀的行军床都被敌机扫射打烂，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中敌坦克已接近志愿军司令部，他却始终不离前线。

彭德怀的生活节俭是出了名的。他走到哪里，没有人敢摆宴招待，因为他不但不吃反而会骂。他无儿无女，工资大都用于接济同志。被罢官到西南，他还看望当年为红军在大渡河摆渡的老船工，告别时把口袋中的钱都掏出相赠。

彭德怀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他始终在探索真理。上井冈山后，他视毛泽东为兄长、老师，从此系统学到了革命理论。但是他不盲从，在党内领导中他是最晚由叫“老毛”而改称“主席”的人。后人看来，他在庐山上与党的最高领导的分歧，属于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都缺乏经验时的探讨争论。不过正由于有这种探讨争论，才能最后找到真理。

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时，却总愿去农村调查。1959年，他把一位老红军赠来的诗修改了一下，拿来对“大炼钢铁”提出尖锐批评——“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他说：“我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

有勇有谋的军事家

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名将，彭德怀以敢打大仗、硬仗、恶仗著称。在横戈马上、襄助中枢的历程中，在和国内外各种对手的较量中，彭德怀展现出令人叹服的军事谋略。毛泽东曾为他写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身为高级指挥员，却总出现在第一线。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从11月6日至11月11日，仅五天时间，率先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道封锁线，胜利进入湘南地区，为红军的西行打开了通道。通过湘南汝城時，部队遭遇敌人碉堡拦阻，炮兵连续几炮未中。曾经当过炮兵的彭德怀不顾危险亲自操炮，只一发便轰掉了敌堡。

此后，彭德怀率部又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敌军为堵截红军西渡湘江，急调几十个师沿湘江两岸设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湘江东岸围歼红军。为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在遭强敌追击的危急关头，彭德怀亲临江边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奋战，血战三昼夜，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过江的任务。

1935年1月，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部一举突破素有“天险乌江”之称的敌军乌江防线，进至遵义担负保障中央会议的顺利召开的任务。遵义会议正在紧急进行当中，敌军袭击，威胁临近，彭德怀中途退场赶回前线，指挥部队奋起抗击，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保证了会议的成功进行，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

遵义会议后，彭德怀率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一举夺取敌重兵把守的天险娄山关后，再战遵义城，消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壮红军士气，灭敌人威风，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长征几个月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也是长征中最大的一次胜仗。

国民党军为“雪遵义失败之耻”，多路重兵席卷而上。彭德怀率部按照中央部署，会同兄弟部队分别从仁怀和二郎滩等地进行了三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之战，并乘胜向南疾进，迅速南渡乌江，跳出约40万敌军的包围圈。随后，威逼贵阳，进军云南，震惊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因人数大减编为陕甘支队。此时朱德率总司令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到彭德怀的威望和指挥才能，让他接任最高军事指挥员，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到达陕北后，彭德怀又任一方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东征山西，又返回陕北进行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

当年有人形容彭德怀性格类似张飞，其实彭德怀非常细致，在预定实施的各次战斗前，总要到战场亲自勘查。到达陕北后为打好直罗镇这奠基一仗，他和徐海东跑遍了战场附近每个山头，察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战斗打响后又靠前指挥，激励了部队的士气。

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毛泽东非常称道。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时，西北马家军和东北军追来，彭德怀指挥了一场吴起镇伏击战，击溃敌5个团，俘敌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切掉了“尾巴”。毛泽东听到胜利的消息后，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接到这首六言诗后，将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以表示功劳应归于全军指战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指挥的第1军紧随追来。彭德怀决定以伏击消灭其先头部队。为了选择战场，他又到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的山城堡一带观察，发现在此干旱地带，只有这里有一股泉水，敌军肯定会到此。于是彭德怀把部队埋伏在山城堡周围，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1个旅和2个团，打赢了长征的最后一仗。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

1940年，日军在华北推行“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分开来，使八路军“游”不了、“击”不成。1939年秋，抗日根据地有近百个县城，至1940年夏，只保有几个山区偏僻小城。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供应尤为紧张。

为破坏敌人的恶毒阴谋，从1940年4月以来彭德怀常常一个人在挂满地图的作战室内聚精会神地翻阅敌情资料，在一幅幅地形图前凝视沉思。最后正太铁路成为彭德怀投视的焦点。这条被称为“钢铁动脉”的正太路，在彭德怀眼里已化成一条熊熊燃烧的火龙，而敌人苦心经营的“囚笼”也在他的心中变得千疮百孔。经过与左权的缜密研究与思考，一个大破袭的作战计划终于现出了宏伟清晰的轮廓。

7月22日清晨，从太行山麓的一个小山村发出一束束无线电波，这些电波透过日军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和捕捉，把八路军总部的一项极其重大的、秘密的作战命令传达给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同时发送给延安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并注明“十万火急”的字样。这便是抗日战争史上有名的由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人共同签发的破袭正太路战役预备命令。

8月20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上空浓云密布，闷热异常，过午下起了小雨。总部作战室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彭德怀镇定自若，不时和左权交谈，或听参谋人员汇报情况，或对着地图沉思。

晚上8时整，各兵团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各路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敌人控制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正太路和同蒲路、平汉路等交通线的指定地段。正太路像一条火龙熊熊燃烧，华北大地在怒吼、在震荡。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百团大战：“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如同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

22日，彭德怀和左权在作战室内听取战况，作战科长王政柱汇报实际参战兵力：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共计105个团。彭德怀一拍大腿，“干脆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中共中央对百团大战的胜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由于这次战役的良好战绩，彭德怀根据中央的指示接连签发了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的作战命令。

一系列军事行动进一步巩固了第一阶段的战绩，使敌人的“大动脉”变得千疮百孔，正太、同蒲、白晋、平汉、平绥、津浦、北宁各铁路及公路干线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五处煤矿被破坏。以正太路破袭战为发端的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页。它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大敌当前，他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彭德懷正以主要精力运筹开发和建设大西北之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把彭德怀重新推向了风云变幻的战争历史舞台，使他的军事生涯又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由于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公然纠集一些国家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霸占中国领土台湾，这就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0月初，敌军越过三八线，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推进，同时以空军轰炸、扫射中国边境城镇和乡村。美国妄图将战火进一步烧到中国东北地区的罪恶用心，已是昭然若揭。

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在10月初的几天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是否出兵援朝。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安排下，彭德怀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北京，于10月4日下午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领导层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分歧明显。彭德怀在会议上没有发言。

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他迫切需要知道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彭德怀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已经过一夜深思的意见：立即出兵到朝鲜作战。

在下午继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争论仍然很激烈。彭德怀在会上表达了自己主张出兵的态度。他后来回忆道：“第二天下午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国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观点极其赞赏，并且提议由彭德怀率领部队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

彭德怀时年52岁，长期的战争生涯令他患上不少疾病，更重要的是，他将面临的战争是一场极其艰难极其危险的战争，他后来写道：“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重任，走马上任，当天即乘飞机赴沈阳，紧急部署志愿军出国作战事宜。10月9日、14日，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军以上、师以上干部两次动员大会。

10月18日，彭德怀再次应毛泽东之召回京。根据目前朝鲜战局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原准备以防御为主的打法可能在迅速前进的敌人面前无法实施，于是，与彭德怀面谈了改变战略战术以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案，并决定第十三兵团于19日起开始渡过中朝边境上的鸭绿江。

10月19日，平壤陷落。当天下午，彭德怀到达安东（今丹东）。为尽早与金日成会晤，商讨作战问题，彭德怀决定先于志愿军各部队渡过鸭绿江。

于是，这位中国著名的将军，几十万志愿大军的统帅，就这样出发了。在此之前，世界上从没有过哪个国家的哪个军事指挥官会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彭德怀把他的指挥部全部甩在身后，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前进，而他自己仅带着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进入了朝鲜。

彭德怀没有来得及按规定改换北朝鲜人民军的将军服，也没有来得及去领已经给他做好的那件皮大衣，他身上仍然是他从西安穿来的那身粗呢黄军装。他面容憔悴，两颊消瘦，双眼红肿，一头短而硬的头发已经全部花白。

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州。吉普车在十字路口停下来问路，这才发现由于走得匆忙，没有带上朝鲜语翻译。这时候，有一个会讲中国话并自称是新义州委员长的人走上前来。在他的带领下，彭德怀见到了金日成派来的副首相朴宪永。在朴宪永的带领下，彭德怀又向另一个接头地点出发。

吉普车一路颠簸。参谋见彭德怀已经疲劳到极点，劝他睡一会儿，他嘟嘟嚷嚷地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遇到像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的被动情况。如果敌人保持這样的进攻速度，那么我们的部队很可能要打遭遇战了。”

20日黎明，彭德怀到达位于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在等待金日成消息的这段时间里，彭德怀明显的心神不定。这时，一直在下的雨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雪。彭德怀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渡江的详细情况，只知道他们一定是距离联合国军的先锋部队越来越近了。等待了一个上午，终于有了金日成的消息，会见地点在平安北道昌城郡北镇附近。在向这个地点前进时，狭窄的道路上塞满了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党政机关人员、军队和难民，车辆和人畜形成巨大的洪流，彭德怀的吉普车如同逆水而上的一叶小舟。在走走停停的过程中，载着电台的卡车掉队了，这意味着这位志愿军司令员彻底地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

直到21日上午，几经周折，彭德怀才见到金日成。

此后，根据冒着风险得来的情报，彭德怀把原定的阵地防御战改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个被国际军事界誉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也打了麦克阿瑟一个措手不及。这个享誉西方军政两界的美国“军神”，在与比他小18岁的彭德怀的较量中一再失手，不得不以黯然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曾经辉煌的军事生涯。

亲民爱民的老首长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彭德怀始终视自己为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他多次说过：“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他总是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将群众疾苦冷暖挂在心上，呕心沥血地为群众谋幸福，因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尊敬、爱戴和永远的怀念。

“群众好比是水，我们是鱼是树。如果没有水，鱼会变成死鱼，树会变成死树”

彭德怀一生倾注着对劳动人民真挚、深厚的感情，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说：“群众好比是水，我们是鱼是树。如果没有水，鱼会变成死鱼，树会变成死树。”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并在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就连在最艰苦的时候捋树叶、挖野菜，也规定部队不得在村庄附近与民争采。他亲自带领干部攀岩越岭到远处山中去寻，把近处、平坦处的野菜、树叶留给群众。

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镇，彭德怀总是抓紧时间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困者给以帮助。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移驻到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太行山区本来就十年九旱，加之日军的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根据地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便成为八路军建设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

彭德怀邀请麻田村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农，共同研究抗旱春播的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讨办法，最后有人提议：“咱这里虽是山区，石厚土薄，可河滩里的二三亩土地可不赖，只是眼睁睁地瞅着河水白白流走，却浇不上地，守着好地也打不下多少粮食。要是能把河里的水利用起来，浇灌滩里的土地，天旱照样能多打粮食，春耕下种就更不用说了。”

彭德怀闻言，频频点头，说：“这个主意不错，克服困难不仅需要临时措施，还必须有长远的打算。我看咱们就这样定了，军民一起动手，把河水利用起来。”会后，彭德怀抽调了八路军总部的几个同志，组成了一个水利建设技术小组，责成他们尽快勘察设计，拿出切实可行的水利建设方案来。

经过一番勘测，这个小组很快就完成了设计方案。彭德怀亲自对此方案进行了审查，说：“这个方案虽然搞得不错，但不经济……我们要立足于少花钱、多办事，多用点脑子，达到既要引水浇地，又要节约开支的目的。”随后，彭德怀与水利建设技术小组一道，重新进行了勘察设计，制定了一个用水车提水、筑土渠引水浇灌的新方案。当彭德怀把这个新方案拿到群众中征求意见时，老乡们一致说好。

1941年初春，河水刚刚开始解冻，天气还很冷。为了早日把河水引进旱田，彭德怀决定及早开工。他带头跳进冰冷的河水里，为坝基工程奠下了第一块基石。顷刻间，人们你追我赶，整个工地呈现出一片火热的劳动景象。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一条1000多米长、3米宽、1米深的引水渠建成了，一座结实的拦河坝竣工了，一架颇具规模的木制大水车造好了。当水车在河水的推动下，将河水一斗一斗地送往1丈多高的水池、而后顺渠流进干旱的农田时，这个十年九旱的山村沸腾了。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在严峻的战局面前，彭德怀仍十分重视减轻群众的负担，电令全军在休整期间，用自己的骡马驮运粮食，尽量不动用群众的人力畜力;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并身体力行，为群众分忧解难。1947年底，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由于遭受敌军的破坏，加上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群众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为了活命，把留作生产的一点种籽也吃掉了。针对这种情况，野战军总部发出一项倡议，号召大家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支援老百姓。彭德怀在会上要求：“要动员部队从每个人的口里节约粮食，帮助父老姐妹渡过难关。”部队积极响应，把晋绥人民送来的口粮尽量节省一些下来，支援群众。那段日子，彭德怀每顿饭都少吃半碗，身边的同志劝他多吃一点。对此，他深情地说：“部队缺粮时老百姓想到我们，现在他们缺粮断炊了，我们也要替群众想一想。”

与士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在战争岁月里，彭德怀待士兵亲如兄弟。长征时，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分给部下一半。他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面分一半嘛！”抗日战争时期，有人送他几筒从日军缴获来的炼乳，他硬要把它倒进炊事班的开水锅里，让战士们也能喝几口。他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1947年，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只有区区2万人的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率领的全式美械装备20余万大军经过三次交手，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为了寻找新的战机，彭德怀与习仲勋商议后，决定北上三边。时值6月，烈日当空，部队行进在漫漫无边的沙漠里，由于水源奇缺，很多战士因干渴而晕倒。年近50岁的彭德怀每天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他经常把分给自己的那壶水，拿去救助晕倒的战士。

在西府战役中，彭德怀看到一个战士受了伤还坚持带上机枪去赶部队，很受感动。他立即派人给这个战士洗脸、洗脚、包扎，然后，又将他送到医院。

颇令人难忘和感动的是，彭德怀吃“钱钱饭”的事情。1947年8月中旬，沙家店战役之前，部队已经开始缺粮，彭德怀指示受伤的马可以杀了吃。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部队向沙家店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经过一天的战斗，我军消灭了敵36师两个旅。战后，彭德怀下令部队迅速吃饭，然后到沙家店以北地域集结。有一个营支起锅灶却没有一粒粮食，正在发愁。这时，一个战士背着一袋东西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彭总听说你们没粮食了，派我把这些小米送来。”营长问：“彭总吃什么呢？”战士回答：“彭总会想办法的。”大家喝着香喷喷的小米稀饭，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大家才得知，送粮的战士走后，彭德怀请带路的群众想个“填填肚皮的办法”，最后只搞到一些粗糠和压得像钱币一样扁的黑豆，一起熬成稀粥，做了一顿“钱钱饭”。

彭德怀心细如发，时刻把战士的冷暖放在心上。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大山沟里。山脚下有一些当年挖矿时留下的洞，洞内经过修整，纵横相连，可以住人，但是非常潮湿。因此，彭德怀就住在搭建于洞口的一个木板棚子里，他的写字台则是用木头箱子垒成的。这个小板棚总是头顶漏水，四壁淌水，地下流水，冬季很冷。

1952年春，朝鲜人民军派来一个工兵连，要给彭德怀重新整修一下板棚，但他只让工兵连把通讯人员和警卫排住的房子整修了一番。过后，他得到了一个大电炉。每到晚上，电动机响起来时，他的屋子里立刻热烘烘的。等住在隔壁的警卫员们睡下后，他总是把电炉移放在门口，并把炉嘴对着他们的铺位。半夜，警卫员们发现后，又把它调了过去。但第二天起床时，警卫员们发现电炉又转过来对着他们烘烤着了。

1956年秋的一天，彭德怀来到青海省格尔木一带，视察一个负责物资转运的高山兵站。他不仅认真地察看战士们的劳动工地，而且还看了他们的住房、食堂。

彭德怀摸着战士盖的棉被，伸手接着板棚上不断撒落下来的尘土，向干部们询问道：“战士们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不冷吗？”干部们说：“冷，这样的房子既不挡风又不挡沙，早起时，被面上起一层霜。不过大家没意见。”彭德怀郑重其事地指示道：“要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入冬前一定要做好防寒准备。”

当晚，彭德怀就住在兵站，和大家吃一样的饭。半夜，他起来检查该兵站的哨位。发现哨兵在寒冷的夜晚未穿皮大衣。彭德怀很奇怪，问：“你怎么不穿皮大衣？”哨兵回答：“报告首长，我们没有皮大衣。”彭德怀又问：“为什么你们没有皮大衣？”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上级有规定，以一条什么河为界，河西才算高寒地带，发皮大衣、毛皮鞋;我们河东，没过界，所以不算。”

第二天，彭德怀经专门调查后发现：这个兵站因地势高，比河西有的地方还冷一些。他当即指示有关部门：“按实际情况发给御寒物品。”

过后，上级不但给该兵站的官兵们发了皮大衣等御寒物品，还配备了烤火的铁炉等设备。

“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利益”

彭德怀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艰苦朴素。他称“自己是一个勇敢农民”，终生不改其本色。

1940年，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群众只能以野菜充饥。当时，彭德怀日夜指挥战斗，累得身体一天天消瘦，大家心疼极了，便在他的野菜糊里加了一小把杂合面。此事遭到了彭德怀的严厉批评。他在党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彭德怀的“特权观”，缘于他曾说的：“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

师哲（俄语翻译家）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

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个挑水的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着的俘虏中有人认出中年人，指着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童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1957年8月，彭德怀赴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等地进行战役勘察。临行前，他特地给随行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是到院校和部队，一律住到一般干部和部队营房，不住招待所，不要惊动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二是各单位负责同志不要到车站迎接，只派一位管理员带路即可;三是坐火车去，买几张普通座票，同普通旅客坐到一起，不许单挂车皮。8月12日，彭德怀一行乘火车抵达张家口站，通信学院和当地驻军领导同志到站迎接，他一见面就沉下面孔表示不满并责问：“不是已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什么还要来？”让来迎接的领导同志十分尴尬。

彭德怀常常告诫干部：“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利益……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他对一些省、区在风景区内为中央领导盖专门的招待所深感不安。他同省里负责同志说：“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人民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也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这样搞，有什么必要？我们来了，住个普通招待所有什么不好？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

公私分明，绝不侵占公家一丝一毫

彭德怀曾对他的工作人员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他认为，只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一个“公”。他不仅要求工作人员这样，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公私分明，绝不侵占公家一丝一毫。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国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也出现了铺张浪费、追求名利和贪图享受的不良倾向。对此，彭德怀很有看法，并首先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敲起了警钟，提请全党“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又窄又旧，前面归另一家居住，东、西两厢除了与彭德怀一起生活的侄女住一小间外，其他的都是公用。所以彭德怀的住处拥挤不堪，他的一间屋子是办公、会客两用;饭厅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围坐着吃饭时，四周就不能走动了。其他侄儿侄女们来了后没地方住，只好搭地铺睡。

管住房的部门看到彭德怀的情况，就在什刹海附近另找了一个带有大院子的住处，房子两层楼，比较宽敞。秘书说：“这院子适合办公，离浦安修同志上班的北师大也近些。”彭德怀却不说话。侄女问他：“搬不搬？”彭德怀反问了一句：“你想搬呀？”侄女回答：“当然啦，永福堂那个地方多挤呀。”

彭德怀却毫不犹豫地说：“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咱们家没有多少人，不用住這么宽。再说，住在中南海里，门口有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一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

彭德怀的侄女上学后一直享受供给制待遇，1954年国家和军队干部实行薪金制，干部子女上学改由家庭负担。由于她是烈士的女儿，学校按规定继续供给，并为此写了信让她带回家。侄女十分高兴，一回家就把信交给伯伯彭德怀说：“今后国家供我上学。”谁知彭德怀却说：“不，你上学我应该管。”说着拿起铅笔就在信上写道：“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随即，彭德怀叫侄女把签署了他的意见的信交给学校。从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侄女上学，一直到她上大学。

1959年3月，彭德怀给湘潭县乌石大队写信。他此前到乌石镇调查时，生产大队曾送他一瓷坛蜂蜜，当时随员不敢让他知道。彭德怀回到北京几个月后，才知道这件事情，他立即给乌石大队干部许立仁、怡静两人写信，说明本拟将蜂蜜退还，但又不方便邮寄，特寄去30元，请转交大队。

1966年3月，被中央重新分配到西南三线工作的彭德怀，怀着巨大的工作热情，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调研行程。28日，他不顾山高路险，轻车简从登上云雾缭绕的西昌螺吉山，视察山上的畜牧场。中午时分，在牧场工作人员的热情邀请下，他在畜牧场场部食堂吃了一顿便饭。随后，工作人员以食堂规定的每人2角的标准上交了彭德怀一行十人的伙食费。晚上，当他得知交费情况后，随即给西昌螺吉山畜牧场党委书记田兴成写了一封补款信。信中写道：“田同志，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2角钱，实在太少。以6斤肉计每斤7角，即4元2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10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2角外，另补8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刚正磊落的伟丈夫

彭德怀在剖析自己时曾说：“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还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他刚正不阿、正气凛然、光明磊落而知错即改、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铁骨铮铮硬汉子品格，一直为人称道。

“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百团大战后不久，在延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同志对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彭德怀十分恼火，他决心和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做中间人。

一天晚上，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三个人坐到一起。谈话开始时，毛泽东首先开门见山地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接着，毛泽东平静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抬起头来，轻声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遵义会议上你老彭投的一票是颇有分量的啊！好吧，请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吧。”毛泽东接着说。

这时，周恩来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一条是把话说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

“那好，”彭德怀紧接着说，“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说我老彭有莫大错误我都能听下去，说我老彭有个人野心，反对你，是帮助蒋介石，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认账。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嘛！……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儿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意味深长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被彭德怀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恩来同志，你不反对吧？”周恩来说：“我举双手赞成！”

宽待“顶牛”部下

1947年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中20余万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红都延安，形势险峻。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只有2.8万余人。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他已于1945年8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远在晋绥前线。中央军委决定贺龙所属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后改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贺龙负责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的后方工作，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这些部队和他们的将领大多是贺龙带出来的。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就是从湘鄂西红二军团发展而来的老部队，号称“贺龙嫡系的嫡系”。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长期跟随贺龙转战南北，习惯了贺龙宽和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指挥风格迥异，性格暴躁，骂人是家常便饭。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而言，一时难以适应。

1947年8月上旬，第1纵队奉命攻打榆林，攻城两天没能得手。胡宗南急派36师驰援榆林。为避免腹背受敌，1纵队回撤，廖汉生心情很糟。这时彭德怀打电话来，话没有说两句，就开始骂人：“1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廖汉生本来就郁闷，开始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懷一骂，火直往头顶上窜，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放下电话，廖汉生动了粗口，随后他说：“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憋足一股劲：“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1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闻报，亲自带一个营增援，击退了追敌。

1947年10月，1纵队和3纵队攻打清涧。清涧城外的耙子山敌军主阵地久攻不下，1纵队伤亡较大。在前沿指挥的贺炳炎十分窝火，这时接到彭德怀电话，话筒传来炸雷般的吼声：“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听到彭德怀的话带火药味，也来了情绪，跟着吼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贺炳炎心里着急前线攻山头的事，“啪”地把电话筒摔了。但次日上午，他硬是把耙子山拿下了。

贺炳炎、廖汉生与彭德怀在磨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引起了主持后方工作的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找机会协助彭德怀解决这些问题，做好“补位”工作。

可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1纵队在配合6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彭德怀批评1纵队“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这件事其实是因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会上又将彭德怀的意思理解成1纵队“有意识地先走了”。彭德怀一讲完，廖汉生就站起来分辩：“什么叫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贺炳炎也站起来冲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参加会议的贺龙赶紧制止，十分严肃地对贺炳炎、廖汉生提出批评。会后，贺龙又把1纵队的领导留下来开了个小会，特地请了习仲勋参加。在肯定1纵队前段仗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之后，他毫不留情地批评1纵队领导：近来受到的表扬多了，骄傲了，听不进批评了！贺龙严肃地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贺炳炎、廖汉生主动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笑笑，连连摆手，在他看来，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摊在桌面上，哪怕拍桌子骂娘，都没关系。所以他并没有把“顶牛”的事放在心上，还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指挥方法上要改进。彼此沟通，坦诚相见，相互理解，上下级关系融洽了，指挥顺当了。1纵队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贺炳炎、廖汉生也成为彭德怀的爱将。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

彭德怀晚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时，写道：“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时，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抗美援朝时，彭德怀曾三次动怒骂人，但每次骂人均事出有因。

为了打好出国作战第一仗，彭德怀要第38军于1950年10月31日晚或11月1日拂晓前攻占军隅里，向新安州突击，截断进占云山、泰川美军退路，并同另三个军对敌实施全歼。

第38军军长梁兴初接到彭德怀10月30日晚的命令后，没立即率部出动，第二天才开始发起攻击;而且在前进途中，又和沿途零散敌人恋战，打打停停，结果又耽误了一天时间。他们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天即11月2日赶到军隅里地区，致使彭德怀入朝第一仗的作战计划没能很好实现。

11月13日，志愿军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党委副書记邓华总结中讲到这次战役由于第38军对敌情估计过高不敢大胆穿插，致使敌人乘机逃跑的情况时，彭德怀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用手掌猛地向桌子一击，吼道：“梁兴初！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违抗军令！……这是犯罪的行为！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彭德怀的这一次发怒对各军震动很大，在紧接着进行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打得很成功，特别是38军以果敢坚决的行动堵住了美军的退路，打得英勇顽强，使南逃北援之敌无法会合，在整个战役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志愿军经三次战役后，伤亡较多，兵员一时补充不上，而后方供应线又长达数百里，在美战机不停的攻击下，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彭德怀决定立即返回北京面见毛泽东尽快解决。

1951年2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召开。有些干部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本来就对苏联拒绝提供必需的空军、高炮部队的援助恼火，看到这种情况，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道：“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彭德怀的发怒，令居仁堂里气氛肃然。此后，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缓解了志愿军的断粮之苦。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的支援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1951年4月，志愿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根据美军的作战特点，彭德怀于5月22日电令各兵团后撤时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采取逐步后撤、节节狙击的战术，杀伤消耗敌人，掩护主力转移。在后撤过程中，第三兵团所属的第60军在北汉江南岸，遭到美军特遣部队的割裂，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5月25日该军位置偏后的第180师抢渡过北汉江后，被美军机械化部队隔离在汉江以北，同军部失去了联系。彭德怀得到报告后，立即电令第三兵团速派第60军第181师和第179师前去救援。第60军军长韦杰对派部队救援不积极，措施也很不力，结果该师数千人没有突围出来。

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教训的会议上，彭德怀在讲到第180师受损失情况时，非常气愤地让第60军军长韦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高喊：“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敌人的坦克汽车沿公路从180师前面过去了，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有敌人，后面也没敌人，部队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围出来嘛！哪有这样惊慌失措地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事后不久，第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第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惩处。

治军不手软，曾半年处理高官220人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由农村转入城市，中高级干部数量增多。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制止军队生活腐化堕落。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总政治部直接受理的师以上党员干部违法乱纪案件中，有30%属于生活腐化问题。

据罗荣桓的老部下冯征回忆，1953年7月，彭德怀带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签订停战协议期间，几个群众向他反映，有些军级干部存在居功自傲、追求享受的腐化苗头。彭德怀当即严厉批评了这几名干部。当晚，他向毛泽东汇报。

此后，总政派出工作组深入部队内部，调查居功自傲、追求享乐腐化的行为。半年内，查出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兵团级干部3人，军级干部12人，师级干部205人。调查处理的结果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4年8月8日，毛泽东将调查报告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印发全军。这就是《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指示》，又称“八八指示”。“八八指示”发出后，全军对高级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截止到1955年10月，发现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97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37人受到行政或刑事处分。

“我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

彭德怀为人刚直爽快，最反对虚伪和明哲保身，敢于坚持真理，有意见敢于直言。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

1958年，他去过湖南、河北、甘肃、青海、陕西等10多个省、区检查工作。在各地，他看到一些已经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大棵大棵的树被砍来烧炭炼铁，昔日的青山变成了秃岭，深为人民的生活担心。他对各地宣扬的亩产稻谷几万斤、红薯几十万斤的“高产典型”十分怀疑，便回到自己的家乡看个究竟。晚上，他在家里召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社员说话吞吞吐吐，各级干部报的亩产数差别很大。为了弄清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会后，他冒着寒风，来到吴公塘几丘没有收割的、被干部们称为的“高产田”边，几次蹲下去，扯出禾蔸根数。他对同去的干部说：“你们看，禾蔸这么小，禾苗像棍子粗一根，会有千斤一亩吗？我们那时在家作田，一亩扮上500斤就算好禾咧！”干部们也都承认，今年收成虽然算好，但实际上没有讲的那么高，亩产数字是喊出来的。

第二天，彭德怀又去看了公社炼铁厂。彭德怀通过对家乡的考察，对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增加了更大的疑虑。接着，彭德怀和周小舟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随后他又去自己30年前举行武装起义的平江县考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有一位当年负伤致残的老红军战士，看到老领导回来非常激动，从人群中挤过来悄悄塞给他一条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彭德怀看后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通过亲自深入调查了解，彭德懷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决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标准来衡量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责编/黄梦怡责校/张超、李希萌来源/《彭德怀：正气直言大将军》，徐焰/文，《北京青年报》 2001年5月8日;《重解长征之谜》，徐焰、马祥林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彭德怀在长征中的重大贡献》，崔向华/文，《解放军报》2006年10月20日;《抗日战争中的元帅将军》，萧泓、龚格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朝鲜战争》，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1日第1版;《永葆“勇敢农民”本色的彭老总》，颜慧/文，《学习时报》2020年6月15日等）

彭德怀大事年表

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

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5年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全面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5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