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君

《论语·学而篇》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里所说“学文”者，指的就是“作家”吗？

但在古代，有“作家”这个行当吗？

若说有，谁是“作家”呢？史籍中所称的著作郎、文学掾、编修、编撰一类的职官，并非是搞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要么是国史编录和典籍勘校，要么是“管理学校，教授弟子”，与今日的职业作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若说无，孔孟老庄、荀墨韩孙、屈原、马迁、三曹、韩、柳、欧、苏……他们不都是当之无愧的作家吗？况且，今日那些专职作家，又有谁堪与之比肩呢？

可见，起码在上古时候，是只有作家之文，并无作家之称、更无作家之职的。所以，如今虽然可在《三国志》和《晋书》中见到“作家”这个词，但其所指却都是治家、理家，与文学毫无关系。倒是明代的李东阳，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曾经写道：“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指唐代诗人，已有被称之为“作家”者。翻开《太平广记》，在二五五卷“王维”目下，也的确有“唐宰相王璵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这样一段文字，且文末标出，系引自《卢氏杂说》。而《卢氏杂说》乃唐人卢言所著。由此可知，当时的确已经有了“作家”这么一个称谓。但如果说，写作诗词歌赋的人被称之为作家就是起自于唐代，却并不敢断言。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历代典章制度中皆无“作家”一职，即便民间有文人结社，但文艺之事，毕竟也只是自家余力而为，一如孔子所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口中的这个“文”，与我们今日所言之“文”亦并非同一个概念。那时的“文”，不是今天诗歌小说戏剧意义上的“文艺”，而是一种礼乐活动，就如学者李零先生所说：“‘文是什么？是文化……不是公文档案，不是程文墨卷，更不是风花雪月、娱情写物的诗文。”孔子历来注重礼乐，把行礼作乐看作是修身养德的一项重要内容。礼乐之于道德，在夫子看来，道德为“质”，是主，礼乐为“文”，是表。文质彬彬，是为中和。所以，其为“文”者，只能作为躬行孝悌、奉行仁义之余事，绝不可本末倒置，将“余事”之“文”当作主事去倾力而为。

正因孔子那个时代的文人皆以修德为本，以守道为宗，故多“述而不作”，即使将文字付诸笔下，也都是随性而为，根本没有后来的那些章法与讲究。譬如一部《论语》，仅是弟子们把师生间的对话记录下来，长的犹如一篇短文，短的仅为只言片语，而且章不标题，言不归类，麇集而成一册，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作文之法”来。《老子》五千言亦然。全文只分成了德、道两部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老子德道经》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且文不分章，叙无前后，意随笔下，浑然天成。至有《庄子》出，虽然文章开始有了标题，且能以意行文，但毕竟不合于后来的文章规则，就如朱得之《庄子通义》所说“随意出词，绝无结构”。但庄子就是庄子，他的文章只本于心，并不拘于法。“庄子本是天纵之才，有思想的逻辑，却全没有作文的成规，欹侧旁出，任意挥洒，落笔遂成绝唱”。但就是这些不遵文法的文字，却让人一念再念两千余年，至今依然长盛不衰。迨孔子殒百年，孟子、庄子亦殁几十年后，文风才开始有了较大变化。据说，这个变化起于荀子。自他起，写文章便“据题抒论”，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构思和技巧。也许正因如此，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篇中才有了这样的话：“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

虽说文体日臻成熟，但吟诗作赋却依然归为“余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改变。何以如此呢？因为那个时候，吟诗也好，作赋也罢，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私好，从国家角度去衡量，与王道霸业无涉，从个人立身处世来审视，与仁德道义之大节亦无直接关联。古时候的那些士人，尤其是秦代之前的士大夫们，鲜有不问国事，不解民情，吃饱了饭，别的事不去做，只一味关起门来遣词炼句的，就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里所说的：“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者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这里，他虽将“文”与“质”区分了开来，但其所说的“质”，无疑是指“学而优则仕”。实际上，即便按照他的尺度，扬雄和司马相如也并非都“有文无质”。扬雄四十岁以后始游京都，侍奉成帝从行作赋，任给事黄门郎二十余年。司马相如虽被班固讥为“言语侍从之臣”，但他也曾先后担任过朝廷武骑常侍、中郎將等职，还奉命出使过巴蜀和西南夷，政绩还得到过汉武帝的首肯。至于说到后来那些文名鼎盛的大文豪，就更是“余力为文”了：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一代文风的韩愈，自登进士第，几乎一生都在为官，从监察御史到中书舍人，从行军司马到吏部侍郎，而驱笔为文，则直如夫子自道：“余事作诗人”;那个经历了“安史之乱”、写过“三吏”“三别”的杜甫，也先后担任过左拾遗、司功参军、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并非无官一身轻的采风者或是旅行家;而那位面赤壁为赋、临西湖行吟、一生著作等身、后来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文坛多诵他“大江东去”“千里共婵娟”，而普通百姓感念的，则是他苏堤兴利、惠州颍州治水等诸般德政;还有那位被称之为“词国第一”的辛弃疾，年轻时追求以武立身，曾领兵五十骑，于五万敌营中智擒叛贼，到了南朝，又献《美芹十论》《九议》等军国策论，并先后任职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对于填词炼句，他仅只视作“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陶写之具，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酒圣诗豪余事”……由此不难看出，古时单纯以“作家”头衔而入朝议事者，史无一例，倒是身处实务却又以诗文名留千古者不乏其例。仅在北宋，曾一度“参知政事”、同时又堪称诗文大家者，便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他们每一位都亲历过时代风云，而其诗文也都成为文坛上的一座座高峰。

正因古代“文乃余事”，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中，便不为历史上那些仅以诗文名世的文人骚客们立传。他拿文学家与史学家两相比较，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那些清词丽赋，因其不能直接“资治”，即便文名再大亦不干国，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多加关注了。其实，这样的观念并非起自司马光，颇具文名的扬雄就曾有过类似“诗赋小道，壮夫不为”的言论。曹植在其《与杨德祖书》中更是这样剖白心迹：“词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他那种欲建盖世之功、不溺辞赋章句的心志，毫不掩饰地坦露于笔端。就是到了今天，著名作家格非也同样认为辞赋乃为“小道”。他说：“文学虽为失败者的事业，然物有独至，小道可观。”在古人眼里，“雕虫篆刻”属于“小道”，故而视其为“余事”，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对此，大学者顾炎武与其友人李因笃还曾有过一番讨论：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恐怕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彦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

从中不难看出，自扬雄认为诗文“小道”，到司马光说“文者，儒之余事”，实可谓前后一脉相承。

其实在古代，没有任何名头的儒生，其社会地位并不高。据记载，元朝曾将时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儒者，居第九。“文革”时蔑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也许就是缘于此。

但世间之事往往就是这样：人不重我，我便自重！曾经是“文学青年”的曹丕发声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吁人不可小觑。的确，自魏晋以来，读书人开始有了“文学自觉”，于是便以玄谈、注书和吟诗作赋为能事。常日里更是抓住一切时机恣意张扬自我，处处彰显特立独行。还有一些人，尤其热衷于那顶“名士”的帽子。图名者，归根结底是为获利。这些人争先恐后去当“名士”，所求的无非就是能够进入仕途。为此，有人还恳请当时的社会名流给自己来一番“品藻”，然后拿出去四处宣扬，以便引人注目，得到官家的征辟。但到了隋唐，朝廷却不再靠荐举取士，改为了开科考试。如此一来，诗文作得好坏，便与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直接挂起钩来。于是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呼声渐起，宋真宗甚至以皇帝之尊编写了一首只能算作顺口溜的诗，劝人读书科举，并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作为诱饵。如此一来，由读书而入仕，而显达，自然也就成了文人光宗耀祖的“正途”，成为通向荣华富贵的“金光大道”。

皇帝老儿亲自出面倡导“学文”，还要“诱以官禄德”，恰恰说明，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大多是不念书的。这样一来，文盲便占了社会的绝大多数，乡间十里八村中一二识文断字者，自然也就犹如白鹤立于鸡群了。由此便生出一个问题：那些识文断字者，他们若不能为官家所用，往往便私下里谤议朝政。更何况，那些山林野泽里的所谓“遗贤”，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朝廷的一个讥讽。

其实，在古代，不仅有“受业难”的问题，即使满腹经纶写出书来，要想行世也非常困难。中国的雕版印刷直到唐代才真正兴起，但即便那时，一册书要雕版“梓行”也耗资不菲，绝非一般文人所能负担得起。而且，就算财力足够，出书还有个是否关碍朝政、主流社會是否容纳的问题。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一朝甚于一朝，不仅借编撰《四库全书》销毁了大量书籍，其言论禁锢更是厉害。史家孟森便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文字狱一兴，不免风行草偃，万马齐喑，读书人把“沉默是金”奉为圭臬。龚自珍因有诗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其时朴学渐盛，盖缘于此。但让龚先生始料未及的，是某些后来者反将文艺当成“致富项目”，视其为买卖。岂不知，艺术一旦成为商号的附庸，必然就会失去它的独立性，染上铜臭。